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宁三教思想初探
编辑：隆德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赞宁是五代末北宋初的高僧，佛教史学家。他博涉三藏，兼通儒、道二家，又善文辞，所编《宋高僧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儒学及佛学义理方面也颇有建树。尤其是他为折衷儒、佛二家之冲突而提出“以王法为本”的观点，乃开后来智圆、契嵩三教融合思想的先河。本文即结合赞宁的生平与著述，对他的这一思想略作探讨。
关键词：赞宁 法为本 儒为佛
前 言
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宋代的国家仍如前朝是以儒家思想为其立国施政的根本，由此必然产生抑制佛教的倾向。从民族意识的角度而言，由于当时受到辽、西夏、金等北方异族的经常性的侵犯，人们的民族意识被激发出来，由此而对“夷狄”的佛教加以苛刻的攻击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对于视儒教伦理为正统的官僚士大夫们及理学先驱而言，贬抑佛教乃是保持儒学正统地位的内在要求。而这些官僚士大夫、儒士的言论势必影响到国家的宗教政策、社会人士对佛教的反感，从而对佛教构成现实的威胁。尽管他们反佛的根据，不过是些皮相之论，诸如平民溺惑于佛教，广兴寺院，僧尼日增，扰乱民生，毒害政治等等，而罕于在学理上对佛教作深入的批判。相比之下，后来的理学家们大都熟读佛教书籍，藉此来攻击佛教，比一般的官僚士大夫排佛的理由倒是要深入得多，但也少有肯綮之言，反而从佛教理论中汲取思想营养大大充实了自家的学说。
宋代初期的佛教既受到政府的限制，同时又不断遭受官僚士大夫、理学家们的排斥。面对如此的困境，佛教已然无法保持“沙门不敬王者”的超然地位。为了缓解外部环境施予佛教的压制和胁迫，赞宁提出了“以王法为本”的应对之道。
赞宁的生平与著作
赞宁(919—1001)，湖州(浙江)德清人，俗姓高，父名审，母周氏，其祖是黄河流域的渤海人，贞明五年(919)生于金鹅别墅。当五代十国时的吴越国(908─959)开国之君武肃王钱(908─932在位)在今浙江省和江苏省东南部建立政权之后，赞宁也于后唐天成中(约929)在杭州市祥符寺出家［1］，更在后唐清泰初(约935)入今浙江省境内的天台山，接受天台宗所授的具足戒，并学习以释道宣(596—667)《南山钞》为依据的《四分律》学问，通南山律。他博涉三藏，辞辩宏放，无人能挫其论锋，时人称为“律虎”；又兼通儒、道二家典籍，善文辞，深受王侯名士敬仰。吴越忠懿王慕其德风，任其为“两浙僧统”，并赐号“明义宗文大师”，让他去管理吴越国的僧尼，在其任内数十年来“像法修明，缁徒整戢”［2］。
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末代君主忠懿王钱 (948─959在位)奉版图归降赵宋，赞宁随之入京。赞宁以应对得体，为太宗喜欢，赐紫方袍，太平兴国三年(978)改其法号为“通慧大师”，并晋住开封左街天寿寺。其后，历任翰林史馆编修、右街僧录、左街僧录等职。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太宗下诏命赞宁修一部《高僧传》，令他回到杭州原来所居寺院去撰写。赞宁在僧人显忠的帮忙之下，经过六年努力，在太宗端拱元年(898)修成《宋高僧传》三十卷。以此成绩，受诏书褒美并获厚赐［3］。咸平四年(一说至道二年，996)示寂，世寿八十三。追谥“圆明大师”。著作颇多，除《宋高僧传》之外，另有《三教圣贤事迹》一百卷，又有《内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学集》四十九卷。
在江南吴越之地，武肃王钱被封为吴越国王(后唐同光元年，923)，其后五代钱王都虔诚信仰佛教，在保国安民的同时，大兴佛事，在五代乱世之中，构筑了一个东南佛国。长兴三年，武肃王死，文穆王钱元璀嗣立，善承父王之治。天福元年(936)遣蒋承动等赴日本，寻求佛书。彼时赞宁尚在天台钻研佛教。清泰二年(935)赞宁十七岁，时值新罗僧道育在天台山平田寺留锡，据说他以血供养蚊蚋虻蛭四十余年，赞宁在石梁与道育同宿修行。
赞宁后来所处的政治环境、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及文化氛围，都对其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可从他后来的交往中可以窥见一些消息。
一是与钱氏一族中的忠懿王、宣德节度使钱湛、奉国节度使钱亿、越为刺史钱仪、金为观察使钱俨、工部侍郎钱昱都有亲密的交往，此外并与卫尉卿崔仁翼、工部侍郎慎知礼、内侍致仕扬恽钱等互相唱和应酬诗文。
二是吴越的文风隆盛，直接间接刺激了赞宁对于儒学的关心，当时江南佛教界有贯体、灵彻、齐已等儒僧。赞宁并受光文大师汇征教以文格(文体)，前进士龚霖授以诗释诀。因此赞宁的声望日隆，文学日盛，在钱塘有数的名僧中有四虎，即契凝——论虎、义从——文虎、晤恩——义虎、赞宁——律虎。他在吴越监坛，为副僧录及两浙僧统达数十年之久，对吴越佛教颇有贡献，赞宁获得“明义宗文大师”的僧号即在此时，据他在《宋高僧传》中所记，他和钱塘慈光院文备(926—985)、净光大师义寂等都有亲密的交往。
吴越王钱氏(908—979)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在宋室统一进迫的压力下，将其国土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户、兵丁十一万五千三十六，献与宋帝，从而保全了钱氏一族及吴越国境内的百姓。这也可见钱俶王深受佛法的熏习，宅心仁厚。随同钱俶王进京的赞宁，以应对得体为太宗喜欢，亲赐赞宁紫方袍，改号“通慧大师”，深得太宗信任，驻锡于汴京左街天寿寺。赞宁老年与卢宋崖、李穆等讲论儒学及名理诸论，在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有下面一段有趣的记述：
吴僧赞宁，为国初僧录，颇读儒书，博览强记，自有著述。辞辩纵横，时人不能屈。有安鸿渐者，亦胜诗文，且多滑稽。鸿渐在开封街头闲步，赞宁与数僧由对面来。鸿渐指而嘲曰：“郑都管不爱之徒，时时作队。”(郑谷诗：“爱僧不爱紫衣僧。”)赞宁应声答曰：“此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
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有：
太宗幸相国寺，在佛前烧香，问赞宁应否拜佛。赞宁曰：“陛下只可烧香，不必下拜。因陛下是现在佛，无拜过去佛之必要。”赞宁善读书长于口辩，此语深合上意，太宗微笑颔首，以后帝行幸佛寺，焚香不拜，遂为定制。识者亦为合礼。
以上的记述也许不一定是事实，但却可以看出在北宋初期士大夫对佛教真情流露的态度。如吴处厚所著《青箱杂记》卷六中有：
近世释子多务吟咏，唯国初赞宁独以著书立言，尊崇儒术佛事。可谓允当之评论。
赞宁在太平兴国六年(981)被任命为右街副僧录，掌右街教门之事。次年受诏归杭州，先后七年纂修《高僧传》。端拱元年(988)七十岁再度入京。淳化元年(990)参政事苏易简奉太宗旨意，编纂三教圣贤事迹，由太一宫道士韩德纯编述道教，赞宁编述佛教，著作了《鹫岭圣贤录》(已佚)，既是奉旨而作，三教合一当然是编撰的基本原则。据王禹偁的《小畜集》卷十中所载，赞宁在著书完成之时，充任左街讲经首座一职，王禹偁作《赞宁新拜首座》一诗曰：
著书新奏御，优诏及禅扉；首座名虽贵，家山老未归。磬声寒绕枕，塔影静侵衣；终忆西湖上，秋风白鸟飞。
至道二年(996)赞宁以七十八岁高龄，蒙恩命受洛阳佛教教团监掌。在这一年，洛阳文人之间因袭白居易的故事，常召开九老会的雅集，当时以总理宋初大文化事业的李昉(著有《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为中心，而参加者宋琪、杨微之、魏丕、李远、朱昴、武允成、张好问及方外沙门赞宁共是九人。而以八十岁且文名贯于当时的张好问为笔头(文首)，其余都是近乎八十岁高龄的人，对于绘画赋诗吟咏都有研究素养，可以说是一个风雅高尚的集团，后来因蜀地叛乱，出兵四川，九老会也一时不得不中断了。在白居易之后以诗论体闻名当世的王禹偁，对于佛教并不抱有好感，只是对于赞宁以师事之，在他的《小畜集》中记有向赞宁呈送诗词的事情。
此期间，赞宁开始著作《高僧传》，到了咸平二年(999)加以重修《僧史略》，这是他的最后著作，总其一生所著内外之学计数百卷，年逾八十，仍为护教而努力。他经历了史馆编修、左街僧录之职，于咸平五年以八十五岁高龄，于杭州祥符寺示寂，葬于钱塘龙井坞。天圣七年(1029)法孙宗盛，将赞宁遗骸付诸荼毗，重新祀奠。崇宁四年(1105)，徽宗加谥为“圆明大师”，旌表其学行，更四十年后绍兴十四年(1144)法道重刊《僧史略》，重申赞宁“佛先道后”之主张。孤山智圆(976—1022)在《经通慧僧录影堂》一诗中，对赞宁一生的德业大为推崇，诗曰：
寂尔归真界，人间化已成；两朝钦至业，四海仰高名。旧迹存社，遗编满京；徘徊想前事，庭树跪鸦鸣。
宋初的排佛激流与赞宁的狮吼之应
唐代韩愈之后，辟佛一直层出不穷。到了宋代，由于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的大肆入侵，深具民族精神与忧患意识的宋儒，从佛教的法义中汲取营养，却用这个新形成的理论来开始新一轮的辟佛，宋初尊儒抑佛之思想由此形成。宋初，排佛之儒者的作品主要有孙复的《儒辱》、石介的《怪论》、李觏的《潜书》和欧阳修的《本论》等。
孙复(992—1057)，字明复，人称泰山先生，以佛“为夷狄之法，乱我圣人之教”为大辱，力排佛教，其有言曰：“佛、老之徒横行于中国……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摒弃礼乐以涂天下之人。”［4］石介，字守道，人称徂徕先生，师事孙泰山，作《怪说》三篇，以和其师之说，曰：“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5］
此类辟佛之言甚多，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宋儒攘斥佛法之大概。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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