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延與隋朝佛教意識形態的全面發展
編輯：周雁飛
來源：閩南佛學
內容提要：佛教意識形態的使用及其發展，是近年來學者們一直關注和研究的一個課題。學者們認爲，佛教自傳入中國之後，便與中國本土原有的儒家和道教二者一起成爲中國許多帝王喜歡使用的教化傳統或治世傳統之一。由于佛教意識形態的形成及其發展，需要製度化的大乘信仰作爲理論指導，具有高度的技術性和組織性，因此，自貴霜王朝開始在曆史上實行佛教意識形態治國之後，每位發展佛教意識形態的帝王皆有依賴一位大乘僧人作爲其發展佛教意識形態之總策劃者或軍師的現象。本文通過考察隋朝建立前後的一系列佛事活動，嘗試說明，“叁朝帝師”昙延在北齊、北周諸帝發展佛教意識形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楊堅正是在高僧昙延的主持下，于即位之初，便迅速而有效地實施佛教教化，全面發展佛教意識形態。
關鍵詞：隋朝 佛教 意識形態 昙延 隋文帝
作者簡介：周雁飛，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研究生。
佛教意識形態的形成及其發展［1］，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它不僅需要製度化的大乘信仰作爲理論指導，而且具有高度的技術性和組織性，只有對阿育王奠立的佛教意識形態深刻了解的大乘僧人和專家學者才能擔此重任。“自貴霜王朝開始在曆史上實行佛教意識形態治國之後，每位發展佛教意識形態的帝王皆有依賴一位大乘僧人作爲其發展佛教意識形態之總策劃者或軍師的現象。”［2］
來自貴霜屬地的安息高僧安世高是中國第一個佛教皇帝漢桓帝(147—167)發展佛教意識形態的總設計師［3］。石勒(319—333)受佛圖澄的影響在東晉鹹和五年(330)改元建平，並于是歲“稱趙天王，行皇帝事”［4］。石虎(334—349)在石勒死後尊佛圖澄爲“國之大寶”［5］，仍然依靠佛圖澄爲其主持佛教的教化事業。同樣，呂光父子和
姚興正是借助鸠摩羅什、道安的力量做了中國的“天王”［6］。南朝梁武帝(502—549)的“佛教國家”政策深受釋慧遠的影響［7］。
本文通過考察隋朝建立以來的一系列佛事活動，嘗試說明，楊堅正是在高僧昙延的主持下，于即位之初，便迅速而有效地實施佛教教化，全面發展佛教意識形態。
一、主持隋朝發展佛教意識形態的國師——昙延
自天保元年(550)開始，昙延就在北齊(550—577)、北周(557—581)以及楊隋叁朝諸帝施行佛教教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我們通過了解北齊、北周諸帝發展佛教的性質和情況，以及昙延在其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就能夠掌握昙延與隋朝發展佛教意識形態的密切關系。
(一)昙延與北齊、北周的佛教教化事業
昙延，俗緣王氏，蒲州桑泉人，世家豪族，官曆齊周，自幼性協書籍，鄉邦稱敘。十六歲那年遊學僧寺，因聽道妙法師弘演涅〖FJF〗
〖FJJ〗，“探悟其旨，遂舍俗服，幽討深致”［8］。《續高僧傳》說：“延形長九尺五寸，手垂過膝，目光外發，長可尺余，容止邕肅，慈誘泛博，可謂堂堂然也。視前直進，顧必轉身，風骨陶融，時共傳德。及進具後，器度日新，機鑒俊拔，遐迩矚目。”［9］
據文獻記載，昙延最初並不同于鸠摩羅什以“博通多識”之名傳世，也不同于佛圖澄以“秘咒神驗”昭彰史籍，而是以“詞辯優贍，弘裕方雅”稱頌于世，被時儒歎爲“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即斯人也”［10］。他曾隱于太行山百梯寺，“挾道潛形，精思出要”［11］。關于昙延弘法自有一番傳奇經曆，《續高僧傳》載：“延幽居靜志，欲著涅槃大疏。恐有滯凡情，每祈誠寤寐。”結果，馬鳴大士夢中面授經旨，覺後，昙延著疏既訖，“涅槃卷軸並放光明……塔中舍利又放神光……乃表以聞，帝大悅，敕延就講。既感征瑞，便長弘演”［12］。從此，昙延便開始了弘揚涅槃、輔佐朝政的曆程。
公元550年，文宣帝高洋(550—560在位)受東魏禅，建立北齊，並著手發展佛教意識形態。天保元年高洋诏見法常入內講《涅槃經》，拜爲國師。同年延請稠禅師，受菩薩戒［13］。從此，“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絕”［14］。在北齊發展佛教意識形態過程中，“(文宣)帝每召(昙延)入問道”［15］。《佛祖曆代通載》也說：“齊太祖(高洋)從之問道，給月俸。”［16］並拜昙延爲昭玄上統，統領北齊僧尼事務，全面參與朝中政務。由此可見，昙延在北齊發展佛教教化事業中的作用之重要。
時至西魏末年，周太祖宇文泰在西魏攝政時期就親聽昙延宣法。《續高僧傳》說：
周太祖素揖道聲，尤相欽敬，躬事講主，親聽清言。遠近馳萃，觀采如市。而獲供事，曾不預懷。性好恬虛，罔幹時政。太祖以百梯太遠，谘省路艱，遂于中朝西嶺形勝之所爲之立寺，名曰雲居。國俸給之，通于聽衆。［17］
昙延雖然“性好恬虛，罔幹時政”，但是，太祖與之卻多有“谘省”，否則，就不會“于中朝西嶺形勝之所爲之立寺”，且“國俸給之”。由此可見，昙延早在宇文泰攝政時期就積極參與了北周佛教教化的施行。周初諸帝一向崇信佛教。《辯證論》卷叁載：
周太祖文皇帝……于長安立追遠、陟屺、大乘、魏國、安定、中興等六寺，度一千僧；又造天保寺，供養玮法師及弟子七十余人；于安州造壽山、梵雲二寺又造大福田寺，供養國師實禅師；又于實師墓所造福田寺；又爲大可汗大伊尼造突厥寺。［18］
557年，宇文護迫西魏恭帝禅讓，擁立孝愍帝(557在位)宇文覺即“天王”位，仍然沿襲西魏傳統，繼續發展佛教意識形態。孝愍帝“周寶元年大弘像化，海內名德慕義歸仁，廣開解脫之門，洞啓菩提之路”［19］。孝明帝(557—561在位)也行“天王”製，大倡佛教，
他曾爲先皇“敬建造盧舍那織成像一軀並二菩薩，高二丈六尺。等身檀像一十二軀，各二菩薩及金剛師子等，麗極天成，妙同神製”［20］。即使是周武帝即位初期也仍然依照前例，爲太祖建造釋迦像，設立佛塔。據《辯證論》同卷載，周世宇文氏五帝二十五年，共造寺九百叁十一所，翻譯佛經四百一十六部［21］。
從周太祖宇文泰與昙延的親密關系以及周初實施“天王”製的史實不難看出，由于昙延非常了解發展佛教意識形態的實施方法，周初諸帝對昙延倍加禮遇。尤其是武帝建德年間，群賢奉诏對論陳使周弘正，昙延以高超的辯才引義開關，摧枯拉朽，使陳使“頂拜伏膺……正大服焉”。昙延因此“使夫周壤導達”，功勳卓著，聲名遠播。“帝以延悟發天真，五衆傾則，便授爲國統。”［22］昙延再次由山林走入世俗社會，完全深入周朝皇權的統治集團，成爲佛教教化的核心人物，舉國僧尼、信衆的心靈導師。也因此之故，昙延對于武帝廢佛，更有著切膚之痛。《續高僧傳》載：
至武帝將廢二教，極谏不從，便隱于太行山，屏迹人世。後帝诏延出，輔中使屢達，而確乎履操，更深岩處，累征不獲。逮天元構疾，追悔昔愆，開立尊像，且度百二十人爲菩薩僧，延預在上班，仍恨猶同俗相，還藏林薮。［23］
面對武帝廢佛，昙延先是極力勸谏，不從，“便隱于太行山，屏迹人世”，之後，“更深岩處，累征不獲”，最終“仍恨猶同俗相，還藏林薮”，這反映出昙延對于北周諸帝複興佛教由希望到失望以至絕望的一個過程。只有到了楊堅創隋，昙延才得以走出林薮，重返世俗。
(二)昙延與隋文帝的佛教政策之實施
楊隋肇建，各地名僧彙聚京師，昙延也不例外。《續高僧傳》載：隋文創業，未展度僧，延初聞改政，即事剃落，法服執錫來至王庭，面伸弘理。未及敕慰，便先陳曰：敬問皇帝，四海爲務，無乃勞神。帝曰：弟子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延曰：貧道昔聞堯世，今日始逢雲雲。帝奉聞雅度，欣泰本懷，共論開法之模，孚化之本。［24］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昙延一改在北周廢佛後消極避世的態度，而采取積極主動的做法。他一聽到文帝當政，“即事剃落，法服執錫來至王庭”。《續高僧傳》也說：“昙延……至如坐鎮禦床，口敷聲教。”［25］初次見面，昙延“面伸弘理”，言辭懇切；文帝恭敬謙卑，以弟子禮相待。之所以如此，是因爲昙延對佛教意識形態的實施方法了然于胸，且對向來鍾情佛教的文帝早有耳聞；而文帝“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又久仰昙延大名，急需高僧輔佐。爲了同一個目的，二人自然相見如故，一拍即合。這裏所言“共論開法之模，孚化之本”正是指二人一起探討如何實施佛教教化，推行佛教意識形態的意思。
在隋一代，昙延除了著有涅槃義疏十五卷、寶性、仁王等注疏之外［26］，最重要的就是，開皇伊始，昙延便被敕任隋朝第一任昭玄統［27］，並以“帝師”的身份提出了一系列迅速複興佛教的措施，並全面主持發展佛教意識形態，其主要內容有：一、奏請度僧；二、周廢伽藍，並請興複；叁、建立經像；四、翻譯佛經；五、爲文
帝受菩薩戒；六、亢旱祈雨等等。由于需要昙延主持實施佛教教化，推行佛教意識形態，楊堅尊昙延爲“師”、爲“父”，“用敦弟子之儀”。《續高僧傳》載：
帝既禀爲師父之重，又敕密戚懿親鹹受歸戒，至于食息之際，帝躬奉飲食，手禦衣裳，用敦弟子之儀，加敬情不能已。其爲時君禮重，又此類也。［28］
由于與文帝的密切關系，昙延在朝野上下享有很高的威望。隋遷都之初，文帝就敕地廣恩坊［29］，“立延法師衆”。“開皇四年，帝爲沙門昙延立爲延興寺”［30］，並且，把京城的東西二門，取昙延的名字而命名爲“延興”、“延平”，把中天佛履之門，也取“瞿昙”之號。不僅如此，文帝還“敕大樂令齊樹提，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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