贊甯叁教思想初探
編輯：隆德
來源：閩南佛學
內容提要：贊甯是五代末北宋初的高僧，佛教史學家。他博涉叁藏，兼通儒、道二家，又善文辭，所編《宋高僧傳》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在儒學及佛學義理方面也頗有建樹。尤其是他爲折衷儒、佛二家之沖突而提出“以王法爲本”的觀點，乃開後來智圓、契嵩叁教融合思想的先河。本文即結合贊甯的生平與著述，對他的這一思想略作探討。
關鍵詞：贊甯 法爲本 儒爲佛
前 言
從政治的角度而言，宋代的國家仍如前朝是以儒家思想爲其立國施政的根本，由此必然産生抑製佛教的傾向。從民族意識的角度而言，由于當時受到遼、西夏、金等北方異族的經常性的侵犯，人們的民族意識被激發出來，由此而對“夷狄”的佛教加以苛刻的攻擊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對于視儒教倫理爲正統的官僚士大夫們及理學先驅而言，貶抑佛教乃是保持儒學正統地位的內在要求。而這些官僚士大夫、儒士的言論勢必影響到國家的宗教政策、社會人士對佛教的反感，從而對佛教構成現實的威脅。盡管他們反佛的根據，不過是些皮相之論，諸如平民溺惑于佛教，廣興寺院，僧尼日增，擾亂民生，毒害政治等等，而罕于在學理上對佛教作深入的批判。相比之下，後來的理學家們大都熟讀佛教書籍，藉此來攻擊佛教，比一般的官僚士大夫排佛的理由倒是要深入得多，但也少有肯綮之言，反而從佛教理論中汲取思想營養大大充實了自家的學說。
宋代初期的佛教既受到政府的限製，同時又不斷遭受官僚士大夫、理學家們的排斥。面對如此的困境，佛教已然無法保持“沙門不敬王者”的超然地位。爲了緩解外部環境施予佛教的壓製和脅迫，贊甯提出了“以王法爲本”的應對之道。
贊甯的生平與著作
贊甯(919—1001)，湖州(浙江)德清人，俗姓高，父名審，母周氏，其祖是黃河流域的渤海人，貞明五年(919)生于金鵝別墅。當五代十國時的吳越國(908─959)開國之君武肅王錢(908─932在位)在今浙江省和江蘇省東南部建立政權之後，贊甯也于後唐天成中(約929)在杭州市祥符寺出家［1］，更在後唐清泰初(約935)入今浙江省境內的天臺山，接受天臺宗所授的具足戒，並學習以釋道宣(596—667)《南山鈔》爲依據的《四分律》學問，通南山律。他博涉叁藏，辭辯宏放，無人能挫其論鋒，時人稱爲“律虎”；又兼通儒、道二家典籍，善文辭，深受王侯名士敬仰。吳越忠懿王慕其德風，任其爲“兩浙僧統”，並賜號“明義宗文大師”，讓他去管理吳越國的僧尼，在其任內數十年來“像法修明，缁徒整戢”［2］。
到了宋太宗太平興國叁年(978)，吳越國末代君主忠懿王錢 (948─959在位)奉版圖歸降趙宋，贊甯隨之入京。贊甯以應對得體，爲太宗喜歡，賜紫方袍，太平興國叁年(978)改其法號爲“通慧大師”，並晉住開封左街天壽寺。其後，曆任翰林史館編修、右街僧錄、左街僧錄等職。宋太平興國八年(983)，太宗下诏命贊甯修一部《高僧傳》，令他回到杭州原來所居寺院去撰寫。贊甯在僧人顯忠的幫忙之下，經過六年努力，在太宗端拱元年(898)修成《宋高僧傳》叁十卷。以此成績，受诏書褒美並獲厚賜［3］。鹹平四年(一說至道二年，996)示寂，世壽八十叁。追谥“圓明大師”。著作頗多，除《宋高僧傳》之外，另有《叁教聖賢事迹》一百卷，又有《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
在江南吳越之地，武肅王錢被封爲吳越國王(後唐同光元年，923)，其後五代錢王都虔誠信仰佛教，在保國安民的同時，大興佛事，在五代亂世之中，構築了一個東南佛國。長興叁年，武肅王死，文穆王錢元璀嗣立，善承父王之治。天福元年(936)遣蔣承動等赴日本，尋求佛書。彼時贊甯尚在天臺鑽研佛教。清泰二年(935)贊甯十七歲，時值新羅僧道育在天臺山平田寺留錫，據說他以血供養蚊蚋虻蛭四十余年，贊甯在石梁與道育同宿修行。
贊甯後來所處的政治環境、當時流行的社會思潮及文化氛圍，都對其思想産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可從他後來的交往中可以窺見一些消息。
一是與錢氏一族中的忠懿王、宣德節度使錢湛、奉國節度使錢億、越爲刺史錢儀、金爲觀察使錢俨、工部侍郎錢昱都有親密的交往，此外並與衛尉卿崔仁翼、工部侍郎慎知禮、內侍致仕揚恽錢等互相唱和應酬詩文。
二是吳越的文風隆盛，直接間接刺激了贊甯對于儒學的關心，當時江南佛教界有貫體、靈徹、齊已等儒僧。贊甯並受光文大師彙征教以文格(文體)，前進士龔霖授以詩釋訣。因此贊甯的聲望日隆，文學日盛，在錢塘有數的名僧中有四虎，即契凝——論虎、義從——文虎、晤恩——義虎、贊甯——律虎。他在吳越監壇，爲副僧錄及兩浙僧統達數十年之久，對吳越佛教頗有貢獻，贊甯獲得“明義宗文大師”的僧號即在此時，據他在《宋高僧傳》中所記，他和錢塘慈光院文備(926—985)、淨光大師義寂等都有親密的交往。
吳越王錢氏(908—979)于太平興國叁年(978)五月在宋室統一進迫的壓力下，將其國土十叁州一軍八十六縣五十五萬六百八戶、兵丁十一萬五千叁十六，獻與宋帝，從而保全了錢氏一族及吳越國境內的百姓。這也可見錢俶王深受佛法的熏習，宅心仁厚。隨同錢俶王進京的贊甯，以應對得體爲太宗喜歡，親賜贊甯紫方袍，改號“通慧大師”，深得太宗信任，駐錫于汴京左街天壽寺。贊甯老年與盧宋崖、李穆等講論儒學及名理諸論，在歐陽修的《六一詩話》有下面一段有趣的記述：
吳僧贊甯，爲國初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自有著述。辭辯縱橫，時人不能屈。有安鴻漸者，亦勝詩文，且多滑稽。鴻漸在開封街頭閑步，贊甯與數僧由對面來。鴻漸指而嘲曰：“鄭都管不愛之徒，時時作隊。”(鄭谷詩：“愛僧不愛紫衣僧。”)贊甯應聲答曰：“此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群。”
歐陽修在《歸田錄》中記有：
太宗幸相國寺，在佛前燒香，問贊甯應否拜佛。贊甯曰：“陛下只可燒香，不必下拜。因陛下是現在佛，無拜過去佛之必要。”贊甯善讀書長于口辯，此語深合上意，太宗微笑颔首，以後帝行幸佛寺，焚香不拜，遂爲定製。識者亦爲合禮。
以上的記述也許不一定是事實，但卻可以看出在北宋初期士大夫對佛教真情流露的態度。如吳處厚所著《青箱雜記》卷六中有：
近世釋子多務吟詠，唯國初贊甯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佛事。可謂允當之評論。
贊甯在太平興國六年(981)被任命爲右街副僧錄，掌右街教門之事。次年受诏歸杭州，先後七年纂修《高僧傳》。端拱元年(988)七十歲再度入京。淳化元年(990)參政事蘇易簡奉太宗旨意，編纂叁教聖賢事迹，由太一宮道士韓德純編述道教，贊甯編述佛教，著作了《鹫嶺聖賢錄》(已佚)，既是奉旨而作，叁教合一當然是編撰的基本原則。據王禹偁的《小畜集》卷十中所載，贊甯在著書完成之時，充任左街講經首座一職，王禹偁作《贊甯新拜首座》一詩曰：
著書新奏禦，優诏及禅扉；首座名雖貴，家山老未歸。磬聲寒繞枕，塔影靜侵衣；終憶西湖上，秋風白鳥飛。
至道二年(996)贊甯以七十八歲高齡，蒙恩命受洛陽佛教教團監掌。在這一年，洛陽文人之間因襲白居易的故事，常召開九老會的雅集，當時以總理宋初大文化事業的李昉(著有《太平禦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文苑英華》)爲中心，而參加者宋琪、楊微之、魏丕、李遠、朱昴、武允成、張好問及方外沙門贊甯共是九人。而以八十歲且文名貫于當時的張好問爲筆頭(文首)，其余都是近乎八十歲高齡的人，對于繪畫賦詩吟詠都有研究素養，可以說是一個風雅高尚的集團，後來因蜀地叛亂，出兵四川，九老會也一時不得不中斷了。在白居易之後以詩論體聞名當世的王禹偁，對于佛教並不抱有好感，只是對于贊甯以師事之，在他的《小畜集》中記有向贊甯呈送詩詞的事情。
此期間，贊甯開始著作《高僧傳》，到了鹹平二年(999)加以重修《僧史略》，這是他的最後著作，總其一生所著內外之學計數百卷，年逾八十，仍爲護教而努力。他經曆了史館編修、左街僧錄之職，于鹹平五年以八十五歲高齡，于杭州祥符寺示寂，葬于錢塘龍井塢。天聖七年(1029)法孫宗盛，將贊甯遺骸付諸荼毗，重新祀奠。崇甯四年(1105)，徽宗加谥爲“圓明大師”，旌表其學行，更四十年後紹興十四年(1144)法道重刊《僧史略》，重申贊甯“佛先道後”之主張。孤山智圓(976—1022)在《經通慧僧錄影堂》一詩中，對贊甯一生的德業大爲推崇，詩曰：
寂爾歸真界，人間化已成；兩朝欽至業，四海仰高名。舊迹存社，遺編滿京；徘徊想前事，庭樹跪鴉鳴。
宋初的排佛激流與贊甯的獅吼之應
唐代韓愈之後，辟佛一直層出不窮。到了宋代，由于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的大肆入侵，深具民族精神與憂患意識的宋儒，從佛教的法義中汲取營養，卻用這個新形成的理論來開始新一輪的辟佛，宋初尊儒抑佛之思想由此形成。宋初，排佛之儒者的作品主要有孫複的《儒辱》、石介的《怪論》、李觏的《潛書》和歐陽修的《本論》等。
孫複(992—1057)，字明複，人稱泰山先生，以佛“爲夷狄之法，亂我聖人之教”爲大辱，力排佛教，其有言曰：“佛、老之徒橫行于中國……絕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摒棄禮樂以塗天下之人。”［4］石介，字守道，人稱徂徕先生，師事孫泰山，作《怪說》叁篇，以和其師之說，曰：“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5］
此類辟佛之言甚多，不勝枚舉，由此可見宋儒攘斥佛法之大概。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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