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專事僧尼與蕃地事務的宣政院並沒有予以製止和妥善解決，相反卻火上澆油。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已酉)宣政院且請“(凡民)歐(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之旨。［54］對此成宗、仁宗曾試圖加以限製，然而收效甚微。到了皇慶延祐以後，情勢更加嚴峻：“……宣政院……恃寵怙威，公行賄賂。僧道詞訟數倍民間，如好盜殺人不法事往往見告。”［55］僧人恣意犯法、屢禁不止之根源在于元製法律之不平等，對僧俗失之不平，對僧訟失之放縱。僧人犯法，例歸宣政院受理，偏頗之處比比皆是：

　　諸僧、道、儒人有爭，有司勿問，止令叁家所掌會問。

　　諸僧人但犯奸盜詐僞、致傷人命及諸重罪，有司歸問，其自相爭告，從各寺院住持本管頭目歸問。若僧俗相爭田土，與有司約會；約會不至，有司就便歸問。［56］

　　僧人不僅享有上述特殊的法律地位，而且可以無視法律之嚴肅與公正，操縱法律。其最大的表現在于是帝師或上層高僧常常以佛事爲由請求釋放重囚，謂之“禿魯麻”，當然所獲重囚不會是百姓犯法者，均是達官與豪民：

　　西僧爲佛事，請釋罪人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後禦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雲可得福。［57］

　　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雖大臣如阿裏，阃帥如必實呼勒(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誅。宣政院參議李良弼，受赇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余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夤緣幸免者多。［58］

　　只要賄賂僧人或打著帝師之名就可逃之夭夭，不受法律製裁！

　　僧人請釋重囚之數量，僅據《元史》與《新元史》所載就不下數百人，而沒有記載的何其之多！釋放囚犯(好些是死囚)的理由五花八門，有“用帝師奏”者，“皇帝即位用帝師奏”者，皇室人員有疾、祭日或誕辰請釋囚者，帝師或皇室修佛事者，爲皇室祈福者，甚至某高僧圓寂也得釋囚。這種破壞法律、擾亂政紀之事，元廷並非毫不知曉，也有人屢次反對，［59］並皆得到皇上采納，但收效甚微。到大德十二年(至大元年，1308年)，又提出一個折中的辦法：“敕內廷作佛事，毋釋重囚，以輕囚釋之。”［60］這無異于五十步笑一百步耳！

　　針對這種惡劣情況，有時皇帝也怒不可遏。皇慶元年(1312年)冬十月，雲南行省右丞算只兒威有罪，國師搠思吉斡節兒奏請釋之，仁宗皇帝斥之曰：“僧人宜誦佛書，官事豈當與耶！”［61］

　　皇慶二年二月，功德使亦憐真等以佛事奏釋重囚就未曾得允。同年夏四月乙酉，禦史臺臣言說，“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外任之官，身犯刑憲，辄營求內旨以免罪。諸王、驸馬、寺觀、臣僚土田每歲征租，亦極爲擾民。請悉革其弊。”所請獲准。而遺憾的是就在當年秋七月癸已，“以作佛事，釋囚徒二十九人。”［62］可見事態並沒有得到遏製。西僧釋囚始終禁而不止：泰定叁年(1326年)十一月癸卯，“中書省臣言，西僧每假元辰疏釋重囚，有乖政典，請罷之。”可同年十二月照樣“命帝師修佛事，釋重囚叁人”。［63］

　　我們上文已經談過，元朝初立時忽必烈曾在八思巴的配合下派專人健全了驿站製度。而後來西番河西僧人往往以赴京爲辭，任意來往，而運輸的都是將要販賣營利的私貨，選擇最好的馬匹，並超負荷地役使人畜。如此濫用，驿站製度必壞。其橫行霸道之狀有如《元史·釋老傳》所載：

　　泰定二年，西臺禦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汙女婦。

　　更有甚者連皇室人員也敢毆打：

　　(至大二年)，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幾八刺妃忽禿赤的斤爭道，拉妃墮車毆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诏釋不問。

　　平民百姓與下級官吏就更不放在眼裏了：

　　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訴諸留守李壁。壁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執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壁發，捽諸地，捶撲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64］

　　世祖遣通事脫脫護送西僧過真定，僧捶驿吏幾死。［65］

　　天子腳下，居然都可以明目張膽地毆打王妃、欺壓百姓，那麼，在杭州的江南釋教總統楊琏真加掘舊宋徽宗以下諸陵寢、竊取墓葬珍寶之惡劣行爲，當然“順理成章”而讓人們“見怪不怪”了！［66］

　　(叁)影響朝廷政治，導致國家衰敗

　　元廷崇佛，可謂“國策”之一。因此，凡與僧尼之事相關者，無不大開綠燈，毫無節製：自忽必烈始，曆朝經常舉行各種耗資巨大的佛事活動；動用國庫修建各式各樣的佛寺；對僧人的賞賜錢帛土地、金銀財寶樣樣不少，而且數量有增無減；刊印佛經所費金銀無度等，使國庫漸空，民用不足。《新元史》載鄭介夫有“今國家財賦半入西番”之驚呼，不無道理！［67］

　　經濟衰頹，國本喪基，國之將亡！此大勢也。然而，導致這一結果主要原因之一還是藏傳佛教地位至尊、元廷皇室崇佛無度所致。

　　正如上文所述，皇帝對帝師之尊寵，至高無上。百官朝會，帝師有專席于坐隅，“王公大臣，見必伏首爲禮。”［68］不但帝師法旨與皇帝诏令並行西土方爲有效，而且其所頒“法旨，護持各路寺廟，居然宣示，其始修辭理，竟與綸音相似。”［69］

　　中國傳統的帝王尊嚴在元代可謂備受藏傳佛教之侵蝕，儒術之臣無不爲之憤慨，鄭介夫對帝師至京，傾城朝野相迎就頗有微辭：“往年帝師之死，擇取小帝師來代，不過一小庸厮耳，舉朝郊迎，望風羅拜。”［70］對于皇帝要臣僚百姓都受佛戒，身爲色目人的元代廷臣廉文正就毫不客氣地頂撞了元世祖忽必烈：

　　世祖一日命廉文正受戒于國師，正對曰：“臣已受孔子戒。”［71］

　　當然，這些都是混濁的大海裏扔下一兩顆石頭子而已，不會有什麼作用。元廷崇佛之風照樣一代勝過一代。到了元朝末代皇帝順帝之時，已經是不可收拾了：順帝，即元惠宗妥歡貼木爾，甚喜藏傳佛教薩迦派的秘密戒法，即位後，愈加癡迷。當時的宣政院使西僧哈麻爲了討皇上歡喜，陰進西番僧以秘密法媚帝，爲此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禿魯貼水兒得寵于帝，而朝廷卻成了君臣淫態百出之所，君臣男女整天沈溺于斯，皇帝長期不理政事。［72］爲了修習上述戒法，所謂“倚納”輩成了十足的幫凶，他們在皇帝面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爲約相讓以室，名曰些郎兀。他們還用耳目刺探公卿責人之命婦，市井臣庶之麗配，媒入宮中，數日乃出。此外，還專門建造了上都穆清閣，連延數百間，並秘密室于修文殿旁，好事房于鹿頂殿側，取婦女實之，以備修習之用。［73］

　　在濃郁的佛教氛圍熏陶下成長起來的順帝太子，當然也迷戀佛法。他“常坐清甯殿，分布長席，列坐西番高麗諸僧，從其講誦。”［74］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元順帝居然擔心其子不曉秘密法，對他說“秘密可以益壽”，並令禿魯貼木兒教之。未幾，太子亦悅此道。寢假而傳遍內廷，而傳之宮外，蔚爲時尚。真是朝野內外、廷內宮外無不充斥著這股邪氣淫風：

　　元時婦人一切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時時延帝師堂上。戒師于帳中受戒，誦咒作法。凡受戒時，其夫自外歸，聞娘子受戒，則至房不入。妃子之寡者，閑者間數日則親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汙，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風流行中原。［75］

　　除此而外，還有所謂“十六天魔舞”者，皇帝可謂百看不厭，樂此不疲，還專門爲此建造高閣，“飛橋舞臺于前，四欄引翼。每幸閣上，無魔歌舞于室，繁吹導之，自飛橋西升，市人聞之，如在霄漢。”［76］天魔舞者，本西番佛曲，法式淫蕩：

　　時帝怠于政事，荒于遊宴，以宮女叁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十六天魔，首垂發數辮，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绡金長短裙、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绶帶鞋襪，各執迦巴喇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筝、蓁、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疊不花管領，遇宮中贊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余不得預。

　　《元史·哈麻傳》裏亦有詳述：

　　又選采女爲十六天魔舞。八郎哥，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無，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心，醜聲移行，著聞于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

　　縱有臣僚勸谏，皇帝不但不聽，反而想方設法躲避，其法荒謬可笑，甚至掘地道以躲“宰相以舊製爲言”。［77］這樣的朝廷不垮才怪！只待時日而已。據《元史》載，至正二十七年 (1367年)八月丙午，元順帝見大勢已去，诏命皇太子總天下兵馬。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閏月，元順帝自己北集叁宮後妃、皇太子、皇太子妃，逃到應昌府。同年八月，大明兵入京城，國亡。明洪武叁年(1370年)五月癸卯，大明兵襲應昌府，皇孫買的裏八喇及後妃並寶玉皆被獲，皇太子愛獻識理達臘從十數騎遁。大明皇帝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號曰順帝，而封買的裏八喇爲崇禮候。［78］

　　好一個“順”字了得！一語道破元亡之玄機而令後人浮想聯翩、感慨萬千！在筆者看來，元順帝之“順”，其功勞之一在充斥元朝百年朝野的藏傳佛教。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能如此迅速奪取天下，實際上應該給藏傳佛教記上一個頭等功！［責任編輯　李登貴］

　　注釋：

　　①窩闊臺(Okodei，1186～1241年)，又譯兀窟、月古歹、月可臺、月闊歹、斡歌歹等，蒙古汗國第二代大汗，成吉思汗正妻孛兒臺所生第叁子。

　　②成吉思汗臨終時給兒子們留下了聯宋滅…

《藏傳佛教在元代政治作用和影響(王啓龍)》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