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基，17歲出家，英年早逝，只活了51歲。他“奉敕爲奘師弟子”，“二十五應诏譯經，講通大小乘教叁十余本，創意留心，勤勤著述”，有“百本疏主”之譽。一代名僧玄奘，因窺基之力得以創立法相宗，對此，贊甯有如下贊語：
奘師爲瑜伽唯識開創之祖，基乃守文述作之宗。唯祖與宗，百世不除之祀也。蓋功德被物，廣矣大矣。奘苟無基，則何祖張其學乎(《宋高僧傳》卷四)。
唐代僧人，中國華嚴宗的第四代祖澄觀，自出家後，便“遍尋名山，旁求秘藏”，他不僅飽學經律論叁藏典籍及律宗、天臺、華嚴、禅宗諸家學說，同時，于“經傳子史、小學蒼雅、天竺悉昙、諸部異執、四圍五明、秘咒儀軌，至于篇頌、筆語、書蹤，一皆博綜”。爲了求學，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一生著述400余卷，“弟子傳法者一百許人，余堪講者千數”(《宋高僧傳》卷五)，是華嚴宗的一代宗師。
中國古代的著名僧人，特別是那些影響一代的領袖人物，幾乎都是學識淵博的佛學大師，他們中的許多人著作等身，其學術上的成就令後人歎爲觀止。中國佛教能夠在千余年間，不斷地繁衍發展，造成了難以磨滅的深遠影響，與中國僧人前赴後繼，一代接一代在佛教學術上的刻苦探索和不懈追求是密不可分的。
叁、中國佛教自力更生的求生精神
一個人，或一種社會組織，如果把自己的生存寄托在他人身上，他們的發展必定會遇到種種困難。中國佛教也是這樣。
佛教傳入中國的最初年代，因僧衆不多，所以維持寺院開支和僧人生活的經濟來源主是要兩個方面：一是靠封建國家和王室貴族的供給和布施，一是遊方行化，即乞食。
乞食是早期印度佛教提倡的僧人資生的手段。佛教認爲，乞食有多種好處，主要是：一福利群生，即通過乞食，使施食者生慈悲之心，從而增長善根；二折伏驕慢，即通過乞食這種被視爲低賤的行爲，使僧人克服驕慢之心；叁知身有苦，即通過乞食，了解人世間的種種苦難，從而斷除貪愛；四除去滯著，即通過乞食資生，達到知足而樂道的目的，不爲世情雜務所累。在中國，佛教傳入的初期，“遊方弘化”仍是一部分外籍僧人主要的傳教手段和資生的方式。如可稱爲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譯經家的安世高，正是以“遊方弘化”爲務，漢靈帝(168—189)時“振錫江南”，居無定所，至廣州後，在鬧市中被鬥毆者誤擊身死(《高僧傳》卷一)。被稱爲敦煌菩薩[2]的譯經家竺法護，在晉武帝末年(396年前後)“隱居深山”，“自給”而生；另一位譯經家支謙，晚年亦隱居“穹隘山”，“凡可遊從皆沙門而已”(《出叁藏記集》卷十叁)。直到東晉南朝時，天竺僧佛大跋陀(佛賢)亦“志在遊化，居無求安”，“有奉施皆不受”，持缽行乞， “不問豪賤” (《出叁藏集記》卷十四)。這種“遊化”的傳教方法必然與乞食相聯系，它說明中國佛教在初傳之時，確實仍有一部分僧人在堅持乞食這種早期佛教的傳統。這種“奉施不受”或“隱居深山”以求自給的精神，也多少反映了中國古代僧人強烈的自力求生的願望。然而，這種乞食資生的方法是十分不穩定的，在當時中國的社會環境中，也並不爲多數人所理解。如佛大跋陀，曾派弟子慧觀到太史袁豹處乞食，因“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出叁藏集記》卷十四)；一些隱居深山，或以遊化爲務的著名僧人，如支谶、竺法護等，或“不知所終”，或于遊方途中“遭疾”而亡。正因爲這種原因，堅持遊方行乞者在當時也只是少數僧人的行爲。
中國僧人的另一種生存手段就是接受政府及王室貴族的施舍，特別是一些有影響的僧人集團，如南朝劉宋時代以求那跋陀羅爲首的譯經集體，七百余僧在京城祗洹寺譯經，得到包括宋文帝、彭城王義康、谯王義宣等王室貴族的支持。後來，谯王義宣移鎮荊州，邀求那跋陀羅等“請與俱行”，並爲之建造新寺。求那跋陀羅師徒在荊州十年，全賴谯王供給，所謂“受供十年，何可忘德”《(出叁藏記集》卷十四)。另一個以鸠摩羅什爲首的更大的譯經集體，其門下弟子號稱“叁千”，也是在後秦國主姚興及其皇室貴族的“優寵”下在長安譯經的，鸠摩羅什本人則是“不住僧房，別立廨舍，供給豐盈”(《出叁藏記集》卷十四)。
然而，無論是遊方乞食，還是靠政府及王室貴族的施舍，都是一種不可靠的經濟來源，如果依此作爲主要的生存手段，中國佛教絕不可能有以後的發展。實際上，中國佛教進入兩晉之後，隨著僧人人數的增加，以寺院擁有田産，以生産勞動所獲作爲保證寺院僧人生活來源的寺院經濟就己發展起來。早在東晉時代，就已經有了僧人在寺院土地上參加生産勞動的記載。《高僧傳》卷五《道安傳》記載了道安早年的一段生活，說道安“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之所重，驅役田舍至于叁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稍晚的另一位東晉名僧法顯，初爲沙彌時， “嘗與同學數十人于田中刈稻” (《高僧傳》卷叁)。至南北朝時代，中國佛教的寺院經濟已擴充到相當的規模。北魏時，寺院不僅有大量的田産，還擁有在寺院莊田內從事生産勞動的大批依附農民，被稱作“僧祗戶”、“佛圖戶”，或稱“寺戶”。他們在寺田裏勞作，向寺院交納一定數量的谷米，稱“僧祗粟”，所謂“營田輸粟”，依靠寺院養家糊口。寺院就是依賴這些田産的各種收入，維持僧人生活和寺院的各項開支(參見《魏書·釋老志》)。唐朝，僧人在寺院擁有的土地上進行生産勞動，以獲取生計所需，已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唐初實行均田製，僧人已被作爲基本的勞動者看待，與普通農民一樣分得口分田。特別是禅宗興起之後，在百丈懷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口號下，參加生産勞動已是僧人日常的基本行事之一。早在四祖道信時，門下五百余衆，全靠僧人自己的生産勞動所得，資養身命，維持禅修。五祖弘忍時，更是“晝則混迹驅給，夜便坐攝至曉”(《傳法寶記》)，從而開創了禅宗僧人生産勞動與坐禅修行並重的佛門風尚。
中國僧人並不是如同世人所想象的那樣，是一些“遁入空門”不食人間煙火的出世者，全靠信衆施舍而活命的不勞動的人群。實際上，從自身的勞動中獲取生計所需一直是中國佛教的一個優良傳統。古代，僧人們即是以自食其力爲主，凡是有佛教寺院的地方，必有寺院的莊田及其他産業。在寺院的周圍，土地被墾植，種植上花果、樹木、蔬菜，曆經時日，這裏便是一個繁花似錦、林木茂盛、風光秀麗的去處。僧人們用辛勤的勞動裝點著祖國的山河大地，大有功于民族和國家。近代以來，一些著名的僧人如太虛，亦提出“務人工以安色身，則貴簡樸；修佛學以嚴法身，則貴直至”的主張(《太虛大師全書》第35冊164頁)。所謂“務人工以安色身”就是自食其力的意思。太虛法師創辦漢藏教理院，亦以實際行動實踐著這一主張。他在該院的一次題爲“菩薩學處”的講演中，提出要組織一個稱作“菩薩學處”的佛教組織。該組織不僅是一處修習佛學的地方，也是一個包括舉辦醫院、工廠、農場、文化服務及學校的事業單位，並提出其經費來源要逐步做到自行解決。這一理想雖然沒有實現，但漢藏教理院的教學實踐卻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該院師生在講習佛學的同時，還設有專門的“墾植處”，學生開設“勞動課”，組織師生築路、墾荒和整理森林(參見釋唯賢著《漢藏教理院與太虛法師》一書)。還有一位能海法師，曾任山西省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他于1953年率徒衆30余住五臺山吉祥寺，提出“依寺養僧，依僧護寺”的主張。他們在1953—1962年間，在寺周開荒種樹達600余畝，牧養牲畜100余頭。僧人們用自己的勞動做到了自給有余。這是當代中國佛教自力更生的又一個典型範例。
四、 中國佛教重視僧人修學的製度
中國僧人的寺院生活，就如同進入一所大學校，自沙彌起就開始了他們一生求學的道路。佛教僧人在寺院中修學的內容被稱作“叁學”，這正如道安在《比丘大戒序》中所說：
世尊立教法有叁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叁者智慧也。斯叁者至道之由戶，泥洹之關要也。戒者斷叁惡之幹將也，撣者絕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齊藥病之妙醫也(《出叁藏記集》卷十一)。
學習和嚴格遵守戒律，是中國僧人在寺院中首先要修習的內容，此稱“戒學”。在漢魏之時，因僧衆不多，再加上戒律典籍譯出不多，故依律規範僧人的行爲尚不十分嚴格，直到東晉時代，在佛圖澄及其弟子道安的努力下，中國佛教寺院的律儀才逐漸完備起來。這正是道安所說的“至澄和尚多所正焉” (“比丘大戒序》)的情況。道安繼其師之後，爲中國僧衆製訂了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規範僧人行爲的條例，這一條例爲天下寺院“則而從之”。這就是《高僧傳·道安傳》所載：
安既德爲物宗，學兼叁藏，所製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爲叁例：一曰行香定度，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叁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
道安的關于“條爲叁例”的細則已無記載，但不難知道，它已將“叁學”的內容包容無遺。此第叁條所稱“布薩、差使、悔過等法”，應爲戒學的具體內容。
在寺院中，僧人們每半月集會一次，由大德高僧說戒律經典，僧衆們對照經文，檢查自己的行爲是否符合戒律的要求；如果有違犯之處，就要當衆悔過；如果嚴重觸犯戒條，還要受到相應的處罰。這種半月一次的說戒悔過的寺院製度就是布薩。此外，每年的7月15日至9月15日的叁個月中，僧人們還要進行“安居”，禁止外出，專門學習戒律，進行自我行爲的反省。在九十天安居結束之日，還要拿出一天時間，僧衆們在集會中相互檢舉過失，稱“自恣”。中國僧人就是通過這樣一些製度，達到嚴格地軌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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