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馥庭等邀请，二十一日(「四月四日」)于龙华寺开讲大乘起信论，听众甚盛。大师手编「起信论别说」，富禅家笔意；于修行信心分，特有发挥。时讲经参用演讲方式，开佛门新例(自传十三；海一、六「杂记」)。
按：「汉口佛教正信会壁铭并序」，以此为「春」季事，误。
时国内政局日陷于纷扰割据，「整理僧伽制度论」，势难实行(自传八；编阅附言五六)。而俄国革命成功，共产思想日见流行。大师得一新感觉，即僧众有从事工作，自力生活之必要(略史)。乃宣布停刊「僧制论」，发表 [P115] 「人工与佛学之新僧化」。次撰「唐代禅宗与社会思潮」，极力发扬禅者之风格，诱导僧众以趋向： 『务人工以安色身，则贵简朴；修佛学以严法身，则贵真至』。大师以「反信教的学术精神」，「反玄学的实证精神」，「反因袭的创化精神」等，说明禅宗与学术思潮。以「虚无主义的精神」，「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精神」、「德谟克拉西主义的精神」，说明禅林与社会思潮。于唐代禅者之风格，颇多深入独到之见。结论谓： 『余既以「人工与佛学之新僧化」，追攀百丈之高风，以适应倾向中的社会趋势。复有精审详密之德谟克拉西整理僧伽制度论，亦以见吾志之不在徒发理论，须见之行事耳』！是年春夏
圆!4漒讲法华、楞严于北京。时北五省大旱，法会中发起佛教筹赈会(叶性礼「圆!4漒法师事略」)。七月
(「仲夏之月」)，回沪。广州庚申讲经会代表李观初，已来沪迎候(康 [P116] 寄遥与李同乡，由是始识大师，发心学佛)。李观初为国会议员，去秋在京，预维摩法会。南下参加非常国会，因与广州诸议员，于去冬发起迎大师讲经。春间，大师推同学开悟代往。粤方仍盼南行；辞不获已，乃相偕南下。抵广州，设讲座于东堤议员俱乐部，讲佛乘宗要论。论依佛法导言为依，敷衍为八章七十七节；初以「教理行果」统摄大乘诸宗。胡任支译粤语，与其弟赓支同记录。皈依者有龙积之等(自传十三)。八月
粤桂战事起，龙积之等陪大师与开悟赴香港。陆蓬山、吴子芹等发起，请于名园讲佛学三日，开香港宣讲佛学之风(自传十三；人物志忆四；从香港的感想说到香港的佛教)。
大师留港十余日，回杭(自传十三)。
时应用进化论之历史考证法，以研考佛书者日多，大师取极端反对态度，为传统佛教担心： 『略从日本新出佛书，浅尝肤受，皮毛亦未窥及，随便拿来学时髦，出风 [P117] 头，乱破坏，乱建立』(海内留心佛教文化者鉴之)！ 『这种言论，……不久，于佛教的精神形式，必发生重大变化，故希望以佛教为生活的和尚尼姑，及学佛的居士，都将他研究一下』(海潮音社启事)！十月
(「九月初」)，大师再至武昌。寓皮剑农家，设讲座于湖北省教育会，讲楞严经，编「楞严经研究」为讲义(自传十三)。讲义以摄论为本，略糅余义而成；十一月十四日(「十月五夕」)编讫。此夕旋闻稍坐，忽觉楞严义脉，涌现目前，与唯识宗义相应，因重为科判而殿于研究之末(楞严经研究五)。去年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即以楞严为伪；而唯识学风又渐盛。大师殆感楞严之将成问题，故为之会通！
大师，时作「论基督教已没有破坏和建设的必要」，载于新佛教二卷二期。十一月二十四日(「十月十五」)，大师于武昌讲经会授皈戒。李隐尘、李时谙、王森甫、满心如、陈性白、赵南山、皮剑农、萧觉天、杨显庆、孙文楼 [P118] 、刘东青等军政商学名流，执弟子礼者三十余人。武汉学佛之风，于是大盛(自传十三；笠居众生「致德安法师书」)。
湘僧善因(笠居众生)，年来与觉社通音讯。闻大师启讲楞严，特远来与会(自传十三)。大师比年异军突起，本深厚之佛学素养，以通俗之方法弘教，得京、鄂、沪、粤多数大力者之信护，道誉日隆！而出家僧侣，囿于传统，拘于宗派，惑于「大闹金山」之暄染，反而流言四起。观笠居众生致德安书，可想见当时情势： 『考太虚法师之行实，及各居士之德行，鲜有不符佛制，如道路所遥传者。本月十五日，并在武昌讲经会弘传戒律，计男女居士受三皈者九人，受五戒者二十八人，受菩萨戒者十一人，皆当世高年俊杰。……虚师若无过人之德，彼一般高年俊杰，岂肯屈膝膜拜于年轻衲僧之前乎！善因与各居士同住数日，见各居士念佛礼佛，行住坐卧，不肯有稍自放逸之行为，即在缁门亦难多遘！虚师讲经，仍是香华供养，端身正坐，惟不搭衣，无不 [P119] 具威严之事。……乃吾辈同侣，心怀姤忌，诽语频加！座下见地洞彻，幸勿误听』！十二月
大师讲心经于黄, 冈会馆──帝主宫。史一如笔录为「心经述记」(自传十三；心经述记)。
按：心经述记注：『太虚法师在汉口黄州会馆口述』。佛学浅说附注：『十月二十八日晚，在汉口帝主宫讲心经后之演说辞』。其事甚明。乃自传以为：是年讲起信论后，在帝珠(主？)宫演讲三日。讲楞严经后，于安徽会馆讲心经三日，乃发起佛教会，实回忆之误。盖心经讲于帝主宫，为此年楞严法会后；而起信论法会后，讲于安徽会馆，乃七年秋事。自传之说，时地并误。
时信众之请求皈戒者踵起，总计达百一十九人(孙孙山「武汉庚申居士皈戒录」)。大师乃于心经法会终了，发起汉口佛教会，推李隐尘为会长，李时谙负责筹备。大师之佛教运动，于武汉日见发展(自传十三；李慧融「汉口 [P120] 佛教会创始记」；佛教会创始记序)。
十日(「十一月朔」)，周扱寰代表湖南赵炎午(恒惕)、林特生、仇亦山等，礼请大师去长沙弘法。是日，大师与善因、李隐尘、陈元白、张锡畴等十余人，专车去长沙。设座船山学社，讲「身心性命之学」三日，法会甚盛。当即发起长沙佛教正信会(自传十三；海二、一「大事记」)。
十五日(「六日」)，大师等返武昌，商决明年由善因编辑潮音于汉口(次年二三月即迁还杭)(自传十三)。
大师于汉口佛教会，讲「佛教的人生观」。所论大乘的人生观，为： 『圆觉之乘，不外大智慧、大慈悲之二法，而唯人具兹本能。……唯此仁智是圆觉因，即大乘之习所成种姓，亦即人道之乘也。换言之，人道之正乘，即大乘之始阶也』。
大师回杭；舟次九江，函覆王弘愿所询唯识义(书)。 [P121]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庚申──辛酉)，大师三十三岁。 新春
大师鉴于僧寺内外交困，实为佛教复兴之大碍；大师乃唱「僧自治说」： 『欲实行僧自治，须摈绝挠乱之他力(官府之摧残，地方痞劣之欺压)；尤应去除本身腐败之点，力自整顿而振兴之』！
一般学佛者之行不由中，尤为新兴佛教前途之危机，特提「行为主义之佛乘」以资警策： 『从来为佛教徒者，大多只知以「享受福乐」或「静定理性」为果。…… 无论重理解，或重证悟到如何圆妙，都只空理，不成事实，至近乃更厉行。一般知识阶级中，或认佛法为达到本体的哲学，或则但认一句禅谜，或则但守一句佛名，或则但以佛的经书、形像、数珠、木鱼、蒲团等项为佛事。而不悟盈人间世无一非佛法，无一非佛事』！ [P122] 『吾确见现时学佛的人渐多，大都迷背佛乘，不修习佛之因行。不知一切有益人群之行为皆佛之因行，反厌恶怠惰，其流弊将不可胜言！故大声疾呼，敢为之告曰：吾人学佛，须从吾人能实行之佛的因行上去普遍修习。尽吾人的能力，专从事利益人群，便是修习佛的因行。要之，凡吾人群中一切正当之事，皆佛之因行，皆当勇猛精进去修去为。废弃不干，便是断绝佛种』！
大师言之若是其剀切沉痛，而学佛者，则终于念佛念咒，了生了死而已！大师以为：『佛的因行，以敬信三宝，报酬四恩为本，随时代方国之不同而有种种差别』。『在自由的共产主义下』，则以从事农矿、劳工、医药、教化、艺术为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义下』，则加为警察、律师、官吏议员、商贾等。三月二十三日(「二月」)，大师任西湖净慈寺住持。大师久欲凭借禅林，以实施理想之改建，为佛教树新模。适以净慈亏欠甚巨，无法维持，乃由华山 [P123] 徒属之因原、如惺介绍，接已故之雪舟和尚法而进院(自传十四；略史)。杭州测量局员王行方、徐柳仙、陆慧生等，发起讲经会，请大师于幽冀会馆，讲唯识三十论。如如记录，成「唯识三十论讲录」。大师开讲于二十四日(「二月十五」)，适为进净慈寺之次日(自传十四；海二、四「大事记」；海三「辛酉年鉴」；唯识三十论讲录赘言)。
大师着手于净慈寺之兴革：取缔鸦片酒肉；修济公殿；严饰佛像；陈列佛学书报以公众阅；改禅堂为角虎堂，以继永明禅净双修之风。且筹办永明学舍，以作育弘法僧才；设佛教慈儿院，以教育小沙弥。次第推行，百废俱兴(自传十四；略史；永明精舍大纲)。五月，朱谦之来兜率寺，拟从大师出家。朱氏以「将所有佛书，批评一过，从新整理建设起」为目的。大师告以不必出家，为介绍往从欧阳竟无游(自传八)。大师提倡佛学，而实不以一般治学方法为是，于此可见。
时大师有「佛法大系」之作。本体为「真如的唯性论」，现行为「意识的唯 [P124] 心论」，究极为「妙觉的唯智论」。以之统论大乘诸宗，为大师大乘三宗论之初型。
二十日，修正管理寺庙条例二十四条公布。此出程德全面请徐总统，乃得撤销前之卅一条，修正公布，尚能消极维持(自传八；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大师嫌其未善，拟「修改管理寺庙条例意见书」三十九条。其特点：一、析别寺庙之性质为宗教寺庙、奉神寺庙、公益寺庙，俾纯正之佛寺，得与耶回教堂同为财团法人(第一条)。二、寺庙之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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