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无”、“道可道，非常道”等等，恰恰成为佛经翻译，尤其是般若系统翻译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桥梁。
大家知道，从天竺到中国传法的最伟大的译师之一是鸠摩罗什，他的汉语很好，但不是最顶极的。他有几大弟子，像僧肇、僧睿这样的弟子，若非经过他们的润色，经典的翻译达不到这样精妙的境界。译经成果最大的要算是玄奘法师，但他所翻译的经典，除了家喻户晓的《心经》之外，在寺庙里、居士中所通行的经文大多还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如《金刚经》、《法华经》等等。法师的文笔很美，很流畅。鸠摩罗什的几个徒弟，都是曾深入老庄孔孟的学说，特别是对老庄的研究是很深的。僧肇的几部重要的著述，《物不迁论》也好，《不真空论》也好，《般若无知论》也好，《涅槃无名论》也好， 如果把这些论典稍微变一变，你还以为是庄子在写文章呢。作为佛教的传播，首先要过翻译这一关，这就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老庄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另外是“三世因果”思想的传入，深化了中国人对生命的认识。人类精神的结构是怎样的呢？不论是佛教里的“中观学”，还是“唯识学”，对我们生命的结构和精神的结构都有详细的说明。这在中国来说，可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特别是佛教真正传入中国的年代，也是一个战乱不宁的时期。尽管佛教传入中国的准确时间有些争议，一说是汉哀帝，公元前二年；一说是汉明帝，夜梦金人，白马驮经到了中国，但真正佛教的译经和发展，是在东汉的末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开展了佛教大规模的译经运动和解经运动。中国真正向印度佛教学习是在这三百年的时间，而这三百年中，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大动荡、大灾难的时候。
首先是三国时期的黄巾起义，后来三国分立，经历了五六十年的战争。再经西晋的短暂统一后，是五胡乱华，北方五胡十六国，杀人如麻。西晋王朝则南渡，偏安于江南，维系着一百多年很可怜的小朝廷。然后是宋、齐、梁、陈，政权如走马灯般地更迭，江南也是战乱不断。大家都知道梁武帝崇佛，他当了五十年的皇帝，在那个时候国家很祥和，写经、度僧、建庙，还是有一段很太平的时光。当时，中国第一次有了一百多万人口的庞大城市，江南本来富庶，再加上梁武帝的经营，就更加繁荣了。但他不注重武功，又轻易相信人，加上“侯景之乱”，一百多年南朝的繁荣霎时就烟飞灰灭了。
在北方最初是北魏的少数民族，然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最后隋文帝统一了中国，就是这么一个动荡的时代。人民的生命如草芥一般，充分展现了人生的无常、社会的无常。不论是当皇帝还是当宰相，是富翁也好老百姓也好，都被无情地摆在了无常的面前，无常的痛苦和恐惧，每天都是萦绕于心的。
大家都知道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说起来认为他们是仙风道骨、知识渊深，其实他们所表现的是在恐怖政治的压力下一种遁世的无奈。嵇康被司马昭杀害时说了一句话：“《广陵散》不复闻矣！”他为什么被杀？因为曹魏政权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山涛也是闭而不谈的。还有阮籍装醉，每天都喝得醉熏熏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司马昭要和他攀亲戚，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想请他出来当官，给自己的儿子当太傅。阮籍不愿意和司马氏结合，只有每天装醉。王勃的《滕王阁序》有云：“ 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可见在那个时候，他的内心是极度的痛苦、极度的悲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相当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心里都是非常可怜的。好在佛教传入了中国，大家通过佛法的修学，正确理解了什么是“无常”，什么是“缘起”，理解了什么是“八正道”，什么是“四圣谛”、“三法印”，这就给这些孤独苦闷、郁郁不平的心灵带来了抚慰和指引。
在南北朝时期，小乘和大乘的佛法蜂拥而至，使得当时的中国一次次地兴起了西行求法的高潮。法显求法是在东晋时期，朱士行求法是在曹魏时期。同时，西域的高僧、印度的高僧也是大规模地进入中国，给中国死气沉沉的社会、动荡恐怖的社会，带来了祥和的光明。这是当时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之所以受到上至皇上，下至老百姓的热烈欢迎的原因。当然这个过程中也引起了道教的对抗、儒家的对抗，但道教从来不是佛教的对手，辩论赢不了，实践也赢不了，在理论上更没有佛教的这种严密。
大家学佛教要知道它理论的严密性。列宁在监狱里，只能读《资本论》，读《马列》。列宁名气最响亮的一部书叫《哲学笔记》，它的主体就是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摘要。列宁在抄录的时候，就在旁边写一些笔记、评语之类，有些是赞叹，有些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对黑格尔进行批评。他在抄录《逻辑学》译书几页之后，就写下了这么几句话：“这是引起头疼的最好方法。”谁想要头疼就去翻翻黑格尔的逻辑学，因为它对思维的程序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和刻画。如果没有纯理论修养的习惯，用佛教的话来说，如果没有定力，绝对是看不下去的。但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唯识学”经典，不管是《成唯识论》，还是《瑜伽师地论》，那可比黑格尔的逻辑学更令人头疼，那是非常严密的。
我简单举个例子，大家读过《心经》：“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实际上这几个字就把我们人生宇宙全包括进去了。色，“质碍名色”，把物质现象一口吞尽；受，“领纳名受”，搞心理学的怎么能离开“领纳”两个字，如同照相机一样，要取相。“质碍名色，领纳名受，取相名想，造作名行，了别名识”，通过六根、六尘、十八界，可以把主观的，客观的，精神的，物质的，全部一网打尽。不论自然科学怎么样发展，它都还在这里面打转，都不会超出这个研究范围。
而且唯识学里对精神的分析，把人的认识分成八识，“眼耳鼻舌身意”，其中意识里又分成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第六识里又包括明了意识、睡眠意识、散乱意识、禅定意识。再了不起的科学家，没有通过参禅入定，怎么能知道定境里的境界呢？这就是社会上的学者们、科学家们，不能对佛法进入深刻了解的原因。
(二)
明海大和尚：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和中国本土的文化有机地融合，形成了几个大的宗派，其中禅宗是最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在近代有位太虚大师，他曾讲：“禅宗是中国佛教的特质。”对太虚大师的这句话，您是怎么看的？乍眼一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事实上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每天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在我自己觉得，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每一个时代的年轻人对中国文化，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都很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现在又是一个信息交流非常方便的时代，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各种信仰很繁杂，我们是很需要在文化上有一个定位，用鉴别的眼光，保持自己在所选定的人生轨迹上，不至于出现思想上的混乱，这是很重要的。
现在请冯老师给大家谈谈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特别是禅、禅宗，为什么说它是中国佛教的特质？
冯老师：从佛教的角度来说，禅宗强调的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佛教讲“教理行果，信解行证”。从修行上来说，需要严密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引，就会走到盲修瞎炼的岔道上去；另外一方面，理论必须通过实修来证明，没有实际的修行，怎么知道理论的正确与否？成功与否呢？理论是需要尽善尽美的，而实修则需要简洁明快，禅宗恰好在这两方面达到了最完美的统一。
禅宗的兴起立足于隋唐佛教的兴盛。佛教在隋唐时期，可以说达到了全盛的高度。从汉哀帝算起，一直到唐朝玄奘西行，中间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国佛教经过了从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到研究生的几个发展阶段，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向印度佛教学习的过程，而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同时，在玄奘法师归国后不久，印度的佛教由于历史的原因逐渐归于消亡了。
佛教进入中国面对着的是道家与儒家的文化，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土壤，离不开中国的文化结构。刚才也提到了，印度与中国的文明是当时亚洲的两个亮点，是充分发育的非常成熟的文化体系。大家小学毕业以后进入了中学，还需要每天看小学课本吗？就不需要了。大学毕业以后，自己当上了教授，还需要再看大学的教材吗？当然也不需要。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在唐代以后，基本上走入了一个独立发展的、自创辉煌的时代，以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宗的兴起为代表。
禅宗，把浩瀚的佛教的言教，凝聚为一个简洁明快的修炼、修行的方法。宋代，可以说是禅宗最普及的时代，从唐末到北宋年间，禅宗从兴起、繁荣到鼎盛，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另外一个方面，佛教与儒家、道家融合的过程之中，互相影响，共同提高。儒家也讲道，道家更讲道，另外看过《庄子》的人应该知道，《庄子》理论上的积淀，远远没办法与佛教相比，但在很多具体的操作运作上，有很多与禅宗神似的地方。
禅宗，讲究顿捂，庄子提出了“朝彻”；禅宗讲不立文字，老庄讲弃圣绝智。当然还有很多，包括禅宗里有些公案，在《庄子》里有很多寓言，也有同样的记载，很智巧的。
明海大和尚：有很多禅宗语汇也来自于《庄子》的经典里，比如说，我们对一个大禅师的赞叹，称他为“ 郢将 ”，是属于《庄子》里吗？
冯老师：对，是属于《庄子》里的，这个意思就是，在鼻头上抹一些石灰，用一把斧头砍过去，“ 郢将 ”不动心，就可以把石灰砍掉，而不伤到鼻子。所以老庄的思维方法，与禅宗暗和的地方很多。当年我也准备写一本书，叫《禅宗与老庄》，提纲都写出来了，但后来觉得这个工作量太大，自己也没有这方面的精力，结果就没有完成。
明海大和尚：在佛教的《大般若经》里面讲，“般若空”有…
《十二届：当代青年的文化使命(冯学成)》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