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佛教讲经
编辑：陆永峰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讲经是佛家宣教说理的重要手段。由汉至唐，佛教讲经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这种发展不仅推动了佛教流布，而且也是佛教世俗化的有力说明。
关键词：佛教讲经 唱导 格义 僧讲 俗讲
作者简介：陆永峰，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扬州大学中文系。
佛教传入中国，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扩大其影响，取得信众的广泛支持，在讲经方面一直是下力颇多，并且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促进了佛法在中土的流传。这其实也是一个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过程。
一
中土佛家讲经分两类：对俗众的讲经和对僧众的讲经。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直至魏晋，流布缓慢。如西晋王谧《答桓玄难》语“曩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与不之接”。此时佛教仍主要流传于入华的外族间，中土之人少有信仰者。佛教的讲经活动也无由大量开展。魏晋以后，汉土信佛者渐多，佛教讲经始蓬勃兴起。
汉土佛家讲经，依宋释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上“僧讲”条，乃起于曹魏时朱士行：
士行于洛中讲小品，往往不通。远出流沙求大品，归出为晋音是也。士行曹魏时讲《道行经》，即僧讲之始也。
严浮调《沙弥十慧章句序》言东汉桓帝时安世高译经，“凡厥所出，或以口解，或以文传” ，译经时随文讲说，这种译讲结合的方式流行于译场。但它从属于译经，未获独立与定型，只为讲经之萌芽。朱士行讲经已脱离译事，获独立，故赞宁认为汉土讲经之始。稍晚，佛家讲经已隐成制度。《世说新语·文学第四》云：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高逸沙门传》曰：道林时讲《维摩诘经》)。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同篇又有支遁讲小品，于法开遣弟子相攻难事。则东晋时佛家讲经，以法师与都讲为主，都讲设问，法师宣讲释疑，而在场之僧俗或也可参问。唯都讲、法师之设，或以为是仿效儒家讲经，因为儒家讲经东汉时已有都讲之设。
佛教讲经绵延至晋，但制度未明，难成风气。释道安于此时，遂持其佛界领袖之声势，整肃讲场，为讲经确立制度。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安传》云：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道安所定僧尼轨范，第一项即为讲经之制，是分四步：行香、定座、上经、讲经。前三者为正式讲经前之敬礼仪式，为后世讲经所袭取。《续高僧传》卷五《僧旻传》云：
又尝于讲日，谓众曰：“昔弥天释道安，每讲于坐定后，常使都讲等为含灵转经三契，此事久废。既是前修胜业，欲屈大众，各诵《观音经》一遍。”于是合坐欣然，远近相习。尔后道俗舍物，乞讲前诵经，由此始也。
则讲经时都讲转经本为正则，而且还可诵读它经。后者也由道安确立，由僧旻提倡而流行。讲经由都讲转经，法师随文释义，相互问答。转经有一定的声腔，具音乐美和感染力，这一点《高僧传》卷十三中触处皆是。如该卷《法平传》云，“ 后东安严公发讲，等(按法等，法平弟)作三契经竟，严徐动麈尾，曰：“如此读经，亦不减发讲。”遂散席” 。转经之妙不差于法师讲说，为讲经不可缺。故《续高僧传》卷二十九《读诵·论》云，“寻夫读诵之为业也，功务本文。经叹说行，要先受诵” 。后之讲经仪式基本相同，很大程度上当归因于道安所定为“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二
讲经于道安之后，渐成盛事，受朝野尊崇。《高僧传》卷五《竺法汰传》记东晋简文帝时竺法汰讲经，“开题大会，帝亲临幸，王侯公卿，莫不毕集。……开讲之日，黑白观听，士女成群” 。此时讲经僧俗混杂，座中者可出疑谘问法师，实际上等如都讲。而听众素质参差不一，法师需 “妙辩不穷，应变无尽” ，据对象、问难不同，作出解说。其中遂不乏随俗就便处，使讲经偏离宣佛正轨，机巧层出，世俗趣味浓烈。《高僧传》卷七《僧苞传》云：
后东下京师，正值祇洹寺发讲。……高座出题适竟，苞始欲措言，法师便问：“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问：“尽何所苞？”答曰：“高坐之人，亦可苞耳。”乃致问数番，皆是先达思力所不逮。高座无以抗其辞，遂逊退而止。时王弘、范泰闻苞论议，叹其才思。
僧苞为鸠摩罗什弟子。文中法师与听者问答无涉义理，巧妙机智，颇具趣味。却为时人肯定，“叹其才思”，讲经之庄严性消褪已被时人习以为常。僧苞距道安不远，已是如此。至于后代更甚。《续高僧传》卷六《慧开传》云：
(慧开)后忽割略前习，专攻名教，处众演教，咸庆新闻。及至解名析理，应变无穷，虽逢劲敌巧谈，罕有折其角者。讲席棋连，学人影赴。
慧开卒于梁天监元年(502)，年三十九。其讲经受欢迎，在于其“新闻”、“应变无穷”、“巧谈”，深具趣味。敦煌遗书S.610《启颜录》记北齐高祖时及隋初僧人讲经论议情形，如：
高祖又尝以四月八日斋会讲说，石动筩时在会中，有大德僧在高座上讲，道俗论难，不能相决。动筩后来，乃问僧曰：“今是何日？”僧答云：“是佛生日。”动筩即云：“是佛儿。”僧即变云：“今日佛生。”动筩又云：“佛是日儿。”众即大笑。
《续高僧传》卷六《真玉传》云，“后乡邑大集，盛兴斋讲。母携玉赴会，一闻欣领，曰：“若恒预听，终作法师，不忧匮馁矣。”母闻之，欲成斯大业也，乃弃其家务，专将赴讲” 。真玉为北齐人。讲经为谋生职业，只其世俗化、趣味化，百姓欣闻，才能操之“不忧匮馁”。这种趋势一直持续着。《续高僧传》卷十三《圆光传》云圆光讲经“思解俊彻，嘉问飞移，兼糅以绚彩，织综词义。听者欣欣，会其心府” 。圆光历陈、隋、唐三代，其讲经文采飞扬，世俗趣味分明。这正为俗讲开启了先河。
佛教讲经此时又一令人注目的发展是格义的出现。格义的确立在西晋时，《高僧传》卷四《竺法雅传》云竺法雅：
少善外学，长通佛义。衣冠仕子，或附谘禀。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及毗浮、昙相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雅风彩洒落，善于机枢，外典、佛经，递互讲说。
格义系不得已而创，是解经时以中土事理与佛经中事理比拟，使汉土僧徒易晓，它以释子通晓外典为前提。后虽因滞文迂阔，自道安后逐渐消歇，持续不过百年，影响却巨大。它为后世讲经牵引俗书，迎合世俗，提供了先例，推动着佛家讲经的世俗化。
三
唱导突破了佛教已有讲经制度，它虽或早有之，兴盛则始于东晋高僧慧远的改革、倡导。《高僧传》卷十三《唱导·论》云：
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斋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光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义。后代传授，遂成永则。
唱导并非讲经一种，两者区别甚大，故同卷十三《法愿传》言“愿又善唱导及依经说法” ，将其并举。唱导本是于漫长法会中新出一事，冀消除睡魔，振其心神。内容上不必转读经文，而是“杂序因缘”、“傍引譬喻”。因缘、譬喻，言其内容的故事性，是以故事耸人视听，宣扬佛理。杂序、傍引，言其内容杂采众经，掇拾内外，选材和宣演拥有很大范围与自由。
讲经要求熟经通理，唱导则更多要求内外兼通，辞采斐然而悦耳动听。即《高僧传》卷十三《唱导·论》所言 “唱导所贵”之“声、辩、才、博”四事。既称“贵乎”，是已被奉为标准。唱导须适时适众，按不同对象随机宣说。这在讲经中虽或有之，但未明确，唱导中已成定制。《高僧传》卷十三《唱导·论》云：
若能善兹四事，而适以人时。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
“适以人时”、“与事而兴”，是说唱导根据听受对象不同，作适当调整，以契合听众处境和心境的话题、方式，来说佛论道，促其感悟。则唱导之善，全在于它的适时从众，而文采焕然。讲经拘执于本经，必不能同此变化多端。
讲经依经说理，受黑白两众敬仰。唱导却被目为小技，《高僧传》卷十三《唱导·论》言，“经(转读)导二伎，虽于道为末，而悟俗可崇” ，说明着正统僧界对它的轻视。唱导联系当前人事，以因缘、譬喻等故事性内容和灵活多变的方式，感动听众，使其向善崇佛。《高僧传》卷十三《唱导·论》乃云：
至如八关初夕，旋绕周行，烟盖停氛，灯帷靖耀。四众专心，义指缄嘿。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泣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后夜，钟漏将罢，则言星河易转，胜集难留。又使遑迫怀抱，载盈恋慕。当尔之时，导师之为用也。
唱导能使听者悲喜交集，从善向佛。其感染力为当时讲经所无，深受一般听众欢迎。故《高传》卷十四《序录》中云，“其转读宣唱，虽源出非远，然而应机悟俗，实有偏功” 。
与当时讲经相比，唱导属斋会一部分，是普施于僧俗、更世俗化的宣教形式。其“悟俗可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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