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派；又如汲郡洪遵为律学大家，是名震一方的高僧。人数虽少，但高僧云集，这些都迥异于前朝。
在翻译的程序、分工等诸方面，隋朝都较前朝更为具体、明确。译主是译场的灵魂人物。文帝时代的译主多由天竺及西域来华的僧人担任，如著名的“开皇三大师”那连提黎耶舍、那崛多、达摩笈多都是天竺僧人。除此之外，传语、笔受、证义等职也均有明确分工，并由专人负责［85］。
严密的组织，明确的分工使译经的效率和质量大为提高。历代的佛经翻译，如从唐朝以前算起，东晋的译经僧最多，高才大德者二十七人；次为南朝刘宋，二十三人；又次为萧梁，二十一人。隋朝立国仅约三十八年，“翻经道俗十又九人，所出经部重五百卷”［86］。如依《开元释教录》记载：
隋杨氏都大兴，自文帝开皇元年辛丑，至恭帝义宁二年戊寅，相承三帝三十八年，缁素九人，所出经论及传录等总六十四部，三百一卷。［87］
由于隋朝以前的译经多为“行讲行译”，听者众多，翻经便可随讲随宣，即使经文“定之未已，已有写而传者”［88］。而隋朝译场已转为政府派员监护，传、译分离。因此，隋文帝在译经的同时，又组织人员对翻经大量抄写。法琳《辩证论》有具体记载：
自开皇之初，终于仁寿之末……凡写经纶四十六藏，一十三万八十六卷，修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89］
由于杨坚的大力推动，世人营造经像、抄写佛经蔚然成风。《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载：
开皇元年，高祖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翻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90］
《文献通考》卷二二六亦说，隋朝佛经“多于六经十百倍”［91］。经历了近四百年的分裂之后，中国又迎来了大一统的局面。杨隋肇建，百废待兴，杨坚在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等一系列革故鼎新的措施之际，他选择了佛教作为其空前统一的帝国的意识形态，这既是继承了汉魏以来诸多帝王推行佛教意识形态的传统，同时也开启了有隋一代佛教进一步发展的大门。《历代三宝纪》卷十二载：
三宝慈化自是大兴，万国仁风缘斯重阐。伽蓝郁峙兼绮错于城隍，幡盖腾飞更庄严于国界。法堂佛殿既等天宫，震旦神州还同净土。沙门济济，习六度以熏心，信士诜诜，修十善以为行。四海以之静浪，九服所以息尘。……于是，鼓腹黄齿，争买陀之园，击壤青衿，竞聚育王之土。浮图于焉间发，宝刹众尔星罗。见即僧尼将二十万，支提寺宇向出四千。［92］
以上文字出自隋朝沙门费长房之手，这位文帝亲敕的翻经学士全面地记述了开皇初年发展佛教意识形态带来的巨大变化：伽蓝绮错，幡盖庄严；沙门习“六度”，信士修“十善”……各种措施的不断落实，使得“鼓腹黄齿争买陀之园，击壤青衿竞聚育王之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费长房也非常明白，隋文帝通过种种措施迅速发展佛教意识形态，这和阿育王一样，同样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使大隋“法堂佛殿既等天宫，震旦神州还同净土”，也就是说，隋文帝要把隋朝建成一个人间的佛国。
佛教意识形态的使用及其发展，是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关注和研究的一个课题。古正美指出，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便与中国本土原有的儒家思想和道教二者一起成为中国许多帝王喜欢使用的教化传统或治世传统之一。“所谓教化传统，就是意识形态成为帝王指导人民思想或信仰方向的传统。”佛教作为一种治国的意识形态，始见于印度阿育王(King Asoka)时代。阿育王通过制度化大乘的信仰如“护法”的信仰等概念，以及制度化其施行的方法，奠立了使用大乘佛教意识形态治国的基本模式。佛教经典因此称阿育王为“转轮王”或“法王”，阿育王所奠立的佛教教化传统或治国的意识形态亦称为“转轮王治世传统”。不仅如此，自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代帝王，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采用佛教意识形态治国已具有数百年的历史，中国佛教意识形态的发展，已具有贵霜模式、天王传统以及佛王传统等多种治世系统。
相关文献可参考：
Arthur F. Wright，“(The Formation of Sui Ideology，581—604”，John K. Fairbank，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Chicago:1957)；
Antonino Forte，〖WTBX〗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e Ehnd ofthe Seventh Century (Napoli:1976)；
古正美：《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台北：允晨文化，1993)，《序论》、第二章至第四章；
古正美：《东南亚的“天王传统”与后赵时代的“天王传统”》，见《佛学研究》(1998年)，第300～322页；
古正美：《北凉佛教与北魏太武帝发展佛教意识形态的历程》，见《中华佛学学报》第13期卷上(2000年)，第227～266页。
［2］古正美：《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台北：允晨文 化，1993)，第85页。
［3］古正美：《中国第一个佛教皇帝——汉桓帝》，见《佛教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下册(台北：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宗教研究委员会编印，1995)，第793～798页。
［4］［5］［梁］慧皎撰：《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见《大正藏》册50，页383下。
［6］古正美：《东南亚的“天王传统”与后赵时代的“天王传统”》，见《佛学研究》(1998年)，第300～322页。
［7］颜尚文：《梁武帝》(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9)，第173～227页。
［8］［9］［10］［11］［12］［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八《昙延传》，见《大正藏》册50，页488上。
［13］［唐］法琳撰：《辩证论》卷三，见《大正藏》册52，页507下。
［14］［唐］智升撰：《集古今佛道论衡》卷甲，见《大正藏》册52，页371中。
［15］［宋］智磐撰：《佛祖统纪》卷三十八，见《大正藏》册49，页356下。
［16］［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卷四十九，见《大正藏》册52，页558下～559上。
［17］同注［8］，见《大正藏》册50，页488中。
［18］同注［13］，见《大正藏》册52，页508上～508中。
［19］同注［8］，见《大正藏》册50，页508上。
［20］同上注。
［21］同注［8］，见《大正藏》册50，页508中。
［22］同注［8］，见《大正藏》册50，页488下。
［23］同上注。
［24］同注［8］，见《大正藏》册50，页488下～489上。
［25］同注［8］，卷十五《论》，见《大正藏》册50，页549上。
［26］同上注，见《大正藏》册50，页489下。
［27］［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纪》卷十二，见《大正藏》册49，页103上；《释氏稽古略》卷二亦载：“(隋开皇二年)以法师昙延为昭玄统，敕对译经。”见《大正藏》册49，页807下。
［28］同注［8］，页489中。
［29］宋宋敏求撰：《长安志》在坊名之下注云：“隋曰广恩坊，避炀帝讳改。”
［30］见《长安志》注。
［31］同注［8］，见《大正藏》册50，页489上。
［32］同注［8］，见《大正藏》册50，页489中。
［33］同上注。
［34］同注［8］，见《大正藏》册50，页489下。
［35］同注［6］。佛图澄、鸠摩罗什、道安等三人事迹分别载《高僧传》卷八《竺佛图澄传》，见《大正藏》册50，页383中～387上；《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见《大正藏》册50，页330上～333上；《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见《高僧传》册50，页351下～354上。
［36］同注［2］，第337页。
［37］［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纪》卷十二，见《大正藏》册49，页107中。
［38］［唐］魏征等撰《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第1069页
［39］同上注，卷六十九《王邵传》，第1607页。
［40］［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3025页。
［41］同注［2］，第五章第二节《丘就却的佛教实物建设——塔庙制度》，第292～376页
［42］同注［8］，卷十九《法藏传》，见《大正藏》册50，页581中。
［43］581年隋朝尚未迁都，这一百二十位僧人所入住的“大兴善寺”应指旧长安陟岵寺。
［44］王亚荣：《大兴善寺与隋代佛教》，见《隋唐佛教研究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第6～29页。
［45］同注［14］，《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见《大正藏》册52，页379上。
［46］同注［13］，见《大正藏》册52，页509上。
［47］同上注，见《大正藏》册52，页508下。
［48］武则天在发展佛教意识形态期间在都城建立“万像神宫”作为弘法总部，全国各地的弘法中心一律称为“大云寺”。见古正美《武则天的(华严经(佛王传统…
《昙延与隋朝佛教意识形态的全面发展(周雁飞)》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