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交泰東圖書局發行。晤章太炎，與談起信論義，及人乘階漸佛乘義，頗得章氏激賞(自傳十八；人生觀的科學後序)。 [P194]
二十叁日(「臘月念八日」)，史一如病卒于滬(海六、四「事紀」)。
按：自傳以史一如卒于十二年下半年，誤。
二十五日，乙醜元旦，大師抵漢口(大醒爲編者說)。回武院，對院務逐加整理，爲學生講二十唯識論(自傳十八；大醒爲編者說)。「世間萬有爲進化抑爲退化」，「以佛法批評社會主義」，「佛法是否哲學」，「佛教心理學之研究」，均此時爲研究員講。大師評社會主義，確認其目的之正確，而嫌其手段之偏謬：「見環境而忘本身」，「專物産而遺心德」，「齊現果而昧業因」，「除我所而存我執」。故主「改造本身」，「究源心德」，「進善業因」，「伏斷我執」，以正其偏而庶乎能實現其目的。論心理學，大師依楞嚴經，析爲情的，想的，智的。時革命空氣漸高，大師乃作「大乘之革命」。其『革命之工具，即二空觀』 。
是月，北京佛化新青年會複活，邵福宸負責進行(海六、一「佛化新青年會通啓」)。甯、張在川，亦有重慶及四川(在成都)分會之設立。「張宗載宣 [P195] 言」，誇張猶昔(海六、一「宣言」；海六、二(「宣言」)。二月八日(「十五日」) ，李隱塵等約蕭衡珊(耀南)、何韻香、陳叔澄等，發起就中華大學，請大師開講護國仁王般若經。講數日，講務由善因代座。
鍾益亭、汪奉持等，是年受皈依(自傳十九；海六、二「事紀」) 。叁月六日(「二月十一日」)，大師偕王森甫等一行二十余人北上。至京，莅車站歡迎者數千人，駐錫慈因寺(海六、叁「事紀」；自傳十九)。
按：自傳「正月底到京」，「二月初間開講」，誤。
十四日(「十九日」)，大師于中央公園社稷壇，開講仁王護國般若經，聽衆日常千人。法尊、法芳譯語兼記錄，成『仁王護國般若經講錄』。四月十六日(「叁月二十叁」)圓滿，克蘭佩、衛禮賢、多傑覺拔、貢覺仲尼，均來法會參聽(自傳十九；海六、四「事紀」；法會「致班禅書」)。講次，值孫中山先生逝世，停靈社稷壇(經筵臨時旁移數日)。大師往谒遺體致敬，挽雲(自傳十九；人物志憶六)： [P196] 『但知愛國利民，革命曆艱危，屢仆屢興成大業。不忘悟人覺世，舍身示群衆，即空即假入中觀』。
大覺亦于叁月十二日(「二月十七日」)卒于重慶之歸元寺(大覺苾刍塔銘)。
時段祺瑞執政，召集善後會議。通電呼籲和平，有『誰本孔子一貫之旨，凜佛家造孽之誡』語，大師乃舉叁義以致書執政(書)。太原大同學校，試驗理想教育之德人衛西琴(禮賢)，讀及大師有關教育之論文(載晨報)，特來京訪晤，咨詢佛之教育法(自傳十九)。其後常通音問，友誼頗笃。四月，大師與白普仁、莊思緘等，設中華佛教聯合會籌備處于北京，呈內政部備案，以便推派代表，出席今秋東亞佛教大會(自傳十九；略史；海六、四 「事紀」；海六、五「事紀」)。大師作「中華佛教聯合會應如何組織耶」，主在家、出家分組而後合組。 [P197]
法會期間，大師兼爲藏文學院講『攝大乘論』，法尊記，僅至「所知依分」(海六、叁「通訊」)。大師論及大乘叁宗，于平等中顯有淺深之迹： 『一、法空觀慧宗，……重破小乘法執。二、法相唯識宗，前宗雖以空慧洗盡法執，然離執之法相則未廣明，故以此宗繼之。……真如淨德宗，凡有言說可安立者，前宗攝盡而無余。此宗所明者，乃法空觀慧所生所顯，法相唯識所明所證之體也』。
十九日，大師應燕京大學約，往講「爲學所以求真實」。熊東明由此發心學佛(自傳十九；論)。是春，班禅來京谒段執政(「班禅大師傳略」)。
非宗教同盟，一時風起。
文殊誕(四月二十七日)左近，大師偕胡子笏(妙觀)朝五臺山，宿碧山寺廣濟茅蓬。適風雪彌天，僅禮北臺菩薩頂(自傳十九；詩存)。五月，大師偕子笏抵太原。以莊蘊寬、汪大燮、葉恭綽、許世英、孫寶琦、熊 [P198] 希齡、湯芗銘等先容，受閻百川之招待。惟晤談之余，意趣不盡惬洽(自傳十九；海六、十「通訊」)。大師訪山西村政；遊晉祠(五月五日)等名勝。于洗心社之自省堂，講「佛法與孔子之道」(自傳十九；海六、六「太原四團體歡迎太虛法師之演講錄」)。
大師經石家莊回北京。時大勇決改組藏文學院爲留藏學法團，專學藏密(自傳十九；海六、六「事紀」)。因乞大師開示，書四偈示之： 『心佛衆生，一如無別；下同悲仰，上齊慈力(本依)。 率身律儀，澡心冰雪；嚴己正人，住持體立(嚴正)。 寬消峻怨，和凝厚德；事緣吉羊，成由福德(寬和)。 隨順時機，施行法教；攝化無方，廣學善巧』(攝化)。
大勇後以六月四日(「閏四月十叁日」)成行(海六、六「事紀」)。
能海之入藏學密，亦是年叁、四月(「叁月」)事(海六、五「事紀」)。
大師離京南下，沿途經濟南、南京、常州、無錫、蘇州，並小住遊覽，所至 [P199] 均紀以詩(自傳十九；箴新僧；詩存)。
時佛化新青年會複活，而武院同學會，是春又出版新僧──大醒、迦林、寄塵負責，老僧爲之驚恨。大師遊曆歸來，作「箴新僧」，以緩和老僧惡感(文)。
大師抵上海，天童寺退居淨心，住持文質，已在滬迎候(海六、五「事紀」)。偕赴甯波，禮育王舍利塔已，去天童寺講楞伽經。六月初開講，陳慧秉記錄，成「楞伽經義記」(自傳十九)。
經期中山居閑適，遊天童諸勝，皆有題詠(自傳十九；詩存)。「悲圓居士集序」，「大覺苾刍塔銘並序」，均作于此時。
大師爲東亞佛教大會，撰「敬告亞洲佛教徒」，蔡伯毅爲譯成日文(海六、八「通訊」)。
講畢，大師抵滬。七月二十九日、叁十日(「初八初九兩日」)，在世界佛教居士林講演佛乘(自傳十九；海六、七「事紀」)。 [P200]
按：居士林說法，自傳誤爲北京初回，未去天童之間。八月四日(「六月十四日」)，大師抵廬山大林寺。十日起，開暑期講演會叁日。北大教授張怡荪，臺灣故友善慧，並參預演講。大師講世俗谛的人生觀(海六、七「事紀」)，發揮「仁義禮樂之仁德」： 『今雖欲行儒之行，而本之于佛而又歸之于佛也』。
大師是年多以儒爲方便。致段執政書：『撷華夏之文化，體佛用儒』；複衛禮賢書：『先從大乘佛化，以得到符合內外上下，渾然一體之宇宙人生實際之孔家儒化與大乘佛化，乃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在太原，講『佛法與孔子之道』；其後複作「中國人用中國法之自救」。自謂：感于中國之日亂，列強之不足恃，主張發揚宋元來之「國民性道德」──叁教融合之精義，淬砺而振作之。其項目爲「一、建佛法以建信基」，「二、用老莊以解世紛」， 「叁、宗孔孟以全人德」，「四、歸佛法以暢生性」。大師晚年論發揚中國文化，要不出此。 [P201] 是年夏秋，大師設廬山學宭于大林寺，以會覺、大醒、滿智、迦林爲學員，令習英文與佛學(熊東明從學佛法于山)，爲寰遊歐美布教之預備(自傳十七；寰遊記一；略史)。大師素以振興佛教(唯中國能振興大乘佛教)救世界，今乃欲先著手于世界運動，格化西人，庶乎國人因西人之信仰佛法而信佛。方針一變。是秋，唐大圓回湘；海潮音移廬山，九期起，改由會覺編輯(南北東西的海潮音；海潮音十五年來之總檢閱)。
支那內學院，擴設法相大學。廈門南普陀寺，禮請常惺創辦閩南佛學院(海六、七「事紀」)。
國民大學函商增設佛學史，或印度哲學史，請大師爲教授，辭之未就(覆國民大學函)。
時東密藏密，泛濫日深。蒙藏喇嘛，『形服同俗，酒肉公開』。東密則：『曰俗形居中臺也，曰定妃爲女形也』，而居士據以傳法；且誇『即身成佛爲 [P202] 獨具之勝義』。大師慨中國佛教漸陷混亂，有『弁髦戒行，上苴淨業』之危(普陀印老同感)。春日，大師作「今佛教中之男女僧俗顯密問題」。在廬山學宭，更講「論即身成佛」，「中國現時密宗複興之趨勢」。主張：納于教理，軌以戒律，嚴其限製。望大心比丘，深入東密藏密而冶爲中密。讀大師致王弘願書(七)，可概見當時爭論情形： 『比年天下洶洶，人失其性，莫非值利譽則貪癡即縱，處人己則瞋慢相陵。播流四毒，構成衆凶。乃知非先自降伏煩惱，則凡百皆爲資福之具耳。宏法！宏法！多少人將假此名以行其惡！語之曷勝痛心。去春雷斧之事，日僧演華等續續來信，且宣誓以證其所雲之皆實。余以君等已心喪其主，客氣用事，不能止惡，徒以長瞋，因之默爾而息。其意在不添火宅之焰，非有他也。近衡時局，稍發危言。乃聞門弟述君于所撰之報紙，公然惡口相加；余惟有痛自慚愧，祝君心快而已，他複何言』！ [P203]
大師廬山講學，更有「阿陀那識論」，「論法相必宗唯識」，「議佛教辦學法」。大師立法相定義：「空前之法執非法相」，「遮破法執之空慧非法相」，「安立非安立圓融之法界非法相」；據是遮落聲聞、般若等經論，法相爲慈氏系獨得，而明其必宗唯識。是年，編廬山講稿爲「廬山學」，由泰東書局印行(自傳十七)。十月九日，大師由廬山過南京，大醒等隨行(學宭停辦)。大師訪歐陽竟無，參觀法相大學；受邀說法，講「認識的地位論」。時武院研究生，有數人于此受學(自傳十九；海六、十「時事」)。
按：自傳以此事爲去廬山之前，誤。
十日，抵蘇州。應北寺昭叁，及張仲仁等請，講仁王護國般若經于北塔寺，有李印泉(根源)等參聽。二十六日(「八日」)，受皈戒者叁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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