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如何弘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
李富华
内容提要：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是从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开放性格；重视文化建设，始终把佛教学术事业视为自身发展的生命力； 自力更生的求生精神；重视僧人修学制度几个方面表现出来的。这些传统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未来的佛教要发展，一是要适应当代思潮，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二是要提高僧人品学的素养，造就一批高层次的佛教学者；三是把握住弘扬佛教文化这一中心课题。
作者：李富华，193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两千年来，一种创始于印度的古代宗教能在中国扎根并获得广泛的传播，这自有它许多的道理，其中，中国佛教自身形成的许多堪称优良的传统，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概括的说，这些优良的传统有如下几点：
一、中国佛教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开放性格
中国佛教首先是由一批外籍僧人传入的。在他们传播佛教的最初年代，就很少有门户之见，力求把佛教这种外来的意识形态，融会于当时中国传统的精神生活之中。这样，佛教就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为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立足并求得发展创造了条件。
两汉之际，由于自秦汉以来许多帝王的信奉，使得谶纬迷信、神仙方术盛极一时，因此，初传的佛教就远不是佛教在印度的原样，而是以一种神仙方术的面目出现，有所谓：
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弘明集》卷一《牟子理惑论》)。
这里所描写的佛，并不是印度创立“四谛”、“八正道”的释迦牟尼，而是会飞行变化的神仙方士。正因为这样，在当时，佛教被作为祠祀的一种，受到一部分人的信奉。此后一直到三国时代，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其情况正如《高僧传》卷一《昙柯迦罗传》所记：
昙柯迦罗……以魏嘉平中(249— 254)来至洛阳。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
即三国时代的佛教仍然被视同“祠祀”一般。
在汉魏时代，如楚王刘英及稍晚的汉桓帝，都信奉“黄老”或“好神”，他们也把佛作为神而祠祀，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汉桓帝则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而最初传播佛教的一些著名的外籍僧人也往往被描写的如同方士一样而载入史册，如《出三藏记集》记东汉译经家安世高“外国典籍，莫不该贯。七曜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推步盈缩，悉穷其变；兼洞晓医术，妙善针脉，靓色知病，投药必济；乃至鸟兽呜呼，闻声知心”。
在两晋南北朝时代，玄学兴起，老庄之学，清谈之风，成为时尚。这时的佛教，与这种时代背景相表里，形成了以般若学为主流的佛教学术思潮，如同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中所讲：
夫《般若》理趣，同符《老》《庄》；
而名僧风格，酷似清流，宜佛教玄风，大振于华夏也(卷上，108页)。
正是在这种玄风的影响下，佛教“义学”在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开展。继般若学的“六家七宗”之后，随着翻译典籍的大量问世，出现了一大批诸如成实师、涅槃师、毗昙师、地论师等佛教学派，一时名僧辈出。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300余年的发展，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宗派相继建立，标志着佛教已完全中国化。这一时期，儒、释、道三教鼎立和相互融合已形成思想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国佛教正是以十分开放的性格，不抱任何门户之风，不断吸取当时当地具有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使自己的教义适应时代的需要，以求得生存和自身的发展。
综观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中国佛教从来不拒绝外籍僧人和外来的影响。这种情况当然与佛教最初是由一批外籍僧人传入有关，但在以后的历史上，外籍僧人一直十分活跃在中国佛教的各种活动中。这一方面表现在自汉魏至宋元时代佛教典籍的翻译事业中，外籍僧人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如南北朝时代的鸠摩罗什、求那跋陀罗，唐“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北宋初年的天息灾、法天、施护等，都曾得到最高统治者的礼遇和僧俗各界的尊崇；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外籍僧人，特别是隋唐以来，大批地来到中国留学，访经问道，他们始终一视同仁地受到中国佛教界的欢迎；中国佛教界也毫无保留的向他们敞开大门。正因为这样，中国佛教才走出国门，在高丽、日本及东南亚的部分国家得到传播，中国遂成为真正意义的北传佛教中心。
中国佛教僧人为充实自己，发展中国佛教，还成批地走出国门，或远涉重洋，或西走沙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到佛教的发祥地印度及南亚、中亚各地，去寻根逆源，求取真经，谱写了十分悲壮、可歌可泣的西行求法史。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归国之后，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佛教从来不妄自尊大，在处理与世俗政权的关系时，始终严格地服从当时当地政府的管理和约束。许多有影响的著名僧人，如东晋道安等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佛教如果得不到世俗政权的认可和支持，它的发展，甚至存在都将成为问题。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虽曾有过诸如沙门应不应该礼敬君王的争论，但佛教僧人及其寺院组织向来都是奉公守法的，并接受世俗政权的管理。这方面，自南北朝以来，中国佛教逐渐形成并完善起来的，由政府任命的僧官制度就是一个明证。
在中国佛教内部，曾产生过许多学派和宗派。学派不论，就宗派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不可调和、你死我活的对立，而是竞相发展。隋唐时代，天台、法相、华严、净土及禅宗等诸多宗派相继传世；晚唐五代，禅宗又逐渐派生出五家七宗等。这些宗派无疑是各有自己的主张，它们之间也曾有高下之争，但并不相互排斥。不同的判教说就是一例明证。无论是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还是华严宗的五教说，虽然都有抬高自己一派的明显倾向，但对其他诸宗的学说都给予了相应的安排，从而调和了各宗派间的矛盾，避免了佛教内部的斗争，造成了同时存在，竟相发展的局面。这种情况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佛教很少门户之见的特点。
总之，中国佛教比较明智的开放性格，是其能在中国长期存在及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它的一个值得重视的好传统。
二、中国佛教始终把佛教学术事业视为自身发展的生命力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重视戒律及其他法事仪轨等制度的建立，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它从来都不是第一位的，中国佛教始终把探讨佛教教理，发展佛教学术事业放在首位。在中国佛教史上最受尊敬的，是那些学识渊博，“明练三藏”，“博览六典”，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高僧。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中国佛教学术的奠基人道安及其弟子慧远等；中国佛教宗派理论的创始人智(岂页)、法藏、窥基、惠能等；中国佛教史家僧祜、道宣、赞宁等，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伟人。他们之所以受到僧人们的敬仰和崇拜，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戒行和德操，而是他们在中国佛教学术史上的独到建树。
中国佛教僧人，以其艰韧不拔的毅立，一代接一代，在近千年的历史中几乎把所有的印度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壮举；他们还在千余年间著述了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译经的各种佛教著作，把佛教完全变成了与儒家及道家学说相鼎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以译经和佛教著述为主线的中国佛教文化，涉及哲学、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音韵学、校勘目录学及建筑、医学、印刷术、绘画、雕塑等多种学科，大大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中国佛教僧人在译经、著述及其他佛教文化事业上的成就，至今仍光彩照人，举世瞩目。
中国僧人在学术上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可称得上是中国文人学者的楷模。
被称为“东方圣人”[1]的东晋名僧道安，是开创中国佛教学术的鼻祖。他是第一个注解译经的人，所谓：
安群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始安也(《出三藏记集》卷十五)。
他首次提出为后来佛教学者所奉行的将经文“三分”的注经方法；他整理编撰了第一部佛经目录；他著述了数十篇经序，“妙尽玄旨”，为后学者学习的经典性范文；他寻求经本，考校异同，组织并参与了许多经典的翻译，总结并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道安除“穷览经典”外，“内外群书”、“阴阳算数，亦皆能通”(同上)，是当时连帝王都敬若神明的一代名僧。
道安的弟子慧远，“博综六经，尤善老庄”，“虽宿儒才彦，莫不服其深致”，“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并见重于世”(《出三藏记集》卷十五)。与慧远同时代的大译经家鸠摩罗什及其门下“三千弟子”中的“八俊”、“十哲”，如僧肇、竺道生等，不管是哪一位都是名显一时的学僧，论其学问，至今仍为世人叹服。
进入隋唐以后，可以列举的佛教学者数不胜数，其中著名的有隋朝的智(岂页)、吉藏等；唐朝的玄奘、道宣、窥基、法藏、澄观、宗密、湛然等；宋朝的赞宁、延寿、知礼、遵式、智圆等。这些著名的僧人都穷毕生之精力，呕心沥血于佛教著述之中。比如天台宗的创始人智(岂页)，60岁即离开人世，在他30余年的僧人生涯中，著述了40种，149卷(其中18种失传)影响深远的著作(据《佛祖统记》卷四)，创立了中国天台宗的完整学说。唐初僧人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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