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人圍在他們身邊。我什麼長處都沒有，就只有一個長處——留心，善用其心。去年夏令營的主題就是“善用其心，善待一切”，我是一個有心人。老和尚們提到了一些理念的問題，本光法師問我們：你們認識毛澤東啊？毛澤東年輕的時候是怎麼樣生活的？你們知道他看什麼書嗎？我說他大概看馬列主義之類的書吧。他就笑了說：他年輕的時候哪裏有什麼馬列主義。你們看看現在文化大革命時的一些資料，就有毛澤東年輕的時候，在湖南二師讀書時的借書目錄。那個時候他讀的是王夫之的書，王夫之就是王傳山。大家都知道毛澤東搞革命之前，組織“親民學會”，“親民學會”的前身是“傳山學會”，“傳山學會”的前身是“傳山書院”，“傳山學院”是“嶽麓書院”的一個分支。爲什麼他要辦“傳山書院”呢？因爲王傳山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中國頂極的大師之一，曾國藩對王傳山都是很敬仰的。
明末叁大遺老——黃宗羲、顧炎武、王傳山，這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頂峰級的人物。他們對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進行了大規模的總結。之後，在傳統文化意義上的大師，要超過他們，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們叁位都反清，黃宗羲寫了一本《明夷待訪錄》，就批評了君權，提倡民主。爲什麼呢？因爲明朝亡國是非常慘痛的，雖然有一億多人口，而且配備著西方傳教士從澳門弄來的很多紅衣大炮和茅塞槍，但是面對幾十萬的滿清人，居然都抵擋不住，最後被小小的滿族吞並了，這就引起了大批知識分子的思考。在那個時候，中國人要接受滿人的統治，還很不甘心，但這又是一個現實。如果用現在世界經濟學的觀點來說，明朝的國民生産總值占了全世界的叁分之一，而滿清連萬分之一都不到，爲什麼在經濟上如此弱小的一個民族把一個強大的帝國搞垮了呢？黃宗羲老先生分析說，中國封建社會的弊病，特別是明朝的弊病主要在于宦官專政，皇帝專政。因爲害怕宰相的權力太大，廢除了宰相；對將軍們也不放心，剝奪了他們的兵權，南兵北調，北兵南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把後勤補搞得亂七八糟，部隊想調配都是很艱難的。最麻煩的是皇上的絕對權威，壓製民意，甚至官員們都是戰戰驚驚的。
到了嘉慶皇帝、萬曆皇帝年間，甚至出現了十年不上朝的情形。皇帝罷工不上班的現象在以往的中國曆史上是沒有的。因爲嘉慶皇帝喜歡道教，在紫禁城裏面建了個道觀，天天去煉丹，什麼事情也不做，十分荒唐。後來宮女們因爲受不了他的虐待而造反，差點把嘉慶皇帝掐死。萬曆皇帝也是二十年不上朝，在他四十多年的在位期間，不僅僅經常不見大臣，連後妃、太子也不見。大家想想這個國家怎麼辦？還有一個弊病是猜忌功臣，在天啓、崇祯年間，像袁崇煥等相當一批大臣被冤枉的殺害，再加上自毀長城，天災人禍——整個陝西、河南地區近十多年的災荒，自然引起了國家的動亂。所以在這種情形下，才有了李自成、張獻忠的起義。
黃宗羲在總結了這些經驗以後，對軍權上的弊病，提出了深刻地批判，到現在來說，這些思考都是光彩奪目的，對我們當今的時代都還有著警醒的作用。當時有些人打小報告，告到康熙皇帝那裏去，說這個人是心腹大患，而且在整個文化界裏面、知識分子裏面影響很大，還組織了遊擊隊，敢于對抗中央，對抗朝廷，一定要抓他，要殺他。結果滿清皇帝的確很了不起，在開國的幾個皇帝中，從順治皇帝到康熙皇帝，用當時的話來說，還是非常聖明的。滿清皇帝認爲，這個《明夷待訪錄》不僅僅是對明朝經驗教訓的總結，更是我大清應該引以爲誡的，現在要抓一個黃宗羲、抓一個顧炎武很容易，要殺他也很容易，但這等于是與漢族千百萬的知識分子爲敵。不如把他們請到北京城裏，給他們封官，讓他們到翰林院，像蘇東坡一樣，當大學士。皇上連續下诏，赦免了他們的罪行，並要把他們都請到北京城裏來做官。但是這叁位甯肯當白衣，也不到北京城去，拒絕與滿清政府合作。但如此一來，他們想要反清的毅力也消退了，那時他們也老了。
所以毛澤東年輕時期所看的書，主要是王傳山的《周易內傳》、《周易外傳》，還有《通鑒論》。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之中，毛澤東之所以對政治鬥爭、軍事鬥爭那麼熟悉，這與他讀《通鑒論》是分不開的。王傳山所著的《周易內、外傳》是把《周易》六十四卦的道理，結合中國的曆史，在秦、漢至元、明、清幾代的政治得失之中，來發揮他對《易經》的見解。
毛澤東在青年的時候非常了不起，他曾說過：“未有見之不真 , 蓄之不厚 , 而可以苟爲之者。”也就是說我們要想大有作爲的話，必須要在學養上積聚深厚才行，這也就應了清華大學的校訓，左邊是《易經
乾卦》的“自強不息”，右邊是《易經
坤卦》的“厚德載物”。我們看到當年在中國有很多非常優秀的知識分子，在國家民族危亡的時候，勇敢地挑起了救亡圖存的責任，要救中國，要改造中國，要使中國富強起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顧炎武先生提出來的。
自從這句話提出來以後，這叁百多年來，使處于危難之中的中華民族有了希望。爲什麼呢？有很多仁人志士，無不投身于救亡圖存的運動中去。從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到辛亥革命、共産主義運動，這種精神一直傳承下來。在推翻滿清的時候，還是有一批知識分子是很有朝氣的，在那個鬧革命的時候，不管是到日本留學，還是到美國留學，那些學生可能與在座的同學們的年齡也是差不多啊。蔣介石辦黃埔軍校的時候，主要的學員，可能與在座的同學年齡差不多，毛澤東在延安辦抗日軍政大學的時候，也是和你們年齡相仿的一批年輕人。但就是這麼一批年輕人，在這一百多年來，擔起了拯救國運、救亡圖存、強國強兵的曆史責任。有的人進入了政界，有的人進入了軍界，有的人在海外學成歸來，在科學上、技術上、經濟上，成爲了我們國家的脊梁。大家要知道，最早的一批留學生是滿清政府派出去的，到了美國，第二批是到日本，民國年間以後，留學的機會就更多了。最早出國的是一些八旗子弟、官宦子弟，到了民國以後，只要是自己有一定經濟能力的都能出國。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國家民族的這些脊梁，從清末到民國再到人民共和國這一百多年間，都是象同學們一樣的年輕人。他們有文化的使命感，他們愛中國，愛中國幾千年的優秀文化，像諾貝爾獎的得主，楊振甯等人，都是精通孔孟老莊，精通佛學的文化大師。
武漢大學的一位校長曾說過，要考我的博士生就必須學修孔孟老莊和佛法。爲什麼呢？如果不學這些，他的世界觀就太小了。現在的人只知道數理化，知識結構和視野太單一了。一個人要有大的氣象，要對世界、對精神、對生命有一種總體的認識，那就必須有儒家的、道教的、佛法的學養。有了這樣一個思想高度，你就會全局在握，各種因緣就會了然于胸，就可以激發現代學術上的靈感。靈感從什麼地方來？靈感是我們內在學養的融通，是在一定因緣上的激發。如果自己內在的力量不夠，文化知識不夠，哪裏來的靈感呢？一個在山裏面種地的老農民，沒有文化，沒有科學知識，能有什麼靈感呢？有文學的靈感嗎？不可能；有科學的靈感嗎？更不可能。靈感是內在積聚的一種質變。
明海大和尚：馮老師剛才講到了文化，我記得以前看過一本書是關于文化學的。現代學者對文化的定義是這樣的，人類在意識上物質和精神的文明的總和叫文化。您剛才所說的，以及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文化使命，如果結合中國曆史，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來說，應該怎麼樣理解文化的定義，請馮老師給我們談一談。
馮老師：中國的文化有它的來源。據我個人的理解，當然也有許多前輩們對文化的理解，“文化”這兩個字是日本人翻譯的，是從希臘語翻譯過來的，借用了中國《易經》裏的一句話，“觀夫天文以察識變，觀夫人文以化成天下。”特別是後面一句“觀夫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把文和化結合在一塊了。
什麼是人文？就是人類社會的“文”，這個“文”是思想性的，是意識形態的，從我自己的感覺來說，就是聖賢的言教。聖賢的言教在儒家來說，就包含在《四書》、《五經》裏面，《四書》、《五經》是聖人的言教，聖賢的言教不是束之高閣的，而是用來改造人心優化人心，改造社會優化社會的，所以叫“化”。用聖人的言教來改造我們的社會人心，這個就稱之爲化。
我認爲應該把文化定義得崇高一些，不要像現在的一些茶文化、酒文化、廁所文化等等之類的。也不能說那些不叫文化，泛泛來指，也可以這樣講，但是文化必定有它很崇高、很神聖的東西在裏頭。人類社會有著光明的一面，也有陰暗的一面。人之所以異于禽獸，就是因爲我們人類有崇高的文化，我們可以遵循聖賢的言教自我淨化，自我提升。
本光老法師在我年輕的時候，就經常告誡我。因爲那個時候正處在文化大革命的時期，鬥爭是很險惡的，整天都是階級鬥爭。毛澤東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什麼地方都有階級鬥爭，父子之間有，夫婦之間有，靈魂之間也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因爲我們年輕好動，他怕我們出事，就不斷地給我們以警醒。本光法師對我們說：“人心是陰暗的，社會是險惡的，特別是在現在的社會中，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定要謹慎。”
在那個時候學修佛法時，他給我們定下了幾條戒律，很重要的一條是不與不信和難信佛法的人討論佛法教義。在那種時期，你給別人宣傳佛法教義，如果像現在一些佛教徒宣傳佛法時那樣熱心，就成了反革命，只有等著進監獄。的確人心是陰暗的，社會是險惡的。但是社會又有它光明的一面，人心也有它光明的一面，這個光明來源于何處？來源于我們千百年來所接受的聖人的教育。
儒家的聖賢教育，歸根結底就是幾個字：“仁、義、禮、智、信”。“仁”是什麼呢？是對社會的關愛心，對大…
《十二屆：當代青年的文化使命(馮學成)》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