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性具的原理，因此是修性不二，修中叁千，已是性中叁千所本具，故稱理具隨緣。
山外派學者認爲只有真如才能隨緣，以爲隨緣的便屬終頓圓教，而別教真如是不能隨的，因此群囂嚷嚷，反對大師講別理隨緣。而大師則講真如隨緣通于兩教(別圓)，將隨緣作爲圓別二教皆具足的能力，而另把是否談性具作爲區分“別”“圓”的標准。這就是大師在《十不二門指要鈔》中所指出的“故知若不談體具者，隨緣與不隨緣皆屬別教”的義旨所在。
由于別理隨緣是知禮大師立足于天臺性具說而加以闡顯的微妙之法，對後世天臺思想發展影響頗大。故宋代法登大師贊曰：“立別理隨緣，乃中興一家圓頓之教。”(《議中興教觀》)
3、性具思想
知禮大師的性具思想源于智者六師“一念叁千”的命題。大師契會祖意，強調性具十界、十界互具互容，指出不變隨緣之心(妄心)和隨緣不變之性(法性)互爲表裏，共同構成了叁谛圓融的法體。即爲“介爾有心，即具叁千”。
大師在《十不二門指要鈔》中講：“他宗明一理隨緣，作差別法，差別是無明之相，淳一是真如之相；隨緣時則有差別，不隨緣則無差別，故知一性與無明合方有差別，正是合義，非體不二，以除無明無差別故……今家明叁千之體隨緣起叁千之用，不隨緣時叁千宛爾，故差別與體不二，以除無明有差別故。”明確指出差別不僅是無明的産物，亦是法體固有的成份，若欲除去無明，關鍵不在于除息差別，而是在于主觀認識上達到“圓斷圓悟”。即：“叁千在理，同無明；叁千果成，鹹稱常樂；叁千無改，無明即明；叁千並常，俱體俱用。”
性具叁千是以知禮大師爲代表的山家派的宇宙論、根本世界觀。隨緣之心和不變之性是性具叁千的兩種展開方式，亦是凡聖世界諸差別及生死流轉、涅槃還滅的根據。
大師認爲性具叁千既是邏輯前提的一般性概括，也是果佛所證的終極真理，而對于性具叁千的體悟，則應在隨緣之心和不變之性之間，遵照六即成佛的修行次第逐漸成就。大師雖然認爲性具叁千即諸法實相的特性，舉一全收，而同時，大師更注重“全理成事，定分內外，彼此角立”的矛盾事物在性具中的融攝與互具互收，故其在《四明十義書》中講：“今據此教文，若內若外，若心若色，趣觀一境，皆具叁千，以互具互收故也。”並講：“故了萬法唯心，亦了萬法唯色，萬法唯聲、唯香、唯味、唯觸等。”色是心的客觀內容，離開色，心則變得空洞而莫可名狀；心是色的主觀印象，離開心，則色亦無法被認識。故知，心具是指內心，而色具則屬外色，依內心觀察外在一切法，觀外色而一切法趣于色。所謂內外的區別，只不過是心與境的相對概念而已。即如湛然大師大《止觀輔行傳弘決》中所講的“若色心相對；則有色有心，論其體性，則離色無心，離心無色，若色心相即，二則俱二，一則具一。”如此，色亦具足叁千，五蘊充滿全法界，在妄心之中，既有心之叁千，也有色之叁千，內外融泯，即稱性具叁千。
4、理毒性惡思想
理毒，又稱理性毒害。理，是理體、真如義。毒，是毒害，相當于惡。
山外派智圓法師認爲理性自體是無染，因無明之迷，生起一切現象而成毒。理毒並不是真如法性本具的，故理毒可滅；性惡，即性毒，性惡法門不能破，性毒無法滅除，故理毒非性惡，可知這種理論受《大乘起信論》的真如思想影。向頗大。
知禮大師作《<對闡義抄)辯叁用》對智圓法師的說法加以問難。指出智圓法師的觀點只是別教的說法，沒有達到圓教的水准。圓教主張理毒即性毒。智圓法師以爲所迷的真如理性不具有“叁障”(煩惱、業、果報)的汙染，而是因無明之迷而另有叁障。這種別教的說法導致圓融相即的“即”字的意義也就不能成立。而圓教則不同，它認爲所述的真如理性原來就本具叁障汙染，所以在事相上時時現出叁障，在其還原而成就叁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時，染毒仍在，叁障與叁德可以互具互融，這樣才合乎圓融相即的“即”字的意義。
圓教所消伏的理毒，是自體中內藏的性毒——性惡。消伏性惡的圓教，不必別教那樣能所因果對立，純然是應無所住的自然運行，至于能消伏的一心叁觀及所消伏的理毒，當體即是不二，這是圓教的旨趣所在。
衆生既有善性(性善、修善)，又有惡性(修惡、性惡)；有肯定的方面，又有否定的方面。衆生須要通過內在矛盾的同一展開，即內在轉化工作的展開，斷除修惡(貪嗔癡等煩惱)，真正體達性惡(同體大悲、無緣大慈之心)，由此善觀自心，自度度人，如法修持，方可走上菩提光明大道，圓滿究竟的佛果。
5、淨土思想
知禮大師除了主張天臺止觀修行法外，還特別重視智者大師在《觀經疏》中所倡導的淨土實踐。大師以《觀經疏》爲主導思想，用臺宗獨特的圓頓觀法組織念佛法會，並結淨土蓮社，邀集同道稱名念佛，且勤修忏業，清淨身口意叁業，除去貪嗔癡諸毒，生起清淨心，虔誠禮佛，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大師在隆興臺宗的同時，兼宏淨土思想作爲修行輔助，並著《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觀無量壽佛經融心解》等法典，廣爲流通，平常忏事也以修彌陀忏爲主。大師所創設的念佛施戒法會，後曆時一百九十年而不廢。如此臺淨雙修，對後世臺淨二宗更趣融合影。向殊深。
四、大師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及影響
中國曆史進入宋代以後，是佛教與我國傳統文化全面融合的深入階段。知禮大師順應時代發展潮流，以淵博的學識、精嚴的功行、高尚的情操、大無畏的勇氣和魄力，積極推動臺宗的義學向高層次發展，並針對一部分臺宗門人(山外派)混淆天臺宗與華嚴思想特點的狀況，展開叁次大論戰，匡扶宗義，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進一步鞏固和完善了天臺宗的思想體系，爲臺宗的再次複興且超越于華嚴宗之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大師解行並重，慈風遠被，弘法利生，不遺余力，深得道俗敬慕、皇室尊崇。大師接受诏賜紫袈裟及“法智大師”的尊號，廣修寺宇，提高了僧衆的社會地位，有力地擴大了佛法傳播于世的範圍。
大師創建念佛施戒會，叁根普被，利鈍全收，大化世俗，影。向深遠。因此，《佛祖統記》卷八贊曰：“四明法智以上聖之才，當中興之運，東征西伐，再請教誨，功業之盛，可得而思……判實判權，說修說性，凡章安，荊溪未暇結顯諸深法門，悉表而出之，以爲駕禦群雄之策，付托諸子之計。自荊溪而來，九世二百年矣，弘法傳道何世無之，備衆體而集大成，辟異端而隆正統者，唯法者一師耳……”功業威威，言傳不盡。
《知禮大師的生平及思想(佛智法師)》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