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與現代化
——法音近錄之一
默雷
“佛教文化與現代社會”兩岸學術研討會
由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和臺灣佛光大學籌備處聯合舉辦的““佛教文化與現代社會”兩岸學術研討會”，1995年11月9日至11日在北京大學現代物理中心舉行。出席會議的大陸學者比較倉促，大多在一周之前才得知開會消息，提交並在會上宣讀論文的有(以單位爲序)：北京大學魏常海《略議人間佛教》、許抗生《談談佛教學術研究的現代化問題》、姚衛群《佛教學術研究的現代化》、周學農《談談太虛法師的僧製建設》，中國社會科學院黃心川《佛教是維持亞洲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王志遠《現代中國對佛教文化的理解及其現實意義》、李富華《佛教學術研究與中國佛教的未來》，中國人民大學方立天《中國佛教倫理思想述評》、邢東風《參究與研究：把握禅的兩種方式》，中央民族大學班班多傑《略論藏傳佛教與藏族現代生活的利弊關系》，複旦大學王雷泉《略論歐陽漸的佛教教育理念》，上海社會科學院夏金華《大戒應守，變通適時》，閩南佛學院釋濟群《戒律的現代意義》，嶺東佛學院弘憫《從基督教現代神學看佛學研究的現代化》等；未及提交論文，在會上發言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杜繼文，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吳立民、何雲，中國佛學院釋正剛、釋靜波，中央民族大學佟德富，清華大學葛兆光等。臺灣方面可說是有備而來，所以差不多占了會議論文集篇幅的五分之四，在會上宣讀論文的有：佛光大學龔鵬程《佛學與企業管理》、蔡瑞霖《認知現象與〈境識量叁論〉——關于現象學與唯識學對比研究的途徑》、呂應鍾《以多重時空場理論诠釋佛經諸天內涵》、黃偉雄《佛教倫理的特質》，淡江大學鄭志明《靈仙真佛宗的宗教現象》，交通大學黃駿《慈濟功德會的組織、領導與理性化——以韋伯理論爲觀點》，清華大學江燦騰《從佛教法界觀的曆史性格之形成看現代臺灣佛教的實踐模式》、林安梧《當代儒佛論爭的幾個核心問題——以熊十力與印順爲核心的展開》，逢甲大學翟本瑞《人間佛教與現代化》，政治大學林鎮國《它者·欲望與言說——佛教文化哲學初探》，永達工商專校孫中曾《佛教論述與現代化》等。
時隔不久，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主辦的《交流》雙月刊1996年元月號，刊登了由佛光大學籌備處黃偉雄撰稿的《佛教文化與現代社會學術研討會紀實》。“本次研討會可以說是兩岸的學者，將宗教的研究，從教條與傳統中解放出來，客觀地化爲學問的切磋，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在這一基調下，作者在簡述出席人員和會議有關背景之後，以相當謹慎的筆調談了叁點印象：
一、兩岸以對宗教在文化上的影響，都表示相當的重視。但大陸的學者對宗教的看法，仍以馬克思的人文主義觀點爲主，因此對宗教的形上層次及儀式的義理，極少觸及。
二、大陸學者對于宗教的研究，多以文獻上的考究及義理的整理、爬梳爲主；臺灣學者在宗教的研究上，則結合東、西方理論，研究方法與理論的建構上，較爲多元。
叁、大陸學者在宗教研究上，政策宣示的意味較重，在實證的田野考察方面，也傾向于提供政策的參考。此一走向，仍是以學術服務于公衆事務爲主流。臺灣學者的研究，在理論面而言，哲學上的客觀思辨與史實的考證較偏勝；在經驗的研究上，則反映了臺灣宗教活動的興盛與其對社會文化的影響。
佛學與企業管理
本文系臺灣佛光大學籌備處校長龔鵬程教授提交““佛教文化與現代社會”兩岸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在當今臺灣的企管業界、人力資源開發機構、佛教靜修團體以及一般社會文化講座中，已開始流行將佛學禅學運用于企業管理。1995年6月，臺灣華梵人文科技學院曾舉辦“第一屆禅與管理研討會”，是年10月，華南管理學院籌備處，舉辦“第一屆觀音思想與現代管理研討會”。可見這一議題已正式進入校園，成爲學術研究的內容。
討論這類課題的基本模式，大體上是先介紹禅宗或佛教之曆史與主要精神，然後說明在現代化企業中，可以如何運用佛教的論點和精神，來提高員工的士氣，激發對工作的熱愛、對團體的認同、對社會的關懷與責任感……這種討論方式，從論述結構上說，只是“格義”式的類比，尋找雙方可以比附處以供相資。從論述功能上看，不是佛學“影響”或“運用”在企管學上，而是企管學界及業界吸納、收編禅學。迄今爲止的所有討論，都是以企管學爲基本模型，來檢驗禅學佛學之適用效度，而都未能從禅學與企管學的異質之處立論，也不擬由禅學發展出批判、質疑、顛覆、超越企業管理學術的理論。因此，類似當年“儒家思想與經濟成長”的論述，都是將傳統附納入現代，以具有現代性或能強化現代社會現代性，來說明其本身之價值的做法。這種做法，若由企管學界及業界的立場處理佛學與企管學之關系，自然無可厚非。但若從哲學的角度，就有理由質疑：以“叁法印”爲核心的佛教哲學，怎麼可以和商業貿易、利潤盈虧、事業組織相結合？結合的哲學基礎是什麼？“苦、集、滅、道”四聖谛，只能在什麼層次上講利生利他？把企業管理和禅學結合起來講，在哲學上有何意義？……若從宗教立場，更可以提出質疑：超越性的追求，爲宗教所不可或缺。而此類追求與智慧，既非企業管理所需，亦非該學門所有。故禅學佛學並不以其不能應用于企業管理而顯得無用。
從這種討論心態中，顯露出現代人的曆史觀是斷裂的：當人們都認爲應該讓社會進行現代化轉型之後，時間已被切隔成兩段：傳統與現代。經過揚棄“傳統”的過程，使得社會步入現代，則稱爲現代化。這種曆史觀，帶給現代人的驕妄：以現代人的觀點、需要、價值標准，來評估傳統的價值。于是我們也都會很自然地忘了我們的淺薄與固陋，把古人學說當成我們的作業一樣，對之毫不客氣、毫不羞赧地批改起分數了。
龔鵬程相當尖銳地揭示了佛教界在這種“現代人的驕妄”面前，自亂陣腳的窘態：傳統若要存活下去，不遭揚棄，那它就必須努力說明它具有現代性。例如現代人說佛教是迷信、不科學，應該抛棄，佛教界便出版了一大堆書，說佛教如何如何科學，用些似通非通、一知半解之科學知識以及科學主義之態度，來維護佛教的尊嚴。這是其一。
與佛教必須論證其科學性，才能獲得它存活于現代社會的身份證一樣，許多傳統事物，也都得思考它與資本主義的結合情況。如不能證明它有助于或無害于資本社會之發展，它存活于現代社會的正當性以及其價值，便常會遭到鄙夷。這是其二。
從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廟産改革，到星雲法師有取于理性化科層體系、西式教育、企業管理手法、民主化等現代方式，所建立的佛光山製度，乃至印順法師極力論證佛教不應出世，而應實現人間的思想，都是體現著“佛教應如何改革其傳統，以適應于現代”這一面相的活動。就是說，佛教界本身正配合整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進行著佛教體製的改革。經過幾十年的奮鬥、掙紮，由一個現代社會的反面物、邊緣物、非主流體系，在今天的臺灣“上升進入主流體製，與都會之政治、經濟緊密結合起來。企業人，替代了傳統所謂“愚夫愚婦”，成爲佛教的主要支持群體。佛教已與現代資本主義商業體系，有了複雜的共生關系。這種結構性的關系，也使得佛教在討論現代性之問題時，傾向維護現行體製，或避開對主流社會體製的反省批判之現象。”就在佛教適應新環境，與現代社會結合的同時，佛教的主體性正在消失。現代性的准則，已逐漸成爲判斷佛理高下之依據。很少有人從負面角度來看待現代以及現代性，從佛教的觀點去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不公正、不正義、不人道，質疑科學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反對科層組織官僚化的企業體系，以及追求經濟成長的迷思。
龔鵬程在此文中，並未正面提出他本人超越現代化的理論。但他提供了兩條理論運思的建議：
第一、重新回到韋伯(Webeian)的宗教社會學方法，討論佛教倫理與商業活動、資本主義發展、商人精神之關系。用這種方式在儒學方面進行研究，可推余英時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余英時認爲明清商人，雖尚處傳統時代，但其誠、儉、勤的倫理態度，均有近于基督新教入世苦行的倫理之處。余英時把全真教與禅宗作爲“入世型”的宗教，再通過宋代新儒家影響到明清商人，雖然這種推論問題重重，畢竟爲一“韋伯式的”研究。而佛教界則根本還沒有人做過這樣的研究。
第二、蘇馬赫(E.F.Sohumacher)在《美麗新世界》(Small is Beautiful)中提出的“佛教經濟學”，從勞動觀、商品觀、利益觀、消費觀、生活觀、資源觀等六個方面，描述了其與現代經濟學的不同。總之，依蘇馬赫看，當前所推行的現代化，對廣大群衆而言，結局甚爲悲慘：農村經濟崩潰、城鄉失業趨勢上升、城市中身心都得不到培育的最下層階級人數擴大。因此，他選擇了“現代發展”與“傳統停滯”之間，被他稱爲“中道”的佛教經濟學。亦即只有中道，才能獲得正命(正確的生活方式)。這一“中道”，其實正是一條超越現代化的思考之路。
龔鵬程在論文結論中指出：“佛教之能貢獻于當今或未來社會者，或許不在于它能如何適應現代、在現代企業經營原則中占一席之地、可應用其理論于現代企管事業中、可調節現代人之身心壓力以增進勞動生産、可改善企業內部之人際關系……等，而在于它與現代企業經濟原則的矛盾沖突之處。越能把這些與現代社會異質之處找出來，就越能建立一個更合理的企業管理學。”
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的救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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