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應機悟俗”的特點，則說明唱導的對象雖僧俗兼有，其重點卻在俗衆。唱導的存在無疑啓示著佛家以更爲趨俗的內容、形式來改造講經，最終有了僧講和俗講的分流。
四
在經曆了由漢至唐的漫長發展後，中土佛教講經有了僧講和俗講之分。宣宗大中年間(847~859)入唐的日本求法僧圓珍《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記》卷上“重閣講堂”條雲：
言講者，唐土兩講：一俗講，即年叁月就緣修之，只會男女，勸之輸物充造寺資，故言俗講(僧不集也，雲雲)。二僧講，安居月傳法講是(不集俗人類也，若集之，僧被官責)。上來兩寺事皆申所司(京經奏，外申州也，一日爲期)，蒙判行之。若不然者，寺被官責(雲雲)。
這裏首次對僧講、俗講作了詳細記述。兩者區別在于宣講對象的僧、俗之分，這是其得名之由；目的也各有側重，僧講在于傳法，俗講則誘俗求施，其內容自然更世俗化，更故事化，並在“年叁月”，即正、五、九月叁長齋月舉行。兩者開講前都須申報官府批准。圭峰宗密(780~841)最早提及俗講。其《圓覺經大疏》卷下之叁中以“僧講俗講”爲造作之行。《圓覺經大疏鈔》卷十二之下中也有“僧、俗講”之語。俗講出現顯然要早于宗密記載之時。唐郭湜《高力士外傳》雲，“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所言爲肅宗上元元年(760)七月，太上皇玄宗移仗西內後事。講經 “不近文律”、“冀悅聖情”，和論議、轉變等並列，爲娛樂技藝。名爲講經，實爲俗講。《全唐文》卷叁十玄宗開元十九年(731)《禁僧徒斂財诏》雲，“近日僧徒，此風尤盛。因緣講說，眩惑闾閻，溪壑無厭，唯財是斂”，俗講當時已具規模，引起了朝廷注意。
俗講主要包含著兩大類型：一類是依經而行，與僧講相似。其文本主要保存于敦煌遺書，如《妙法蓮華經講經文》(P.2305, 擬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P.2133, 擬題)等，即講經文。與傳統講經比，它們不再相互辯駁，但大多仍需引錄、闡發經文，未脫傳統講經窠臼，不同處在于故事性的增強。另一類則擺脫經本束縛，不必引闡經文，而是撷取佛經中奇異、曲折，即 “變”(神變)的內容，敷衍成完整、動人的故事。其文本如《八相變》(北圖雲字24號)、《降魔變文》(S.5511等)，即變文。兩者形式上都是以散韻相間爲主要特征，其表演都是講說與唱誦相結合的。變文中的佛教變文由講經文直接發展而來，其演出常露出講經的架式。從《破魔變》、《八相變》、《降魔變文》、《目連變文》(北圖成字96號)等佛教變文來看，其搬演或多或少都沿用著講經文的押座文、回向發願、念佛、科分經文、解座文等模式。《太子成道經》(P.2999等)言“火宅忙忙何日休，五欲終生生死若。不似聽經求解脫，學佛修行能不能”，《破魔變》(P.2187等)言“小僧願講經功德，更祝仆射萬萬年”，僧人本身也視變文表演爲講經。這些都說明搬演變文最早由俗講之講經發展而來，爲俗講一種。
宣講講經文爲俗講的最初形式，屬于其正宗，也一直是作爲正宗存在。變文是在前者基礎上，進一步世俗化的産物。從講說者到聽衆留心的主要是內容的離奇、情節的曲折和技藝的圓熱。對原來繁瑣的儀式作簡化是必然，但它對宗教的依附性又要求這種簡化的緩慢，因而零碎保留了講經文的某些特征。在此便可理解，有關俗講儀式的記載都以講經文爲本，而不涉及變文的緣由。俗講之正宗的講經文已爲時人所貶，更不用說起源于它的變文。
如果只從對俗宣講的角度來理解，則俗講幾乎在佛教傳入中土開始就已存在，俗講一詞也就失去了意義。俗講一詞之所以始見于唐，是因爲唐代僧徒對俗宣講擺脫了傳統講經引經釋義的束縛，主要以生動故事、動人演說來打動聽衆，並以“悅邀布施”爲目的，開始成熟了起來。這與對僧講經截然相別。其宗教屬性受到當時學者、正統僧徒質疑，但它卻是當時流行世俗的宗教文藝形式。在爭取布施的同時，佛教一些基本概念，如地獄淨土、因果輪回，也通過它逐步深入尋常百姓心靈。這都使得佛教界有必要對當時的講經活動作區分，確立僧講、俗講的名目，以昭示其內容、目的、地位等方面的同異，樹立正統，匡人耳目。
唐代俗講盛行原因頗多。佛教宣講方式的演進，爲之准備了從內容到形式的各種要素。佛教在唐的迅速發展和世俗化，激活了這些要素，使之彙聚、形成生命力旺盛的俗講。太平盛世，城市繁榮，遊宴之風也促進了其流行。俗講系于佛教名下，聆聽者可由之滿足其宗教熱忱，與佛教關聯。其神奇故事，說唱兼行，娛樂性極強，爲前所未有的文藝形式，滿足了處在奢遊風氣中的俗衆的耳目之需。遍及全國的寺廟和僧侶則有力保證了俗講的開展。
俗講大行于世在盛唐之後。前引開元十九年(731)玄宗《禁僧徒斂財诏》、圓珍《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記》，已揭示唐土俗講的普遍性。《唐大诏令集》卷113載文宗時(827~841年在位)有《條流僧尼敕》，言及“比來京城及諸州府，叁長齋月置講集衆，兼戒忏”，也是。其中心在長安，時長安佛寺多有行俗講者。唐孫棨《北裏志》“泛論叁曲中事”條記長安尼寺保唐寺有俗講。《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叁《唐紀五十九》記敬宗寶曆二年(826)六月，曾前往興福寺聽文溆俗講。武宗會昌(841~846)初，長安俗講盛極一時。其時在京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叁記，會昌元年“敕于左、右街七寺開俗講。……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罷”。會昌二年五月又敕開俗講。俗講在中晚唐的盛行顯然與君主的扶持分不開。韓愈《華山女》詩有句“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鍾吹螺鬧宮廷。廣張福罪資誘脅，聽衆狎恰排浮萍”，描繪了長安佛家俗講受歡迎的盛狀。
唐代最著名的俗講僧是文溆。據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叁等所記，文溆曆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諸朝。其會昌初開俗講，集內供奉、叁教講論、賜紫、引駕起居大德等榮耀于一身，被公認爲城中俗講第一。唐趙璘《因話錄》卷四言其俗講受俗衆歡迎， “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其“假托經論，所言無非鄙亵之事”，爲其受歡迎之因，也是傳統講經所不能。而這點遭到當時文士和僧界正統反對。他後來被杖和流放，與此有關。作爲高級僧侶的文溆以俗講稱名于世，表明著俗講的流行，更揭示著其遭正統反對的必然。
佛教曆武宗會昌法難，元氣大傷，後一直未能恢複如前。但俗講並未因此絕迹。《全唐詩》卷721錄李洞《題新安國寺》詩雲：
佛亦遇艱難，重興疊廢壇。偃松枝舊折，畫作粉新幹。開講宮娃聽，抛生禁鳥餐。鍾聲入帝夢，天竺化長安。
這是昭宗前後長安新安國寺的俗講。晚唐五代五代時俗講一直興盛于敦煌地區，這從敦煌遺書中大量講經文和佛教變文卷子可知。南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叁十九引良渚沙門宗鑒《釋門正統》雲：
良諸曰：准國朝法令，諸以二宗經及非藏經所載不根經文，傳習惑衆者，以不道論罪……不根經文者，謂《佛佛吐戀師》、《佛說啼淚》、《大小明王出世經》、《開元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子曲》之類。
所言爲事魔妖教者，即食菜事魔，爲摩尼教一支。這顯然是其模仿佛教俗講，以變文形式向信徒宣教。這是南宋高宗時事，也是變文于文獻中的最後出現。俗講此後漸趨消失。
五
唐五代時的俗講儀式，見載于敦煌遺書中。S.4417記錄了《溫室經》與《維摩诘經》的俗講儀式， P.3849背頁也記有俗講儀式，所言基本相同。俗講大致程序如下：作梵——念菩薩(佛)——說押座文——唱經——法師唱釋經題——念佛——開經——說莊嚴——念佛——說經題——說經文——說十波羅蜜——回向發願——散座。開經也即開贊經文或佛力。正講時，先須科分經文(序分、正宗、流通)，後隨文釋義，也即“入經說緣喻”，其中當聯系眼前切身之事來附會、譬喻。俗講結束時，法師代表衆人發願，或衆人隨法師同聲發願。
以上在敦煌遺書S.2073《廬山遠公話》中可得到印證。其創作年代不會早于中唐。文中言及道安于福光寺對衆宣講《涅槃經》儀式爲：作梵——法師登座——焚香——唱經題——開贊、發願——開釋經題……。這應是當時俗講儀式的反映，與上面大同小異。S.2955《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開卷雲：“升坐已了，先念偈，焚香，稱諸佛菩薩名。”繼之以七言詩贊佛安衆，次爲君主臣僚、座中聽衆發願。同之。僧家著述中也記有俗講儀式。唐釋道宣《四分律刪繁補阙行事鈔》卷下叁《導俗化方篇》：
上高座讀經，先禮佛，次禮經法。及上座後，在座正座，向上座坐。楗椎聲絕，先贊偈呗，如法而說。如不如法問，不如法聽便止。
又，宋釋元照《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叁《釋導俗篇》雲：
夜下明設座，或是逼夜，不暇陳設，故開隨坐。叁中六法：初、禮叁寶；二、升高座；叁、打磬靜衆；四、贊呗；五、正說；六、觀機進止，問聽如法，樂聞應說；七、說竟回向；八、複作贊呗；九、下座禮辭。……最初鳴鍾集衆，總爲十法。今時講導，宜依此式。
元照所說雖無俗講之名，但也屬開導俗衆的講經活動，其本質與俗講一致。其程序可概括爲：鳴鍾集衆——禮叁寶——升座——打磬靜衆——贊呗——散座。正說除 “觀機進止”， “問聽如法”外，科分經文與隨經開釋屬常例，故不必標出。兩者程序基本一致。
唐時僧講與俗講之講經儀式基本一致。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叁記開成四年(839)十月于山東登州文登縣清甯鄉赤山院所見新羅講經儀式，新羅佛教深受唐土影響，兩者當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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