..续本文上一页修等比较基础的修行常识。学院注重学修结合，学僧每天跟常住僧人一起上殿诵经、坐香参禅，参加每半个月一次的布萨诵戒、初一、十五佛前上供等。学僧与常住僧人一起出坡种菜、上山打柴、烤竹笋干、打核桃等劳动。饮食与常住僧人一起过堂用斋。[[28]]
看来该学院的目的就是改变鸡足山及整个滇西佛教僧人不懂戒律清规形同俗人的颓败状况，它注重戒律学习、学修结合、劳禅并重，“是虚云老和尚为振僧纲、提高僧众素质而兴办的第一所佛教学校，为清除鸡足山浊气，振兴滇西佛教起到了巨大作用。[[29]]”
(2)传戒法，创办曹溪南华戒律学院。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广东省府主席李汉魂电函邀虚云住持南华，其《重兴曹溪南华寺记》第十条“传戒法立学校以培育人才”云：
今兹佛法衰微，三门涂炭，岂非无因？无奈释子挂名受戒，而不遵崇；外服袈裟，行同凡俗。是波旬徒属，作狮子身中虱耳！云为挽颓风，捐费信施财物，成兹大厦，意欲一一如法，培植人材，常转*轮，慧命是续。因此建立长期戒坛，逢年传戒，道不论远近，人不论多寡。依时而来，传受戒法，期满后入学戒堂重行熏习，以资深造。不受寄名，不容简略，肃戒律也。[[30]]
如法地传戒法可以常转*轮、挽救佛法于衰微。惟升法师说：
为了让刚出家的年轻人明白戒律的重要性，养成学戒持戒的良好习惯，1943年春，虚云老和尚着手创办“曹溪南华戒律学院”。6月，李济深先生来寺小住，看过虚云老和尚亲自起草的《曹溪南华戒律学院章程》后，认为恰当，高兴地为学院写了牌子[[31]]，学院随后成立。
虚云“又于宝林门内办义务小学，收教乡村贫民子弟[[32]]”，说明他注重改善佛教与世俗社会的关系，为贫民子弟种下善根佛种。
(3)创办鼓山佛学院、真如寺佛学研究苑。
虚云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住持鼓山，先是改革寺制、整理道风。“复鉴于青年僧人很多，为恐少年废学，乃有学戒堂之设，后来改为鼓山佛学院。宗镜、大醒、印顺、心道等法师，先后任教。慈老法师主讲时，改为法界学院。”[[33]]另载，虚云“请苏州灵岩慈舟法师主律院，慈法师深究律宗，弘扬净土，皆巍然法门龙象也。又创办佛学社，以造就年轻学子。”[[34]]
1957年6月，“(真如寺)住持海灯，开讲《法华经》，并择青年比丘三十人，成立佛学研究院，以造就僧才。[[35]]”
(4)为筹办中国佛学院出谋划策。
1955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虚云在《云居管见》一文中“以极其愉快的心情，期待这次会议通过成立中国佛学院的决议。”他说：
佛学院一成立，就可根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精研教理，努力修持，以造就弘法人材。中国佛学院的筹办，我认为最好能由各地推举或由中国佛协邀请各宗巨匠云集来京，共同研学。又我认为佛弟子的日常生活、衣食住等有可以权变的；惟三学思想，即戒定慧等理论,不能改动。[[36]]
该建议呼吁各宗共同研学，无门户之见，又为佛教在新时期的变与不变指明了方向。
2、注重师资选培、主张农禅结合。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教育可与世俗教育互为补充，二者有许多共通之处。比如，除了要高素质的学生，还要有良好之师资。虚云制定的《教习学生规约》云：
举世茫茫，赖有人焉，弘传正法，使觉树凋而复茂，慧日暗而再明。……
学规云：“师者人之模范，不惟人才所由育，亦治乱所攸关。”何也？彼童子而教之以正则正，习之于邪则邪。……况我佛子欲明心见性，入圣超凡？非藉经教以端其根本，戒律以严身心，禅定以扫其根尘，智慧以开其聋瞆，学而时习，庶易培植。此师资所以不能不慎也！[[37]]
宁波七塔寺华严学大师溥常于“民初，应虚云和尚之邀，卓锡滇中五六载，创办佛教僧校，立佛教滇藏支部。”[[38]]僧校应该就是滇西宏誓佛学院及其前身滇西宏誓佛教学堂。
虚老弟子林远凡“因忝附门墙，尝亲受嘱咐，任南华戒律学院讲席，见公身教言教，都直截根源，脱落窠臼。”[[39]]据惟升法师说，该院“任课的法师有乐观法师、知定法师、宣化法师等，都是学有心得、严持戒律的法师。”[[40]]
“他还邀请了当时激进派里边最有名的大醒法师到鼓山去讲课。这是不可思议的。大醒法师是太虚大师门下四大弟子之一。”[[41]]这表明虚云延请名师不拘一格，他也不反对佛教改革中有利于佛教发展的部分。
农禅并重向为禅宗优良传统，虚云很好地继承并应用于佛教教育之中。他为增加国家生产、弥补寺庙粮食不足，达自给自足的目的，以维护祖庭为宗旨，特制定《农场组织简章》，其中规定除去因工作或体力原因不能参加者，“每人应垦种荒地最少三十丈”[[42]]。1953年，虚云出席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时的第三个提案的案由就是“为图谋自力更生，倡导计劳受酬，以维佛门根本案。”[[43]]这不仅改善僧众生活、减轻社会负担，而且培养出一大批能光大佛门优秀传统的接班人，如佛源、净慧等法师都是当年大觉山农场成员。
3、因机施教、遍参高僧。
虚云一生建丛林八十余，每建一寺，则恢复丛林制度，严肃清规戒律，这些寺院因之而成了佛教道场的楷模，佛教传播、修持中心。所到之处，他常在禅七或在生活中开示指点迷津，甚而以书信等方式启发学人。1955年，虚云在一次农场插秧时说：“佛法非同异，千灯共一光，你们今日插秧，道就在你手上。坐卧是道，插秧是道，低头是回光返照。水清见天，心清就见性天。”[[44]]“不要只知忙于插秧，就把修行扔到一边为要！”[[45]]《虚云法师年谱》和《虚云老和尚法汇》等书多有此类记载，此不赘述。
据汪青云《武昌闻法记略》回忆：“(虚云)在接引学人时，总是因机施教，于念佛一法提倡尤力。他说：“法无高下，贵在契机。”并力陈分门别户的恶习对教内团结的害处。”[[46]]
丛林教育模式下，一位法师往往要拜很多师父、遍参许多高僧,最后才成为一名大家。虚云一生拜师或亲近的高僧主要有涌泉寺常开上人、鼓山妙莲和尚、天台融镜法师、焦山大水和尚、金山寺观心和尚及新林寺大定和尚、扬州高旻寺朗辉和尚、金陵松严上人及杨仁山居士等20多人，他们都给予虚云大师以法雨滋润，所以他在接受新式的佛学院教育之时就请了各宗法师来授课，同时也鼓励弟子、信徒多方参学。
4、重视藏经、著述和整理文史资料。
星云大师认为：“在佛教的观念里，最早就是开设藏经楼,藏经楼就是存放经书的图书馆。我们知道,一所大学办得如何,就看他的藏书多少，所以过去佛教的藏经楼就是学术中心。”[[47]]这个学术中心是佛教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供僧俗学习、研究之用，也是传播佛教、延续文明的堡垒。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虚云进京请得云南首部《龙藏》，1909年请回到了鸡足山。黄夏年认为：“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汇，古人认为，藏经的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三宝中的法宝，而且是续佛慧命的根本所在，佛教能不能流传下来，与图书的整理与传播有着重要的关系。”[[48]]虚云住持南华寺时，“三十年辛巳，将大殿之后，灵照塔之前，建法堂一座，其上为藏经楼，内藏二十五年由北京请回《龙藏》全部，《大藏遗珍》全套，又李伯豪主席送《碛砂藏》一部。”[[49]]1954年夏，在云居“首建成法堂一幢，上为藏经楼，置《碛沙》、《频枷》各一藏。[[50]]”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十二月，虚云由曹溪移锡云门，重兴大觉禅寺，“数年来先后请得经律论诸部，并由妙云比丘供养《日本大正藏经》一部，陈宽培、何宽智，供养《碛砂藏》、《续藏经》各一部，叶遐庵供养《大藏遗珍》一部，均安奉藏经阁，任学人请阅。[[51]]”“任学人请阅”，无疑广结佛缘，促进了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体现寺院藏经对社会应有的责任与贡献。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虚云将鼓山涌泉寺藏经补足陕西所藏残缺的部分，使这埋没数百年之宋版藏经又流通于全国。抗战胜利后,由虚云、圆瑛等发起组织增修大藏经会,刊行《民国增修大藏经》[[52]]。他同时对重修《藏经》提出个人看法：“兹事体大，尚望慎始。若为继续搜罗近代大德事迹，不若如日本《续藏》之保存古迹，犹为易事。倘倡编新藏，则尚祈审议。”[[53]]
正如虚云所说：“欲转*轮，不离文字，确是铁一般的必然定律。本社同人，看透此着，因而创办《圆英》于广州。”[[54]]为了*轮常转，除了创刊以外，虚云还积极整理整理大藏经及其他佛教文献史料，并亲自著述。1932年起，请张玉涛(观本法师)整理鼓山经藏、整编《鼓山宗图》，虚云住持了修补元延佑中叶的《大般若经》等三部大经，增订《佛祖道影》，修订《鼓山联芳集》，校正《星灯集》、重刊《云居山志》等活动。为弘扬正信的佛教，虚云著有《楞严经玄要》、《心经释》等，惜毁于“云门事变”。今存部分，后人编为《虚云和尚法汇》、《虚云和尚法汇续编》、《虚云和尚全集》等。
(二)爱国爱教、热爱和平。
诚如《坛经·般若品》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教要主动承担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正确处理佛教与世间的关系,才能保证佛教充满生命力与创造力。
虚云一直都是爱国爱教的，他通过开示、传戒、办学等培养僧俗的社会责任感、正义感，使得他们能够关心社会、明辨是非。他如是说如是行，所以光绪皇帝才加赠鸡足山迎祥…
《虚云大师振兴佛教及其佛教教育思想(胡孝忠)》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