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延与隋朝佛教意识形态的全面发展
编辑：周雁飞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佛教意识形态的使用及其发展，是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关注和研究的一个课题。学者们认为，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便与中国本土原有的儒家和道教二者一起成为中国许多帝王喜欢使用的教化传统或治世传统之一。由于佛教意识形态的形成及其发展，需要制度化的大乘信仰作为理论指导，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组织性，因此，自贵霜王朝开始在历史上实行佛教意识形态治国之后，每位发展佛教意识形态的帝王皆有依赖一位大乘僧人作为其发展佛教意识形态之总策划者或军师的现象。本文通过考察隋朝建立前后的一系列佛事活动，尝试说明，“三朝帝师”昙延在北齐、北周诸帝发展佛教意识形态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杨坚正是在高僧昙延的主持下，于即位之初，便迅速而有效地实施佛教教化，全面发展佛教意识形态。
关键词：隋朝 佛教 意识形态 昙延 隋文帝
作者简介：周雁飞，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研究生。
佛教意识形态的形成及其发展［1］，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制度化的大乘信仰作为理论指导，而且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组织性，只有对阿育王奠立的佛教意识形态深刻了解的大乘僧人和专家学者才能担此重任。“自贵霜王朝开始在历史上实行佛教意识形态治国之后，每位发展佛教意识形态的帝王皆有依赖一位大乘僧人作为其发展佛教意识形态之总策划者或军师的现象。”［2］
来自贵霜属地的安息高僧安世高是中国第一个佛教皇帝汉桓帝(147—167)发展佛教意识形态的总设计师［3］。石勒(319—333)受佛图澄的影响在东晋咸和五年(330)改元建平，并于是岁“称赵天王，行皇帝事”［4］。石虎(334—349)在石勒死后尊佛图澄为“国之大宝”［5］，仍然依靠佛图澄为其主持佛教的教化事业。同样，吕光父子和
姚兴正是借助鸠摩罗什、道安的力量做了中国的“天王”［6］。南朝梁武帝(502—549)的“佛教国家”政策深受释慧远的影响［7］。
本文通过考察隋朝建立以来的一系列佛事活动，尝试说明，杨坚正是在高僧昙延的主持下，于即位之初，便迅速而有效地实施佛教教化，全面发展佛教意识形态。
一、主持隋朝发展佛教意识形态的国师——昙延
自天保元年(550)开始，昙延就在北齐(550—577)、北周(557—581)以及杨隋三朝诸帝施行佛教教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通过了解北齐、北周诸帝发展佛教的性质和情况，以及昙延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能够掌握昙延与隋朝发展佛教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
(一)昙延与北齐、北周的佛教教化事业
昙延，俗缘王氏，蒲州桑泉人，世家豪族，官历齐周，自幼性协书籍，乡邦称叙。十六岁那年游学僧寺，因听道妙法师弘演涅〖FJF〗
〖FJJ〗，“探悟其旨，遂舍俗服，幽讨深致”［8］。《续高僧传》说：“延形长九尺五寸，手垂过膝，目光外发，长可尺余，容止邕肃，慈诱泛博，可谓堂堂然也。视前直进，顾必转身，风骨陶融，时共传德。及进具后，器度日新，机鉴俊拔，遐迩瞩目。”［9］
据文献记载，昙延最初并不同于鸠摩罗什以“博通多识”之名传世，也不同于佛图澄以“秘咒神验”昭彰史籍，而是以“词辩优赡，弘裕方雅”称颂于世，被时儒叹为“由来所未见，希世挺生，即斯人也”［10］。他曾隐于太行山百梯寺，“挟道潜形，精思出要”［11］。关于昙延弘法自有一番传奇经历，《续高僧传》载：“延幽居静志，欲著涅槃大疏。恐有滞凡情，每祈诚寤寐。”结果，马鸣大士梦中面授经旨，觉后，昙延著疏既讫，“涅槃卷轴并放光明……塔中舍利又放神光……乃表以闻，帝大悦，敕延就讲。既感征瑞，便长弘演”［12］。从此，昙延便开始了弘扬涅槃、辅佐朝政的历程。
公元550年，文宣帝高洋(550—560在位)受东魏禅，建立北齐，并着手发展佛教意识形态。天保元年高洋诏见法常入内讲《涅槃经》，拜为国师。同年延请稠禅师，受菩萨戒［13］。从此，“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满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绝”［14］。在北齐发展佛教意识形态过程中，“(文宣)帝每召(昙延)入问道”［15］。《佛祖历代通载》也说：“齐太祖(高洋)从之问道，给月俸。”［16］并拜昙延为昭玄上统，统领北齐僧尼事务，全面参与朝中政务。由此可见，昙延在北齐发展佛教教化事业中的作用之重要。
时至西魏末年，周太祖宇文泰在西魏摄政时期就亲听昙延宣法。《续高僧传》说：
周太祖素揖道声，尤相钦敬，躬事讲主，亲听清言。远近驰萃，观采如市。而获供事，曾不预怀。性好恬虚，罔干时政。太祖以百梯太远，谘省路艰，遂于中朝西岭形胜之所为之立寺，名曰云居。国俸给之，通于听众。［17］
昙延虽然“性好恬虚，罔干时政”，但是，太祖与之却多有“谘省”，否则，就不会“于中朝西岭形胜之所为之立寺”，且“国俸给之”。由此可见，昙延早在宇文泰摄政时期就积极参与了北周佛教教化的施行。周初诸帝一向崇信佛教。《辩证论》卷三载：
周太祖文皇帝……于长安立追远、陟屺、大乘、魏国、安定、中兴等六寺，度一千僧；又造天保寺，供养玮法师及弟子七十余人；于安州造寿山、梵云二寺又造大福田寺，供养国师实禅师；又于实师墓所造福田寺；又为大可汗大伊尼造突厥寺。［18］
557年，宇文护迫西魏恭帝禅让，拥立孝愍帝(557在位)宇文觉即“天王”位，仍然沿袭西魏传统，继续发展佛教意识形态。孝愍帝“周宝元年大弘像化，海内名德慕义归仁，广开解脱之门，洞启菩提之路”［19］。孝明帝(557—561在位)也行“天王”制，大倡佛教，
他曾为先皇“敬建造卢舍那织成像一躯并二菩萨，高二丈六尺。等身檀像一十二躯，各二菩萨及金刚师子等，丽极天成，妙同神制”［20］。即使是周武帝即位初期也仍然依照前例，为太祖建造释迦像，设立佛塔。据《辩证论》同卷载，周世宇文氏五帝二十五年，共造寺九百三十一所，翻译佛经四百一十六部［21］。
从周太祖宇文泰与昙延的亲密关系以及周初实施“天王”制的史实不难看出，由于昙延非常了解发展佛教意识形态的实施方法，周初诸帝对昙延倍加礼遇。尤其是武帝建德年间，群贤奉诏对论陈使周弘正，昙延以高超的辩才引义开关，摧枯拉朽，使陈使“顶拜伏膺……正大服焉”。昙延因此“使夫周壤导达”，功勋卓著，声名远播。“帝以延悟发天真，五众倾则，便授为国统。”［22］昙延再次由山林走入世俗社会，完全深入周朝皇权的统治集团，成为佛教教化的核心人物，举国僧尼、信众的心灵导师。也因此之故，昙延对于武帝废佛，更有着切肤之痛。《续高僧传》载：
至武帝将废二教，极谏不从，便隐于太行山，屏迹人世。后帝诏延出，辅中使屡达，而确乎履操，更深岩处，累征不获。逮天元构疾，追悔昔愆，开立尊像，且度百二十人为菩萨僧，延预在上班，仍恨犹同俗相，还藏林薮。［23］
面对武帝废佛，昙延先是极力劝谏，不从，“便隐于太行山，屏迹人世”，之后，“更深岩处，累征不获”，最终“仍恨犹同俗相，还藏林薮”，这反映出昙延对于北周诸帝复兴佛教由希望到失望以至绝望的一个过程。只有到了杨坚创隋，昙延才得以走出林薮，重返世俗。
(二)昙延与隋文帝的佛教政策之实施
杨隋肇建，各地名僧汇聚京师，昙延也不例外。《续高僧传》载：隋文创业，未展度僧，延初闻改政，即事剃落，法服执锡来至王庭，面伸弘理。未及敕慰，便先陈曰：敬问皇帝，四海为务，无乃劳神。帝曰：弟子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延曰：贫道昔闻尧世，今日始逢云云。帝奉闻雅度，欣泰本怀，共论开法之模，孚化之本。［24］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昙延一改在北周废佛后消极避世的态度，而采取积极主动的做法。他一听到文帝当政，“即事剃落，法服执锡来至王庭”。《续高僧传》也说：“昙延……至如坐镇御床，口敷声教。”［25］初次见面，昙延“面伸弘理”，言辞恳切；文帝恭敬谦卑，以弟子礼相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昙延对佛教意识形态的实施方法了然于胸，且对向来钟情佛教的文帝早有耳闻；而文帝“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又久仰昙延大名，急需高僧辅佐。为了同一个目的，二人自然相见如故，一拍即合。这里所言“共论开法之模，孚化之本”正是指二人一起探讨如何实施佛教教化，推行佛教意识形态的意思。
在隋一代，昙延除了著有涅槃义疏十五卷、宝性、仁王等注疏之外［26］，最重要的就是，开皇伊始，昙延便被敕任隋朝第一任昭玄统［27］，并以“帝师”的身份提出了一系列迅速复兴佛教的措施，并全面主持发展佛教意识形态，其主要内容有：一、奏请度僧；二、周废伽蓝，并请兴复；三、建立经像；四、翻译佛经；五、为文
帝受菩萨戒；六、亢旱祈雨等等。由于需要昙延主持实施佛教教化，推行佛教意识形态，杨坚尊昙延为“师”、为“父”，“用敦弟子之仪”。《续高僧传》载：
帝既禀为师父之重，又敕密戚懿亲咸受归戒，至于食息之际，帝躬奉饮食，手御衣裳，用敦弟子之仪，加敬情不能已。其为时君礼重，又此类也。［28］
由于与文帝的密切关系，昙延在朝野上下享有很高的威望。隋迁都之初，文帝就敕地广恩坊［29］，“立延法师众”。“开皇四年，帝为沙门昙延立为延兴寺”［30］，并且，把京城的东西二门，取昙延的名字而命名为“延兴”、“延平”，把中天佛履之门，也取“瞿昙”之号。不仅如此，文帝还“敕大乐令齐树提，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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