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朝山佛曲，见传供养”。《续高僧传》说：“其名为世重，道为帝师，而钦承若此，终古罕类。”［31］开皇八年八月十三日，昙延终于所住。临终曾遗启文帝曰：

　　延逢法王御世，偏荷深恩，往缘业浅，早相乖背。仰愿至尊，护持三宝，始终莫贰。但末代凡僧，虽不如法，简善度之，自招胜福。［32］

　　转轮王也称法王，昙延在这里以“法王”称文帝，正是指文帝为转轮王，在大隋国“护持三宝，始终莫贰”。昙延死后，文帝“敕王公以下，并往临吊。并罢朝三日，赠物五百段，设千僧斋”［33］。当时内史薛道衡曾吊曰：

　　延法师，弱龄舍俗，高蹈尘表，志度恢弘，理识精悟。灵台神寓，可仰而不可窥；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测。同夫明镜，瞩照不疲；譬彼洪钟，有来斯应。往逢道丧，玄维落纽；栖志幽岩，确乎不改。高位厚礼，不能回其虑；严威峻法，未足惧其心。经行宴坐，夷险莫二；戒德律仪，始终如一。圣皇启运，像法再兴，卓而缁衣，爵为称首。屈宸极之重，伸师资之义。三宝由其弘护，二谛藉以宣扬。信足追踪澄什，超迈安远。不意法柱忽倾，仁舟遽没。匪直悲缠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师等杖锡挈瓶承风训导，升堂入室，具体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恸。［34］

　　文中所谓“信足追踪澄什，超迈安远”，就是把昙延与佛图澄、鸠摩罗什、道安、慧远等四人相提并论。而此四人中佛图澄、鸠摩罗什、道安等人无不是协助帝王实施佛教意识形态的高僧［35］。由此可见，当时除了帝王、沙门深明佛教意识形态之外，就是一般学者对于中国佛教意识形态的发展源流也非常熟悉，而且，他们也都明白，辅佐隋文帝推行佛教教化，主持实施佛教意识形态的高僧正是“三朝帝师”昙延。

　　二、隋文帝佛教意识形态的全面发展

　　“转轮王治世法本身就是一种国家宗教教育法。这种宗教教育法因为要付诸实行的缘故，因此要造实践宗教教育法的手册，即大乘经典，也要造执行此种宗教教育法的总部及分部，即“转轮王僧伽蓝”及“如来神庙”，作为全国宗教教育的传播及管理机构；更需要剃度培植及训练许多僧人及佛教徒或官员，作为造经、传教及其他佛教活动的人力资源。”［36］仅仅考查开皇元年(580)，杨坚称帝第一年间的佛事活动，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国师昙延全面策划和众多高僧积极协助下，隋文帝发展佛教意识形态有着严密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历代三宝纪》说：

　　(文帝)既清廓两仪，即复兴三宝。开皇元年二月，京及诸州城居聚落，并皆创讫。［37］此可注意者二：一是文帝登基伊始，改年号为开皇，这标志着一个新朝代的到来。“开皇”有学者认为是道教年号。《隋书》载：

　　每至天地初开，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穷桑之野，授以密道，谓之开劫度人。然其开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是其年号。期间相去经四十一万载……五方天帝及诸仙官，转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38］

　　王邵曰：“年号“开皇”与《灵宝经》之开皇年相合，故曰协灵皇。”［39］劫数之说，在北朝就相当流行，《魏书》之《释老志》说：“又称劫数，繁类佛经。其延康、龙汉、赤明、开皇之属，皆其名也。”［40］对比《隋书》、《魏书》，二者关于劫号的顺序并不一样，而且只有四种，似乎五大劫号的观念尚未完全定型统一。究其原因，在于魏晋道教理论建构时期，其时间观念的“劫运”说主要系由灵宝派抄自佛经，甚至一劫四十一亿万年之说，也是在佛教一劫四十三亿二千万年的基础上略加篡改而成。至于“五方天帝”，恐怕也来自佛教的“五佛”说。难怪《隋书》和《魏书》都认为道教劫数说类似于佛教。杨坚为佛教徒，自然明了此意。故“开皇”主要是为附和佛教之劫说，采“圣皇启运，像法载兴”之意，因此是一个貌似取自道教，实为源于佛教的年号。其中之意自有文帝深知。

　　二是文帝“既清廓两仪，即复兴三宝”。这就是说，伴随隋朝的建立，文帝利用王权推行佛教意识形态的序幕也同时揭开。

　　(一)迅速确立佛教教化总部，全面兴建地方弘法中心

　　阿育王在实施佛教教化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他除了在都城设立有实行佛教教化的总部“阿育王僧伽蓝”外，还在地方造有“如来神庙”，作为地方教化中心［41］。文帝正依此办理。《续高僧传》卷十九《法藏传》载：

　　大定元年(581)二月十三日，丞相飞龙，即改为开皇之元焉，十五日奉敕追前度者者置大兴善寺为国行道，自此渐开，方流海内。［42］

　　所谓“前度者”是指此前宣帝下令拣选的“旧沙门中懿德贞洁，学业冲博，名实灼然，声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杨坚大象二年作周相后，这一百二十位僧人由高僧灵藏和竟陵公共同检校，重新剃落，“并赐法服”。现在，这些僧人又奉敕“置大兴善寺”［43］，“为国行道”，意义非同寻常。如果仅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宗教理想才复兴佛教而不是为了发展佛教意识形态，文帝就不会说此举是“为国行道”。开皇二年，大兴善寺又移至新都。大兴善寺位居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它的重新扩建、机构设置都与有隋以来为推行佛教意识形态而实施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息息相关，并深刻影响了隋唐佛教的历史和隋唐的政治史、文化史［44］。

　　除了确立大兴善寺作为推行佛教教化的总部外，杨坚称帝以后，马上在其以前经历的四十五州，统一营造大兴国寺。《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载：

　　(文)帝昔所龙潜所经四十五州，及登极后，皆悉同时为大兴国寺。［45］

　　《辩证论》卷三也说：“始龙潜之日，所经行处四十五州，皆造大兴国寺。”［46］正如阿育王把其国内所立“八万四千佛舍利塔”均称为“如来神庙”一样，隋文帝对所立寺院都叫做“大兴国寺”。不仅如此，文帝的诞生地冯翊般若寺、文帝之父杨忠曾就职的隋州

　　也都重建或新建大兴国寺。《辩证论》卷三载：“以般若寺故基造大兴国寺焉……又以太祖往任隋州，亦造大兴国寺。”［47］

　　统一命名反映出这些寺院同一的地位、同一的作用，即每一个“大兴国寺”都是隋文帝在各地推行佛教意识形态的中心。这种统一命名寺院的模式亦被武则天沿用［48］。除此

　　之外，开皇元年(581)三月，杨坚又下《五岳各置僧寺诏》：

　　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深浅，殊途同致。朕伏膺道化，念存清静，慕释氏不二之门，贵老生得一之义，总齐区有，思致无为。若能高蹈清虚，勤求出世，咸可奖劝，贻训垂范。山谷闲远，含灵韫异，幽隐所好，仙圣攸居，学道之人，趣向者广。西泉栖息，岩薮去来，形骸所待，有须资给。其五岳之下，宜各置僧寺一所。［49］

　　山野林泉本为道家栖息之所，五岳更是向来被视为中国名山，文帝在此诏中虽然释、道并举，然而，五岳之下，“各置僧寺一所”突显出文帝借助王权张扬佛教“高蹈清虚”、“勤求出世”的用意。在文帝看来，广建佛寺不仅可以奖劝“学道之人”“贻训垂范”，而且还能够用来“增长福因”，“奉资神灵”。开皇元年七月，又于襄阳、隋郡、江陵、晋阳等杨坚之父生前经行处，“立寺一所，建碑颂德”。其诏曰：

　　门下：风树弗静，隙影如流，空切欲报之心，徒有终生之慕。伏惟太祖武元皇帝，穷神尽性，感穹昊之灵，膺录合图，开炎德之纪。魏氏将谢，躬事经纶。周室勃兴，同心匡赞，间开二代，造我帝基，犹夏禹之事唐虞，晋宣之辅汉魏……积德累功，福流后嗣……思欲崇树宝刹，经始伽蓝，增长福因，微副幽旨。昔夏因治水，尚且铭山，周曰巡游，有因勒石，帝王纪事，由来尚矣。其襄阳、隋郡、江陵、晋阳并宜立寺一所，建碑颂德，庶使庄严宝坊，比虚空而不坏，导扬茂实，同天地而长久。［50］

　　“帝王纪事，由来尚矣”，文帝建寺立碑的目的除了遵循古例外，主要还是以此追思太祖武元皇帝“积德累功，福流后嗣”的丰功伟业。因此，诏书利用大量篇幅记述其父杨忠“造我帝基”的历程：

　　往者梁氏将灭，亲寻构祸。萧察称兵，拥众据有襄阳，将入魏朝，狐疑未决。先帝出师樊邓，饮马汉滨。彼感威怀，连城顿颡。隋郡安陆，未即从风。敌人骋辅车之援，重城固金汤之收。乃复练卒简徒，一举而克。始于是日，遂起汉东。萧绎往在江陵，后梁称制，外通表奏，阴有异图，心迹之间，未尽臣节。王师薄伐，帝之阳是其心腹。于是鸣旅推锋，诛厥放命，继其绝祀。有齐未亡，凶徒孔炽，连山巨防，艰危万重，晋水执钺，假道北邻，皮服钦风，烟随雾集，悬兵万里，直指参墟，左萦右拂，麻积草靡。虽事未既功，而英威大振。齐人因以挫衄，周武赖以成功。尚想王业之勤，远惟风化之始，率夷狄而制东夏，用偏师而取南国，岂从汤征葛伯周伐崇侯而已哉。［51］

　　从“梁氏将灭”，“先帝出师”，“一举而克”到“后梁称制”，“帝旅推锋”，“继其绝祀”直至“有齐未亡”，“虽事未既功，而英威大振”等等，文帝最终把其父杨忠与商汤、周武相提并论，从而表露出文帝慎终追远的心迹。为此目的，他还要求“每年至国忌日，废

　　务设斋，造像行道，八关忏悔，奉资神灵”。除了为先帝立寺颂德，文帝还在战场建寺立碑。《历代三宝记》卷十二载：

　　(开皇元年)八月，又诏曰：门下：昔岁周道衰，群凶鼎沸，邺城之地，实为祸始，或驱逼良，或同恶相济，四海之内过半豺狼，兆庶之广咸忧吞噬。朕出车练卒，荡涤妖丑，诚有倒戈，不无困战。将士奋发，肆其威武，如火燎毛，始无遗烬，于是朕在廊庙任当朝宰，德惭动物，民陷网罗。空切罪己之诚，唯增见辜之泣。然兵者凶器，战实危机，节义之徒，轻生忘死，干戈之下又闻徂落。兴言震悼日久逾深。永念群生蹈病刃之苦。有怀至…

《昙延与隋朝佛教意识形态的全面发展(周雁飞)》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