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如何弘揚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
李富華
內容提要：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是從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的開放性格；重視文化建設，始終把佛教學術事業視爲自身發展的生命力； 自力更生的求生精神；重視僧人修學製度幾個方面表現出來的。這些傳統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未來的佛教要發展，一是要適應當代思潮，順應社會發展的規律；二是要提高僧人品學的素養，造就一批高層次的佛教學者；叁是把握住弘揚佛教文化這一中心課題。
作者：李富華，1939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兩千年來，一種創始于印度的古代宗教能在中國紮根並獲得廣泛的傳播，這自有它許多的道理，其中，中國佛教自身形成的許多堪稱優良的傳統，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概括的說，這些優良的傳統有如下幾點：
一、中國佛教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的開放性格
中國佛教首先是由一批外籍僧人傳入的。在他們傳播佛教的最初年代，就很少有門戶之見，力求把佛教這種外來的意識形態，融會于當時中國傳統的精神生活之中。這樣，佛教就很快適應了新的環境，爲他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立足並求得發展創造了條件。
兩漢之際，由于自秦漢以來許多帝王的信奉，使得谶緯迷信、神仙方術盛極一時，因此，初傳的佛教就遠不是佛教在印度的原樣，而是以一種神仙方術的面目出現，有所謂：
佛者，谥號也，猶名叁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汙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爲佛也(《弘明集》卷一《牟子理惑論》)。
這裏所描寫的佛，並不是印度創立“四谛”、“八正道”的釋迦牟尼，而是會飛行變化的神仙方士。正因爲這樣，在當時，佛教被作爲祠祀的一種，受到一部分人的信奉。此後一直到叁國時代，這種情況也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其情況正如《高僧傳》卷一《昙柯迦羅傳》所記：
昙柯迦羅……以魏嘉平中(249— 254)來至洛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禀歸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設複齋忏，事法祠祀。
即叁國時代的佛教仍然被視同“祠祀”一般。
在漢魏時代，如楚王劉英及稍晚的漢桓帝，都信奉“黃老”或“好神”，他們也把佛作爲神而祠祀，楚王劉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漢桓帝則于“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而最初傳播佛教的一些著名的外籍僧人也往往被描寫的如同方士一樣而載入史冊，如《出叁藏記集》記東漢譯經家安世高“外國典籍，莫不該貫。七曜五行之象，風角雲物之占，推步盈縮，悉窮其變；兼洞曉醫術，妙善針脈，靓色知病，投藥必濟；乃至鳥獸嗚呼，聞聲知心”。
在兩晉南北朝時代，玄學興起，老莊之學，清談之風，成爲時尚。這時的佛教，與這種時代背景相表裏，形成了以般若學爲主流的佛教學術思潮，如同湯用彤先生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中所講：
夫《般若》理趣，同符《老》《莊》；
而名僧風格，酷似清流，宜佛教玄風，大振于華夏也(卷上，108頁)。
正是在這種玄風的影響下，佛教“義學”在南北朝時期得到了充分的開展。繼般若學的“六家七宗”之後，隨著翻譯典籍的大量問世，出現了一大批諸如成實師、涅槃師、毗昙師、地論師等佛教學派，一時名僧輩出。佛教經過魏晉南北朝300余年的發展，已經在中國大地上牢牢地紮下了根。
隋唐時期，中國佛教宗派相繼建立，標志著佛教已完全中國化。這一時期，儒、釋、道叁教鼎立和相互融合已形成思想文化的基本特點。中國佛教正是以十分開放的性格，不抱任何門戶之風，不斷吸取當時當地具有主導地位的思想文化，使自己的教義適應時代的需要，以求得生存和自身的發展。
綜觀中國佛教的發展史，中國佛教從來不拒絕外籍僧人和外來的影響。這種情況當然與佛教最初是由一批外籍僧人傳入有關，但在以後的曆史上，外籍僧人一直十分活躍在中國佛教的各種活動中。這一方面表現在自漢魏至宋元時代佛教典籍的翻譯事業中，外籍僧人一直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些著名的翻譯家，如南北朝時代的鸠摩羅什、求那跋陀羅，唐“開元叁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北宋初年的天息災、法天、施護等，都曾得到最高統治者的禮遇和僧俗各界的尊崇；另一方面則表現在外籍僧人，特別是隋唐以來，大批地來到中國留學，訪經問道，他們始終一視同仁地受到中國佛教界的歡迎；中國佛教界也毫無保留的向他們敞開大門。正因爲這樣，中國佛教才走出國門，在高麗、日本及東南亞的部分國家得到傳播，中國遂成爲真正意義的北傳佛教中心。
中國佛教僧人爲充實自己，發展中國佛教，還成批地走出國門，或遠涉重洋，或西走沙碛，克服了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到佛教的發祥地印度及南亞、中亞各地，去尋根逆源，求取真經，譜寫了十分悲壯、可歌可泣的西行求法史。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在歸國之後，爲中國佛教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國佛教從來不妄自尊大，在處理與世俗政權的關系時，始終嚴格地服從當時當地政府的管理和約束。許多有影響的著名僧人，如東晉道安等人都清楚地意識到，佛教如果得不到世俗政權的認可和支持，它的發展，甚至存在都將成爲問題。因此，在中國佛教史上，雖曾有過諸如沙門應不應該禮敬君王的爭論，但佛教僧人及其寺院組織向來都是奉公守法的，並接受世俗政權的管理。這方面，自南北朝以來，中國佛教逐漸形成並完善起來的，由政府任命的僧官製度就是一個明證。
在中國佛教內部，曾産生過許多學派和宗派。學派不論，就宗派說，它們之間的關系並不是不可調和、你死我活的對立，而是競相發展。隋唐時代，天臺、法相、華嚴、淨土及禅宗等諸多宗派相繼傳世；晚唐五代，禅宗又逐漸派生出五家七宗等。這些宗派無疑是各有自己的主張，它們之間也曾有高下之爭，但並不相互排斥。不同的判教說就是一例明證。無論是天臺宗的五時八教說，還是華嚴宗的五教說，雖然都有擡高自己一派的明顯傾向，但對其他諸宗的學說都給予了相應的安排，從而調和了各宗派間的矛盾，避免了佛教內部的鬥爭，造成了同時存在，竟相發展的局面。這種情況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中國佛教很少門戶之見的特點。
總之，中國佛教比較明智的開放性格，是其能在中國長期存在及廣泛傳播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也是它的一個值得重視的好傳統。
二、中國佛教始終把佛教學術事業視爲自身發展的生命力
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中，重視戒律及其他法事儀軌等製度的建立，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它從來都不是第一位的，中國佛教始終把探討佛教教理，發展佛教學術事業放在首位。在中國佛教史上最受尊敬的，是那些學識淵博，“明練叁藏”，“博覽六典”，在學術上卓有成就的高僧。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譯家鸠摩羅什、真谛、玄奘、不空；中國佛教學術的奠基人道安及其弟子慧遠等；中國佛教宗派理論的創始人智(豈頁)、法藏、窺基、惠能等；中國佛教史家僧祜、道宣、贊甯等，都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代偉人。他們之所以受到僧人們的敬仰和崇拜，並不是因爲他們的戒行和德操，而是他們在中國佛教學術史上的獨到建樹。
中國佛教僧人，以其艱韌不拔的毅立，一代接一代，在近千年的曆史中幾乎把所有的印度佛教典籍翻譯成漢文，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壯舉；他們還在千余年間著述了在數量上遠遠超過譯經的各種佛教著作，把佛教完全變成了與儒家及道家學說相鼎立的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在一千多年的曆史中，以譯經和佛教著述爲主線的中國佛教文化，涉及哲學、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音韻學、校勘目錄學及建築、醫學、印刷術、繪畫、雕塑等多種學科，大大推動了中國古代文化學術事業的發展。中國佛教僧人在譯經、著述及其他佛教文化事業上的成就，至今仍光彩照人，舉世矚目。
中國僧人在學術上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可稱得上是中國文人學者的楷模。
被稱爲“東方聖人”[1]的東晉名僧道安，是開創中國佛教學術的鼻祖。他是第一個注解譯經的人，所謂：
安群覽經典，鈎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始安也(《出叁藏記集》卷十五)。
他首次提出爲後來佛教學者所奉行的將經文“叁分”的注經方法；他整理編撰了第一部佛經目錄；他著述了數十篇經序，“妙盡玄旨”，爲後學者學習的經典性範文；他尋求經本，考校異同，組織並參與了許多經典的翻譯，總結並提出了“五失本”、“叁不易”的翻譯理論。道安除“窮覽經典”外，“內外群書”、“陰陽算數，亦皆能通”(同上)，是當時連帝王都敬若神明的一代名僧。
道安的弟子慧遠，“博綜六經，尤善老莊”，“雖宿儒才彥，莫不服其深致”，“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爲十卷，五十余篇，並見重于世”(《出叁藏記集》卷十五)。與慧遠同時代的大譯經家鸠摩羅什及其門下“叁千弟子”中的“八俊”、“十哲”，如僧肇、竺道生等，不管是哪一位都是名顯一時的學僧，論其學問，至今仍爲世人歎服。
進入隋唐以後，可以列舉的佛教學者數不勝數，其中著名的有隋朝的智(豈頁)、吉藏等；唐朝的玄奘、道宣、窺基、法藏、澄觀、宗密、湛然等；宋朝的贊甯、延壽、知禮、遵式、智圓等。這些著名的僧人都窮畢生之精力，嘔心瀝血于佛教著述之中。比如天臺宗的創始人智(豈頁)，60歲即離開人世，在他30余年的僧人生涯中，著述了40種，149卷(其中18種失傳)影響深遠的著作(據《佛祖統記》卷四)，創立了中國天臺宗的完整學說。唐初僧人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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