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与现代化
——法音近录之一
默雷
“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两岸学术研讨会
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和台湾佛光大学筹备处联合举办的““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两岸学术研讨会”，1995年11月9日至11日在北京大学现代物理中心举行。出席会议的大陆学者比较仓促，大多在一周之前才得知开会消息，提交并在会上宣读论文的有(以单位为序)：北京大学魏常海《略议人间佛教》、许抗生《谈谈佛教学术研究的现代化问题》、姚卫群《佛教学术研究的现代化》、周学农《谈谈太虚法师的僧制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心川《佛教是维持亚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王志远《现代中国对佛教文化的理解及其现实意义》、李富华《佛教学术研究与中国佛教的未来》，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中国佛教伦理思想述评》、邢东风《参究与研究：把握禅的两种方式》，中央民族大学班班多杰《略论藏传佛教与藏族现代生活的利弊关系》，复旦大学王雷泉《略论欧阳渐的佛教教育理念》，上海社会科学院夏金华《大戒应守，变通适时》，闽南佛学院释济群《戒律的现代意义》，岭东佛学院弘悯《从基督教现代神学看佛学研究的现代化》等；未及提交论文，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杜继文，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吴立民、何云，中国佛学院释正刚、释静波，中央民族大学佟德富，清华大学葛兆光等。台湾方面可说是有备而来，所以差不多占了会议论文集篇幅的五分之四，在会上宣读论文的有：佛光大学龚鹏程《佛学与企业管理》、蔡瑞霖《认知现象与〈境识量三论〉——关于现象学与唯识学对比研究的途径》、吕应钟《以多重时空场理论诠释佛经诸天内涵》、黄伟雄《佛教伦理的特质》，淡江大学郑志明《灵仙真佛宗的宗教现象》，交通大学黄骏《慈济功德会的组织、领导与理性化——以韦伯理论为观点》，清华大学江灿腾《从佛教法界观的历史性格之形成看现代台湾佛教的实践模式》、林安梧《当代儒佛论争的几个核心问题——以熊十力与印顺为核心的展开》，逢甲大学翟本瑞《人间佛教与现代化》，政治大学林镇国《它者·欲望与言说——佛教文化哲学初探》，永达工商专校孙中曾《佛教论述与现代化》等。
时隔不久，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主办的《交流》双月刊1996年元月号，刊登了由佛光大学筹备处黄伟雄撰稿的《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学术研讨会纪实》。“本次研讨会可以说是两岸的学者，将宗教的研究，从教条与传统中解放出来，客观地化为学问的切磋，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在这一基调下，作者在简述出席人员和会议有关背景之后，以相当谨慎的笔调谈了三点印象：
一、两岸以对宗教在文化上的影响，都表示相当的重视。但大陆的学者对宗教的看法，仍以马克思的人文主义观点为主，因此对宗教的形上层次及仪式的义理，极少触及。
二、大陆学者对于宗教的研究，多以文献上的考究及义理的整理、爬梳为主；台湾学者在宗教的研究上，则结合东、西方理论，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建构上，较为多元。
三、大陆学者在宗教研究上，政策宣示的意味较重，在实证的田野考察方面，也倾向于提供政策的参考。此一走向，仍是以学术服务于公众事务为主流。台湾学者的研究，在理论面而言，哲学上的客观思辨与史实的考证较偏胜；在经验的研究上，则反映了台湾宗教活动的兴盛与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佛学与企业管理
本文系台湾佛光大学筹备处校长龚鹏程教授提交““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两岸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在当今台湾的企管业界、人力资源开发机构、佛教静修团体以及一般社会文化讲座中，已开始流行将佛学禅学运用于企业管理。1995年6月，台湾华梵人文科技学院曾举办“第一届禅与管理研讨会”，是年10月，华南管理学院筹备处，举办“第一届观音思想与现代管理研讨会”。可见这一议题已正式进入校园，成为学术研究的内容。
讨论这类课题的基本模式，大体上是先介绍禅宗或佛教之历史与主要精神，然后说明在现代化企业中，可以如何运用佛教的论点和精神，来提高员工的士气，激发对工作的热爱、对团体的认同、对社会的关怀与责任感……这种讨论方式，从论述结构上说，只是“格义”式的类比，寻找双方可以比附处以供相资。从论述功能上看，不是佛学“影响”或“运用”在企管学上，而是企管学界及业界吸纳、收编禅学。迄今为止的所有讨论，都是以企管学为基本模型，来检验禅学佛学之适用效度，而都未能从禅学与企管学的异质之处立论，也不拟由禅学发展出批判、质疑、颠覆、超越企业管理学术的理论。因此，类似当年“儒家思想与经济成长”的论述，都是将传统附纳入现代，以具有现代性或能强化现代社会现代性，来说明其本身之价值的做法。这种做法，若由企管学界及业界的立场处理佛学与企管学之关系，自然无可厚非。但若从哲学的角度，就有理由质疑：以“三法印”为核心的佛教哲学，怎么可以和商业贸易、利润盈亏、事业组织相结合？结合的哲学基础是什么？“苦、集、灭、道”四圣谛，只能在什么层次上讲利生利他？把企业管理和禅学结合起来讲，在哲学上有何意义？……若从宗教立场，更可以提出质疑：超越性的追求，为宗教所不可或缺。而此类追求与智慧，既非企业管理所需，亦非该学门所有。故禅学佛学并不以其不能应用于企业管理而显得无用。
从这种讨论心态中，显露出现代人的历史观是断裂的：当人们都认为应该让社会进行现代化转型之后，时间已被切隔成两段：传统与现代。经过扬弃“传统”的过程，使得社会步入现代，则称为现代化。这种历史观，带给现代人的骄妄：以现代人的观点、需要、价值标准，来评估传统的价值。于是我们也都会很自然地忘了我们的浅薄与固陋，把古人学说当成我们的作业一样，对之毫不客气、毫不羞赧地批改起分数了。
龚鹏程相当尖锐地揭示了佛教界在这种“现代人的骄妄”面前，自乱阵脚的窘态：传统若要存活下去，不遭扬弃，那它就必须努力说明它具有现代性。例如现代人说佛教是迷信、不科学，应该抛弃，佛教界便出版了一大堆书，说佛教如何如何科学，用些似通非通、一知半解之科学知识以及科学主义之态度，来维护佛教的尊严。这是其一。
与佛教必须论证其科学性，才能获得它存活于现代社会的身份证一样，许多传统事物，也都得思考它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情况。如不能证明它有助于或无害于资本社会之发展，它存活于现代社会的正当性以及其价值，便常会遭到鄙夷。这是其二。
从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庙产改革，到星云法师有取于理性化科层体系、西式教育、企业管理手法、民主化等现代方式，所建立的佛光山制度，乃至印顺法师极力论证佛教不应出世，而应实现人间的思想，都是体现着“佛教应如何改革其传统，以适应于现代”这一面相的活动。就是说，佛教界本身正配合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进行着佛教体制的改革。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挣扎，由一个现代社会的反面物、边缘物、非主流体系，在今天的台湾“上升进入主流体制，与都会之政治、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企业人，替代了传统所谓“愚夫愚妇”，成为佛教的主要支持群体。佛教已与现代资本主义商业体系，有了复杂的共生关系。这种结构性的关系，也使得佛教在讨论现代性之问题时，倾向维护现行体制，或避开对主流社会体制的反省批判之现象。”就在佛教适应新环境，与现代社会结合的同时，佛教的主体性正在消失。现代性的准则，已逐渐成为判断佛理高下之依据。很少有人从负面角度来看待现代以及现代性，从佛教的观点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公正、不正义、不人道，质疑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反对科层组织官僚化的企业体系，以及追求经济成长的迷思。
龚鹏程在此文中，并未正面提出他本人超越现代化的理论。但他提供了两条理论运思的建议：
第一、重新回到韦伯(Webeian)的宗教社会学方法，讨论佛教伦理与商业活动、资本主义发展、商人精神之关系。用这种方式在儒学方面进行研究，可推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余英时认为明清商人，虽尚处传统时代，但其诚、俭、勤的伦理态度，均有近于基督新教入世苦行的伦理之处。余英时把全真教与禅宗作为“入世型”的宗教，再通过宋代新儒家影响到明清商人，虽然这种推论问题重重，毕竟为一“韦伯式的”研究。而佛教界则根本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
第二、苏马赫(E.F.Sohumacher)在《美丽新世界》(Small is Beautiful)中提出的“佛教经济学”，从劳动观、商品观、利益观、消费观、生活观、资源观等六个方面，描述了其与现代经济学的不同。总之，依苏马赫看，当前所推行的现代化，对广大群众而言，结局甚为悲惨：农村经济崩溃、城乡失业趋势上升、城市中身心都得不到培育的最下层阶级人数扩大。因此，他选择了“现代发展”与“传统停滞”之间，被他称为“中道”的佛教经济学。亦即只有中道，才能获得正命(正确的生活方式)。这一“中道”，其实正是一条超越现代化的思考之路。
龚鹏程在论文结论中指出：“佛教之能贡献于当今或未来社会者，或许不在于它能如何适应现代、在现代企业经营原则中占一席之地、可应用其理论于现代企管事业中、可调节现代人之身心压力以增进劳动生产、可改善企业内部之人际关系……等，而在于它与现代企业经济原则的矛盾冲突之处。越能把这些与现代社会异质之处找出来，就越能建立一个更合理的企业管理学。”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救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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