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人围在他们身边。我什么长处都没有，就只有一个长处——留心，善用其心。去年夏令营的主题就是“善用其心，善待一切”，我是一个有心人。老和尚们提到了一些理念的问题，本光法师问我们：你们认识毛泽东啊？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生活的？你们知道他看什么书吗？我说他大概看马列主义之类的书吧。他就笑了说：他年轻的时候哪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们看看现在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些资料，就有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在湖南二师读书时的借书目录。那个时候他读的是王夫之的书，王夫之就是王传山。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搞革命之前，组织“亲民学会”，“亲民学会”的前身是“传山学会”，“传山学会”的前身是“传山书院”，“传山学院”是“岳麓书院”的一个分支。为什么他要办“传山书院”呢？因为王传山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中国顶极的大师之一，曾国藩对王传山都是很敬仰的。
明末三大遗老——黄宗羲、顾炎武、王传山，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顶峰级的人物。他们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总结。之后，在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大师，要超过他们，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三位都反清，黄宗羲写了一本《明夷待访录》，就批评了君权，提倡民主。为什么呢？因为明朝亡国是非常惨痛的，虽然有一亿多人口，而且配备着西方传教士从澳门弄来的很多红衣大炮和茅塞枪，但是面对几十万的满清人，居然都抵挡不住，最后被小小的满族吞并了，这就引起了大批知识分子的思考。在那个时候，中国人要接受满人的统治，还很不甘心，但这又是一个现实。如果用现在世界经济学的观点来说，明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而满清连万分之一都不到，为什么在经济上如此弱小的一个民族把一个强大的帝国搞垮了呢？黄宗羲老先生分析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弊病，特别是明朝的弊病主要在于宦官专政，皇帝专政。因为害怕宰相的权力太大，废除了宰相；对将军们也不放心，剥夺了他们的兵权，南兵北调，北兵南调，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把后勤补搞得乱七八糟，部队想调配都是很艰难的。最麻烦的是皇上的绝对权威，压制民意，甚至官员们都是战战惊惊的。
到了嘉庆皇帝、万历皇帝年间，甚至出现了十年不上朝的情形。皇帝罢工不上班的现象在以往的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因为嘉庆皇帝喜欢道教，在紫禁城里面建了个道观，天天去炼丹，什么事情也不做，十分荒唐。后来宫女们因为受不了他的虐待而造反，差点把嘉庆皇帝掐死。万历皇帝也是二十年不上朝，在他四十多年的在位期间，不仅仅经常不见大臣，连后妃、太子也不见。大家想想这个国家怎么办？还有一个弊病是猜忌功臣，在天启、崇祯年间，像袁崇焕等相当一批大臣被冤枉的杀害，再加上自毁长城，天灾人祸——整个陕西、河南地区近十多年的灾荒，自然引起了国家的动乱。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才有了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
黄宗羲在总结了这些经验以后，对军权上的弊病，提出了深刻地批判，到现在来说，这些思考都是光彩夺目的，对我们当今的时代都还有着警醒的作用。当时有些人打小报告，告到康熙皇帝那里去，说这个人是心腹大患，而且在整个文化界里面、知识分子里面影响很大，还组织了游击队，敢于对抗中央，对抗朝廷，一定要抓他，要杀他。结果满清皇帝的确很了不起，在开国的几个皇帝中，从顺治皇帝到康熙皇帝，用当时的话来说，还是非常圣明的。满清皇帝认为，这个《明夷待访录》不仅仅是对明朝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我大清应该引以为诫的，现在要抓一个黄宗羲、抓一个顾炎武很容易，要杀他也很容易，但这等于是与汉族千百万的知识分子为敌。不如把他们请到北京城里，给他们封官，让他们到翰林院，像苏东坡一样，当大学士。皇上连续下诏，赦免了他们的罪行，并要把他们都请到北京城里来做官。但是这三位宁肯当白衣，也不到北京城去，拒绝与满清政府合作。但如此一来，他们想要反清的毅力也消退了，那时他们也老了。
所以毛泽东年轻时期所看的书，主要是王传山的《周易内传》、《周易外传》，还有《通鉴论》。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之中，毛泽东之所以对政治斗争、军事斗争那么熟悉，这与他读《通鉴论》是分不开的。王传山所著的《周易内、外传》是把《周易》六十四卦的道理，结合中国的历史，在秦、汉至元、明、清几代的政治得失之中，来发挥他对《易经》的见解。
毛泽东在青年的时候非常了不起，他曾说过：“未有见之不真 , 蓄之不厚 , 而可以苟为之者。”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大有作为的话，必须要在学养上积聚深厚才行，这也就应了清华大学的校训，左边是《易经
乾卦》的“自强不息”，右边是《易经
坤卦》的“厚德载物”。我们看到当年在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候，勇敢地挑起了救亡图存的责任，要救中国，要改造中国，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顾炎武先生提出来的。
自从这句话提出来以后，这三百多年来，使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有了希望。为什么呢？有很多仁人志士，无不投身于救亡图存的运动中去。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共产主义运动，这种精神一直传承下来。在推翻满清的时候，还是有一批知识分子是很有朝气的，在那个闹革命的时候，不管是到日本留学，还是到美国留学，那些学生可能与在座的同学们的年龄也是差不多啊。蒋介石办黄埔军校的时候，主要的学员，可能与在座的同学年龄差不多，毛泽东在延安办抗日军政大学的时候，也是和你们年龄相仿的一批年轻人。但就是这么一批年轻人，在这一百多年来，担起了拯救国运、救亡图存、强国强兵的历史责任。有的人进入了政界，有的人进入了军界，有的人在海外学成归来，在科学上、技术上、经济上，成为了我们国家的脊梁。大家要知道，最早的一批留学生是满清政府派出去的，到了美国，第二批是到日本，民国年间以后，留学的机会就更多了。最早出国的是一些八旗子弟、官宦子弟，到了民国以后，只要是自己有一定经济能力的都能出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国家民族的这些脊梁，从清末到民国再到人民共和国这一百多年间，都是象同学们一样的年轻人。他们有文化的使命感，他们爱中国，爱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像诺贝尔奖的得主，杨振宁等人，都是精通孔孟老庄，精通佛学的文化大师。
武汉大学的一位校长曾说过，要考我的博士生就必须学修孔孟老庄和佛法。为什么呢？如果不学这些，他的世界观就太小了。现在的人只知道数理化，知识结构和视野太单一了。一个人要有大的气象，要对世界、对精神、对生命有一种总体的认识，那就必须有儒家的、道教的、佛法的学养。有了这样一个思想高度，你就会全局在握，各种因缘就会了然于胸，就可以激发现代学术上的灵感。灵感从什么地方来？灵感是我们内在学养的融通，是在一定因缘上的激发。如果自己内在的力量不够，文化知识不够，哪里来的灵感呢？一个在山里面种地的老农民，没有文化，没有科学知识，能有什么灵感呢？有文学的灵感吗？不可能；有科学的灵感吗？更不可能。灵感是内在积聚的一种质变。
明海大和尚：冯老师刚才讲到了文化，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本书是关于文化学的。现代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是这样的，人类在意识上物质和精神的文明的总和叫文化。您刚才所说的，以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文化使命，如果结合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来说，应该怎么样理解文化的定义，请冯老师给我们谈一谈。
冯老师：中国的文化有它的来源。据我个人的理解，当然也有许多前辈们对文化的理解，“文化”这两个字是日本人翻译的，是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借用了中国《易经》里的一句话，“观夫天文以察识变，观夫人文以化成天下。”特别是后面一句“观夫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把文和化结合在一块了。
什么是人文？就是人类社会的“文”，这个“文”是思想性的，是意识形态的，从我自己的感觉来说，就是圣贤的言教。圣贤的言教在儒家来说，就包含在《四书》、《五经》里面，《四书》、《五经》是圣人的言教，圣贤的言教不是束之高阁的，而是用来改造人心优化人心，改造社会优化社会的，所以叫“化”。用圣人的言教来改造我们的社会人心，这个就称之为化。
我认为应该把文化定义得崇高一些，不要像现在的一些茶文化、酒文化、厕所文化等等之类的。也不能说那些不叫文化，泛泛来指，也可以这样讲，但是文化必定有它很崇高、很神圣的东西在里头。人类社会有着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有崇高的文化，我们可以遵循圣贤的言教自我净化，自我提升。
本光老法师在我年轻的时候，就经常告诫我。因为那个时候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斗争是很险恶的，整天都是阶级斗争。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父子之间有，夫妇之间有，灵魂之间也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年轻好动，他怕我们出事，就不断地给我们以警醒。本光法师对我们说：“人心是阴暗的，社会是险恶的，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中，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定要谨慎。”
在那个时候学修佛法时，他给我们定下了几条戒律，很重要的一条是不与不信和难信佛法的人讨论佛法教义。在那种时期，你给别人宣传佛法教义，如果像现在一些佛教徒宣传佛法时那样热心，就成了反革命，只有等着进监狱。的确人心是阴暗的，社会是险恶的。但是社会又有它光明的一面，人心也有它光明的一面，这个光明来源于何处？来源于我们千百年来所接受的圣人的教育。
儒家的圣贤教育，归根结底就是几个字：“仁、义、礼、智、信”。“仁”是什么呢？是对社会的关爱心，对大…
《十二届：当代青年的文化使命(冯学成)》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