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大師的放生思想及其影響 ——兼對當前佛教界放生現象的思考
通賢
內容摘要：流傳至今且興盛不衰的佛教活動——放生，其興起並形成具有有規模、有組織性的，乃是始自于隋朝的智者大師，本文首先簡略的闡述中國早期佛教的放生思想，然後就智者大師放生思想的形成和影響展開論述，從而對大師放生思想有一清晰了解。然而，隨著放生活動的興盛，在放生活動發展的過程中亦漸漸流露出種種弊端，因此最後就當前佛教界的放生現象進行了分析思考。
關鍵詞：智者大師 金光明經 放生 放生池 放生儀規
作 者：中國佛學院09級研究生
一、前言
放生，一直是佛教徒具有神聖認同感的宗教實踐之一。在佛教的放生觀點中，認爲所謂放生，就是將被捕獲之魚、鳥等生類放之于山野或池沼之中，使其不受人類宰割、烹食，使其重獲生命自由。在放生的同時，爲舉行放生儀式，即予以放生物食物，並爲之授“叁皈戒”及解說大乘經典等，以結法緣。
在佛教中，“放生”主要緣于佛教中“戒殺護生”的思想，如《大智度論》中雲：“知諸余罪中，殺罪最重；諸功德中，不殺第一；世間中惜命爲第一。”[1]又《梵網經》卷下雲：“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教人放生；若見世人殺畜生時，應方便救護，解其苦難。”[2]出家修道者以悲憫衆生爲念，故而戒殺生食肉，基于此乃有救護、放生之舉。因此，放生可以說是戒殺、素食的發展。如果說不殺生、素食是對生命的消極保護，那麼，放生就是對生命的積極保護。在佛陀時代，就有專門爲保護生物生命的器具，名“放生器 ”。在古印度，由于天氣炎熱，生命繁盛，出家人日常飲水，其中多有生物存在。爲防止殺生，佛教徒取水時，必用濾水袋過濾，將過濾所得的小生物放到專門的容器中，再將他們放到大江、大河、大泉池當中，這一專門容器，就叫放生器。《護命放生軌儀法》中說：“(善逝)唯以大悲，宣揚法化，於護生處，極致殷勤。是佛弟子，理應隨作。觀蟲濾水是出家之要儀，見危存護乃悲中之拯急。既知有蟲，律文令作放生器者，但爲西國久行，人皆共解。”[3]放生器的設置，可以說爲佛教徒在日常生活中保護生命提供了實在的工具。
在中國，“放生”一詞，最早見于《列子·說符篇》：“邯鄲之民，以正月元旦獻鸠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4]放生這一習俗，有著其悠久的發展曆史，齊梁時代就有施行，但是當時放生之舉更多的只是出于儒家“好生之德”的思想。而在放生池中放生，並爲放生物傳授“叁皈戒”，解說大乘經典等，以結法緣，“方舟江上講《流水品》，又散粳糧爲財法二施。”[5]天臺智者大師實爲首例。正是在智者大師的極力倡導下，遂使得放生活動遍及于全國且流傳並影響至今。因此，本文試對智者大師放生思想的形成及其影響略加闡述，使對其放生思想能有所清晰的了解；另外針對當前佛教界放生現象進行分析思考。
二、中國佛教早期的放生思想
在佛教未傳入中國之前，護生放生之舉早已存在。如 “成湯解網”、“正旦放生”、“子産畜魚”的記載，無不說明我國早就已經有戒殺放生的風氣。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主要強調 “仁者愛人”和“仁者愛物”的思想。如先秦時期，周公告成王：“舜之爲政，好生而惡殺，湯開叁面之網，澤及禽獸。禮記所載，無故不殺生，無故不食珍。曰：不傷胎、不破卵、不填穴、不覆巢，皆愛物之明征也。”又孟子感歎：“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6]則充分體現了聖人的仁者“愛人、愛物”之心。
如《呂氏春秋·異用》中記載：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通“罹”。遭遇)吾網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湯收其叁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纾。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叁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7]
商湯之所以能夠討伐成功，除了擅用萬物之外，更懂得珍惜生靈，不讓一切生命被趕盡殺絕，其治國之道，乃提倡仁民愛物，強調放生爲上合天心，下順民意，仁慈的君主因爲不忍見獵人四面布網，認爲有違上天好生之德，于是去除叁面，僅存一面；並更改祝禱詞，化殺戾氣爲和祥之氣，表現了統治者意識到若行放生將比殺生較易獲得民心。
又，《列子·說符篇》中雲：
邯鄲之民，以正月元旦獻鸠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8]
相傳趙國邯鄲城民衆在正月初一貢獻斑鸠給趙簡子，趙簡子每每都會厚賞民衆後，將斑鸠放生，以顯示諸侯有好生之德。可見當時就已經出現專門捕魚鳥以供放生的風俗。但是此種放生只是表示對生靈的恩惠，先捕生靈然後再放之，則功過難以相抵。因此，周簡子聽衆門客勸導，將“捕物放生”的作法改爲“禁民捕捉”。
春秋時代鄭國賢大夫，公孫僑，字子産。心地仁厚，孔子稱贊他：“有仁愛之德古遺風，敬事長上，體恤百姓。”當時列國橫爭侵擾，而鄭國能以保持內政穩定，民生安樂，首賴子産輔政有功。每當有人贈送活魚給子産，子産從來不忍心，以享口腹，而使活生生的魚受鼎俎烹割痛苦，總是命人把魚畜養在池塘裏，眼見魚兒優遊水中，浮沈其間，子産心胸暢適，不禁感歎地說：“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可見子産的仁德普及物類，不只是民吾同胞，事實已擴大到物類了。
因此，愛惜物命，放生的善舉，儒家聖賢君子，早已有之。也正說明了放生習俗在中國文化具有深厚的思想背景。
然自佛教傳入東土以來，人們對于佛法的認識，除了受僧侶的弘揚與其自身行爲影響之外，具體接觸並了知佛法的思想乃是來自于佛典。公元一世紀初，佛法傳入中國，約在東漢桓帝建和元年時(147)，開始陸續有佛經翻譯出來，而有關放生救護之法的佛典，如《六度集經》、《梵網經》、《雜寶藏經》、《金光明經》等，也在譯經初期逐漸傳譯出來。如《六度集經》卷叁亦記載，往昔佛爲大理家時，見觀市睹人賣鼈，以百萬價贖之放生之事。[9]又，《雜寶藏經·沙彌救蟻子水災得長命報緣》卷四記載，一沙彌見衆蟻子，隨水漂流，命將欲絕，遂心生慈悲，自脫袈裟，盛土堰水，而取蟻子，置高燥處，遂悉得活。沙彌以此因緣，得延命之果報。[10]此外，《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品》卷四記載，流水長者子不忍魚爲日所曝，乃求其國王，與以二十大象，暫往負水，濟彼魚命，王允其請。長者子乃及請二子，至象廄中，隨意取二十大象，又從酒家多借皮囊，往決水處，以囊盛水，象負至池，瀉至池中，水即彌滿，還複如故。流水長者子救起瀕死之魚，予之水、食，爲其解說大乘經典，諸魚聞經後，皆生忉利天。[11]
其中《梵網經》和《金光明經》影響最具，隨著此二部經的譯出與流行，放生活動漸作爲奉佛修行的一部分，時有舉行。如：梁武帝，勅太醫不得以生類爲藥，郊廟牲牷，皆代以面，宗廟用蔬果。[12]梁武帝曾先後頒布“斷酒肉文”、“論酒肉敕”、“喝斷肉律”、“禁犧牲文”等诏令。既用佛教戒律，又用強製的行政命令，禁止食用酒肉，甚至不許用畜禽作爲祭祀用品，這對護生有極大的幫助。又，北魏獻文，勅祭天地宗社勿用牲，歲活七萬五千牲命；[13]北齊文宣帝高洋皈依佛門，從僧稠禅師(480—560)受菩薩戒，並“永不食肉，盡停鷹犬傷生之具及境內屠殺”。[14]可見，自東晉末年至南北朝，在佛教的影響下，戒殺護生放生的觀念逐漸爲社會各階層所接受。佛教的“放生”已開始出現，並漸漸流行開來，上自皇帝，下至百姓，佛教徒中皆不乏好之者。
不過，中國初期的佛教“放生”更多是是建立在“戒殺護生”的思想上，只能說是個人慈心善舉的一種表達，基本上屬于個人行爲，並末能形成有一定規模和組織性的。直至天臺智者大師，中國方始有大規模並且有組織和系統性的放生。如宋·志磐《佛祖統紀》卷叁十叁中雲：“《(金)光明經》述流水長者救魚十千天子報德，此(放生)緣起也；智者買斷簄梁，悉罷江上采捕，此(放生)立法也；赴計诩獄中之難，報修禅堂上之恩，此(放生)顯驗也。”[15]智者居天臺山時，爲令臨海居民莫以捕魚殺生爲業，曾自舍身衣，並勸募衆人購置放生池，此爲設放生池放生之始；複傳授池中族類“叁皈戒”，爲彼等說《金光明經》、《法華經》等，以結法緣，從而開天臺放生會之濫觞。此後即盛行不衰，在今日之佛教界，仍然風行。
由上可知，中國早期佛教放生思想的形成，既有佛教戒殺護生的思想根源，同時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動。但是，佛教放生之精神內涵重在“法食兩施”，此也是有別于儒家的“好生之德，放生之舉”的地方。
叁、智者大師放生思想形成的背景與體現
智者大師(538—597)，生于烽火動蕩的南北朝時期，父兄皆任梁朝命官。雖出身官宦之家，但由于時局動亂及父母亡故，因深體無常而于十八歲，禮長沙果願寺法緒大師出家。 二十叁歲時，往大蘇山，求受慧思禅師教導，勸修法華叁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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