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众的关爱。“义”是什么呢？义是对社会的责任感。“礼”是什么呢？“礼”是社会的稳定性，次序和法律的表现。那“智”呢？如果没有智慧，就成了东郭先生，成了孔乙己。“信”是什么呢？“信”是人事关系稳定性的基本出发点。昨天老和尚给大家开示也谈到这个“信”字，“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稳定，就建立在一个信上，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妇之间，朋友之间，如果失去了信，大家想想这个社会是多么的可怕。
明海大和尚：讲到中国传统文化，有儒、释、道三家。我想请冯老师为我们介绍，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佛教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冯老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从陌生到认识，中间也有一些矛盾和对抗，到最后融通、整合的过程。中国本土的文化，主要是儒家和道家，当然还有在《汉书·艺文志》里谈到的三教九流，而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所谓九流和诸子百家，庄子在《天下篇》里总结了，在战国前期，中国学术的状况，有道家，有儒家，有墨家，有法家等等不同的学派。
儒家有儒家的优势，为什么呢？社会不可能没有光明面，不可能没有次序。儒家的基准点，就是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关系，在宋代以后被极端化了，但是在先秦，在汉唐的时候，还不是那么地极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而五常也就是“仁、义、礼、智、信”，这是作为社会生活、社会次序、社会风尚所必须的。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法律也是建立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的，它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原始宪法，并不是具体的法律，具体的法律都要在这个基础上派生出来，任何法律如果不符合三纲五常都是无效的。
道家，是儒家的反对派，用现在的话，用西方的两党制来说，儒家是当权派，道家是在野派。儒家关注于对人文社会的关怀，道家则更注重对自然，对人的自然性的关爱。特别是庄子，对儒家思想中人的过于社会化而丧失了自然性的行为感到一种畏惧。发展到现在，我们看到了，社会化愈强愈发达的地方，人的自然性就愈堕落愈退化。现在大城市里特别是北京，全都是钢筋水泥的森林，一座座的大楼，遮天闭日，要想见到一片绿色，都感觉很奢侈。想在屋里弄一些花花草草，要花很多的钱，而且还要用心地去照理它。
所以庄子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现在的环保主义者、西方的绿色和平组织，比如说绿党，都把庄子当成是生态学的祖师爷。庄子在那个时候所提出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等等，好象是社会的倒退，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见解。为什么呢？我经常有一个比喻，地球是一个非常大的面包，人类一亿年把这个面包吃掉，地球与人类的寿命就是一亿年；一百万年吃完，地球与人类的寿命就只有一百万年。但是现在的科学技术，商业市场巴不得明天就把这个地球一口吃尽，大家想想有多么的可怕。
我在四川清楚地看到，在五十年代初的时候，都江堰还很美，整个川西北的高原上，都是原始森林。后来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要修宝成铁路，基本上把泯江上游的森林砍光了。到了六十年代，又把大渡河流域周边的森林砍光了。再后来修攀枝花钢铁基地，把雅鲁江的树也基本上砍光了。到了九八年的时候，斧头已经砍到了金沙江的白玉县，再有几公里就到了通天河。整个川西北高原，整个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就这么毁于一旦。当时四川总共的林业财政收入加起来不过是四十个亿，用朱镕基的话来说，用四千个亿都不能恢复当时的生态。为什么呢？因为高原生态很脆弱，树木被砍了以后，高原土壤很薄，夏天只要是有雨水，土壤全都跑到金沙江、大渡河里去了。现在长江里面的泥沙含量远远高于黄河几十倍，因为长江的水流量太大，又没有土，想恢复都没有办法，所以现在的川西北就成了干旱河谷。四川盆地要恢复绿化很容易，人口多，有一亿多人生活在２４万平方公里的四川盆地里，政府给一点政策，农民又多，一下子就可以恢复起来。但是在川西北高原，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只有不足两百万的人口，怎么恢复呢？谁去做呢？山又高，地势又险峻，又没有土，怎么办？所以现在看到庄子那个时候谈到的一些道家的理念，包括“无为而治”等等，对我们当前的社会和未来的社会都还很有警醒的作用，启发的作用。
明海大和尚：现在的学术界公认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公元前两年。佛教传入汉地的环境与它传入西藏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所面临的环境不太一样，因为佛教初传到东南亚地区的时候，这些地方实际上是没有开化的，西藏虽有些文化基础、信仰，比如说原来的苯教，但因为它的地域辽阔，自然环境恶劣，人口稀少，所以也没有什么文化气息。但佛教传入汉地以前，在西汉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很成熟的社会管理的典章之路、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方面也有一些启蒙的思想，所以佛教到中国来面对的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文化环境。在这个过程里面，佛教是怎样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的组成部分？
冯老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前天晚上普茶的时候，有一个营员说，佛教是外来的，为什么非要学佛教，有儒教、道教不是就可以了吗？实际上大家知道，佛教传入中国到现在已有两千年。大家可以在全世界浏览一下，古埃及的文明，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没落了；巴比仑的文明在公元前后也衰亡了；基督教那个时候还谈不上，耶酥才刚诞生没几天；而当时罗马帝国在希腊的文化基础上制造了相当的繁荣。当时的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东边是汉帝国，西边是罗马帝国，印度还处于诸侯“和平割据”的年代。真正的能达到相当的思想高度，有着完整体系的文明也就是：东方的中国和印度，西方的希腊和罗马。
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给中国的文化注入了难以想象的新的活力。大家要知道，当时汉朝的版图东达现在越南的北方，所以从地理特点来讲，东边是大海，南边也是大海，北边是由匈奴人控制的戈壁滩草原，西边是青藏高原。中国是处于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带，而且这个地带又是很庞大的。如果去掉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从长城以内，大渡河以东来计算，中国的面积也有三四百万平方公里。在这三四百万平方公里中，有长江、黄河、珠江、淮河这四大流域。从全世界来说，没有像中国这么肥美的土地，所以多年来国家是处于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自认为是天朝帝国，老子天下第一，民族骄傲心理也是很重的。
纵观周边的文化，北方是匈奴游牧民族，谈不上有什么文化；而在汉朝的时候，整个青藏高原上，主要还是羌族、氐族这些既分散又弱小的部落在游荡；在南边，北越、北胡还基本属于原始社会；东南亚也是处于从原始社会到部落过度的状态，所以中国的汉文化在当时是傲视世界的，非常辉煌。但是从儒家和道家的文化来讲，特别是儒家，它是人本主义的，对精神、生命和世界的认识，并不深刻。从社会上来说，它作为一种政治学问、社会学问，又非常地成熟。但是如果要更深一步地去挖掘我们生命的来源、精神的走向，乃至生死的问题，用子路的话来说，孔夫子都是“ 罕言性与命 ”。
明海大和尚：孔夫子有云：“罕言性与命”，性命之学是很玄妙的，不怎么说。
冯老师：对性命之学，到了孟子的时候才开始有了一定的发挥，只不过还是在仁义上而言。在《易经》里也有一些对性命的发挥，但都是一些粗线条的说法，没有给人以满意的深刻的答案。作为当时儒家学说的补充是老庄哲学，特别是在《庄子》的《齐物论》、《天道篇》等等文章里，对生命自然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探讨，但这些探讨也是比较粗糙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想当神仙，在道家学说里，真人、神仙是很令人向往的境界。中国古代的生命观有两世，“生而为人，死而为鬼”，不象佛教讲三世因果。鬼里面也包括神，什么是神呢？“聪明正直之为神”。在人里面有德行、聪明有才干的，像贵族、士大夫之流。那么他死了以后，在鬼里面就做官了，鬼众的领导就是神。
不论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对生命、对世界，它的感觉仍然是表层的，并不是很深刻。要当神仙、真人，那怎样当神仙、真人？在《庄子》里也不过说了“坐忘”，“心斋”之类(注：所谓 “ 心斋 ” ，就是说排去心中的杂念，使心志空明纯一，然后便能虚以应物，与道契合。 ... 而 “ 坐忘 ” 则是指道教中的 “ 即应而忘 ” 和 “ 即照而忘 ” 两种修炼方法，其效果与 “ 心斋 ” 一致。 )，尽管很深刻，但是没有可操作性。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恰恰弥补了儒家和道家在思想领域里的空缺。生死问题是每一个人都非常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人到了晚年，当社会处于动乱的时候，处于朝不保夕的紧迫的时代，心灵需要安抚。我到底从什么地方来？又会到什么地方去？除了人类社会之外，在整个宇宙中还有没有其它的世界？这些问题，儒家和道家都不可能给出答案，但佛教就给出了答案。
最初进入中国的那批大师们，有印度的，也有西域的，真是很了不得。他们的记忆力特别好，坐在那里，一背就是十万偈、八万偈，十几万字就这样背出来了，而且也有用功的方法。最初佛教传入中国的实践方法是“四禅八定”。庄子虽然讲“心斋”和“坐忘”，但如何去实践呢？不知道。但是印度“四禅八定”的方法，就恰恰弥补了道家修炼所缺少的环节。
佛教传入中国，一个重要的环节与老庄是分不开的，那就是对经典的翻译。佛教谈空，像“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缘起性空”等等这类法相，在儒家里找不到准确的语言，没有办法翻译。而在老庄思想里经常谈到“无”、“无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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