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馥庭等邀請，二十一日(「四月四日」)于龍華寺開講大乘起信論，聽衆甚盛。大師手編「起信論別說」，富禅家筆意；于修行信心分，特有發揮。時講經參用演講方式，開佛門新例(自傳十叁；海一、六「雜記」)。
按：「漢口佛教正信會壁銘並序」，以此爲「春」季事，誤。
時國內政局日陷于紛擾割據，「整理僧伽製度論」，勢難實行(自傳八；編閱附言五六)。而俄國革命成功，共産思想日見流行。大師得一新感覺，即僧衆有從事工作，自力生活之必要(略史)。乃宣布停刊「僧製論」，發表 [P115] 「人工與佛學之新僧化」。次撰「唐代禅宗與社會思潮」，極力發揚禅者之風格，誘導僧衆以趨向： 『務人工以安色身，則貴簡樸；修佛學以嚴法身，則貴真至』。大師以「反信教的學術精神」，「反玄學的實證精神」，「反因襲的創化精神」等，說明禅宗與學術思潮。以「虛無主義的精神」，「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精神」、「德谟克拉西主義的精神」，說明禅林與社會思潮。于唐代禅者之風格，頗多深入獨到之見。結論謂： 『余既以「人工與佛學之新僧化」，追攀百丈之高風，以適應傾向中的社會趨勢。複有精審詳密之德谟克拉西整理僧伽製度論，亦以見吾志之不在徒發理論，須見之行事耳』！是年春夏
圓!4漒講法華、楞嚴于北京。時北五省大旱，法會中發起佛教籌赈會(葉性禮「圓!4漒法師事略」)。七月
(「仲夏之月」)，回滬。廣州庚申講經會代表李觀初，已來滬迎候(康 [P116] 寄遙與李同鄉，由是始識大師，發心學佛)。李觀初爲國會議員，去秋在京，預維摩法會。南下參加非常國會，因與廣州諸議員，于去冬發起迎大師講經。春間，大師推同學開悟代往。粵方仍盼南行；辭不獲已，乃相偕南下。抵廣州，設講座于東堤議員俱樂部，講佛乘宗要論。論依佛法導言爲依，敷衍爲八章七十七節；初以「教理行果」統攝大乘諸宗。胡任支譯粵語，與其弟赓支同記錄。皈依者有龍積之等(自傳十叁)。八月
粵桂戰事起，龍積之等陪大師與開悟赴香港。陸蓬山、吳子芹等發起，請于名園講佛學叁日，開香港宣講佛學之風(自傳十叁；人物志憶四；從香港的感想說到香港的佛教)。
大師留港十余日，回杭(自傳十叁)。
時應用進化論之曆史考證法，以研考佛書者日多，大師取極端反對態度，爲傳統佛教擔心： 『略從日本新出佛書，淺嘗膚受，皮毛亦未窺及，隨便拿來學時髦，出風 [P117] 頭，亂破壞，亂建立』(海內留心佛教文化者鑒之)！ 『這種言論，……不久，于佛教的精神形式，必發生重大變化，故希望以佛教爲生活的和尚尼姑，及學佛的居士，都將他研究一下』(海潮音社啓事)！十月
(「九月初」)，大師再至武昌。寓皮劍農家，設講座于湖北省教育會，講楞嚴經，編「楞嚴經研究」爲講義(自傳十叁)。講義以攝論爲本，略糅余義而成；十一月十四日(「十月五夕」)編訖。此夕旋聞稍坐，忽覺楞嚴義脈，湧現目前，與唯識宗義相應，因重爲科判而殿于研究之末(楞嚴經研究五)。去年梁漱溟「印度哲學概論」，即以楞嚴爲僞；而唯識學風又漸盛。大師殆感楞嚴之將成問題，故爲之會通！
大師，時作「論基督教已沒有破壞和建設的必要」，載于新佛教二卷二期。十一月二十四日(「十月十五」)，大師于武昌講經會授皈戒。李隱塵、李時谙、王森甫、滿心如、陳性白、趙南山、皮劍農、蕭覺天、楊顯慶、孫文樓 [P118] 、劉東青等軍政商學名流，執弟子禮者叁十余人。武漢學佛之風，于是大盛(自傳十叁；笠居衆生「致德安法師書」)。
湘僧善因(笠居衆生)，年來與覺社通音訊。聞大師啓講楞嚴，特遠來與會(自傳十叁)。大師比年異軍突起，本深厚之佛學素養，以通俗之方法弘教，得京、鄂、滬、粵多數大力者之信護，道譽日隆！而出家僧侶，囿于傳統，拘于宗派，惑于「大鬧金山」之暄染，反而流言四起。觀笠居衆生致德安書，可想見當時情勢： 『考太虛法師之行實，及各居士之德行，鮮有不符佛製，如道路所遙傳者。本月十五日，並在武昌講經會弘傳戒律，計男女居士受叁皈者九人，受五戒者二十八人，受菩薩戒者十一人，皆當世高年俊傑。……虛師若無過人之德，彼一般高年俊傑，豈肯屈膝膜拜于年輕衲僧之前乎！善因與各居士同住數日，見各居士念佛禮佛，行住坐臥，不肯有稍自放逸之行爲，即在缁門亦難多遘！虛師講經，仍是香華供養，端身正坐，惟不搭衣，無不 [P119] 具威嚴之事。……乃吾輩同侶，心懷姤忌，誹語頻加！座下見地洞徹，幸勿誤聽』！十二月
大師講心經于黃, 岡會館──帝主宮。史一如筆錄爲「心經述記」(自傳十叁；心經述記)。
按：心經述記注：『太虛法師在漢口黃州會館口述』。佛學淺說附注：『十月二十八日晚，在漢口帝主宮講心經後之演說辭』。其事甚明。乃自傳以爲：是年講起信論後，在帝珠(主？)宮演講叁日。講楞嚴經後，于安徽會館講心經叁日，乃發起佛教會，實回憶之誤。蓋心經講于帝主宮，爲此年楞嚴法會後；而起信論法會後，講于安徽會館，乃七年秋事。自傳之說，時地並誤。
時信衆之請求皈戒者踵起，總計達百一十九人(孫孫山「武漢庚申居士皈戒錄」)。大師乃于心經法會終了，發起漢口佛教會，推李隱塵爲會長，李時谙負責籌備。大師之佛教運動，于武漢日見發展(自傳十叁；李慧融「漢口 [P120] 佛教會創始記」；佛教會創始記序)。
十日(「十一月朔」)，周扱寰代表湖南趙炎午(恒惕)、林特生、仇亦山等，禮請大師去長沙弘法。是日，大師與善因、李隱塵、陳元白、張錫疇等十余人，專車去長沙。設座船山學社，講「身心性命之學」叁日，法會甚盛。當即發起長沙佛教正信會(自傳十叁；海二、一「大事記」)。
十五日(「六日」)，大師等返武昌，商決明年由善因編輯潮音于漢口(次年二叁月即遷還杭)(自傳十叁)。
大師于漢口佛教會，講「佛教的人生觀」。所論大乘的人生觀，爲： 『圓覺之乘，不外大智慧、大慈悲之二法，而唯人具茲本能。……唯此仁智是圓覺因，即大乘之習所成種姓，亦即人道之乘也。換言之，人道之正乘，即大乘之始階也』。
大師回杭；舟次九江，函覆王弘願所詢唯識義(書)。 [P121]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庚申──辛酉)，大師叁十叁歲。 新春
大師鑒于僧寺內外交困，實爲佛教複興之大礙；大師乃唱「僧自治說」： 『欲實行僧自治，須擯絕撓亂之他力(官府之摧殘，地方痞劣之欺壓)；尤應去除本身腐敗之點，力自整頓而振興之』！
一般學佛者之行不由中，尤爲新興佛教前途之危機，特提「行爲主義之佛乘」以資警策： 『從來爲佛教徒者，大多只知以「享受福樂」或「靜定理性」爲果。…… 無論重理解，或重證悟到如何圓妙，都只空理，不成事實，至近乃更厲行。一般知識階級中，或認佛法爲達到本體的哲學，或則但認一句禅謎，或則但守一句佛名，或則但以佛的經書、形像、數珠、木魚、蒲團等項爲佛事。而不悟盈人間世無一非佛法，無一非佛事』！ [P122] 『吾確見現時學佛的人漸多，大都迷背佛乘，不修習佛之因行。不知一切有益人群之行爲皆佛之因行，反厭惡怠惰，其流弊將不可勝言！故大聲疾呼，敢爲之告曰：吾人學佛，須從吾人能實行之佛的因行上去普遍修習。盡吾人的能力，專從事利益人群，便是修習佛的因行。要之，凡吾人群中一切正當之事，皆佛之因行，皆當勇猛精進去修去爲。廢棄不幹，便是斷絕佛種』！
大師言之若是其剀切沈痛，而學佛者，則終于念佛念咒，了生了死而已！大師以爲：『佛的因行，以敬信叁寶，報酬四恩爲本，隨時代方國之不同而有種種差別』。『在自由的共産主義下』，則以從事農礦、勞工、醫藥、教化、藝術爲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義下』，則加爲警察、律師、官吏議員、商賈等。叁月二十叁日(「二月」)，大師任西湖淨慈寺住持。大師久欲憑借禅林，以實施理想之改建，爲佛教樹新模。適以淨慈虧欠甚巨，無法維持，乃由華山 [P123] 徒屬之因原、如惺介紹，接已故之雪舟和尚法而進院(自傳十四；略史)。杭州測量局員王行方、徐柳仙、陸慧生等，發起講經會，請大師于幽冀會館，講唯識叁十論。如如記錄，成「唯識叁十論講錄」。大師開講于二十四日(「二月十五」)，適爲進淨慈寺之次日(自傳十四；海二、四「大事記」；海叁「辛酉年鑒」；唯識叁十論講錄贅言)。
大師著手于淨慈寺之興革：取締鴉片酒肉；修濟公殿；嚴飾佛像；陳列佛學書報以公衆閱；改禅堂爲角虎堂，以繼永明禅淨雙修之風。且籌辦永明學舍，以作育弘法僧才；設佛教慈兒院，以教育小沙彌。次第推行，百廢俱興(自傳十四；略史；永明精舍大綱)。五月，朱謙之來兜率寺，擬從大師出家。朱氏以「將所有佛書，批評一過，從新整理建設起」爲目的。大師告以不必出家，爲介紹往從歐陽竟無遊(自傳八)。大師提倡佛學，而實不以一般治學方法爲是，于此可見。
時大師有「佛法大系」之作。本體爲「真如的唯性論」，現行爲「意識的唯 [P124] 心論」，究極爲「妙覺的唯智論」。以之統論大乘諸宗，爲大師大乘叁宗論之初型。
二十日，修正管理寺廟條例二十四條公布。此出程德全面請徐總統，乃得撤銷前之卅一條，修正公布，尚能消極維持(自傳八；叁十年來之中國佛教)。大師嫌其未善，擬「修改管理寺廟條例意見書」叁十九條。其特點：一、析別寺廟之性質爲宗教寺廟、奉神寺廟、公益寺廟，俾純正之佛寺，得與耶回教堂同爲財團法人(第一條)。二、寺廟之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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