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無”、“道可道，非常道”等等，恰恰成爲佛經翻譯，尤其是般若系統翻譯中一個不可缺少的橋梁。
大家知道，從天竺到中國傳法的最偉大的譯師之一是鸠摩羅什，他的漢語很好，但不是最頂極的。他有幾大弟子，像僧肇、僧睿這樣的弟子，若非經過他們的潤色，經典的翻譯達不到這樣精妙的境界。譯經成果最大的要算是玄奘法師，但他所翻譯的經典，除了家喻戶曉的《心經》之外，在寺廟裏、居士中所通行的經文大多還是鸠摩羅什法師所翻譯的，如《金剛經》、《法華經》等等。法師的文筆很美，很流暢。鸠摩羅什的幾個徒弟，都是曾深入老莊孔孟的學說，特別是對老莊的研究是很深的。僧肇的幾部重要的著述，《物不遷論》也好，《不真空論》也好，《般若無知論》也好，《涅槃無名論》也好， 如果把這些論典稍微變一變，你還以爲是莊子在寫文章呢。作爲佛教的傳播，首先要過翻譯這一關，這就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老莊哲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另外是“叁世因果”思想的傳入，深化了中國人對生命的認識。人類精神的結構是怎樣的呢？不論是佛教裏的“中觀學”，還是“唯識學”，對我們生命的結構和精神的結構都有詳細的說明。這在中國來說，可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特別是佛教真正傳入中國的年代，也是一個戰亂不甯的時期。盡管佛教傳入中國的准確時間有些爭議，一說是漢哀帝，公元前二年；一說是漢明帝，夜夢金人，白馬馱經到了中國，但真正佛教的譯經和發展，是在東漢的末年。叁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更是開展了佛教大規模的譯經運動和解經運動。中國真正向印度佛教學習是在這叁百年的時間，而這叁百年中，我們的國家正處在大動蕩、大災難的時候。
首先是叁國時期的黃巾起義，後來叁國分立，經曆了五六十年的戰爭。再經西晉的短暫統一後，是五胡亂華，北方五胡十六國，殺人如麻。西晉王朝則南渡，偏安于江南，維系著一百多年很可憐的小朝廷。然後是宋、齊、梁、陳，政權如走馬燈般地更疊，江南也是戰亂不斷。大家都知道梁武帝崇佛，他當了五十年的皇帝，在那個時候國家很祥和，寫經、度僧、建廟，還是有一段很太平的時光。當時，中國第一次有了一百多萬人口的龐大城市，江南本來富庶，再加上梁武帝的經營，就更加繁榮了。但他不注重武功，又輕易相信人，加上“侯景之亂”，一百多年南朝的繁榮霎時就煙飛灰滅了。
在北方最初是北魏的少數民族，然後曆經東魏、西魏、北齊、北周，最後隋文帝統一了中國，就是這麼一個動蕩的時代。人民的生命如草芥一般，充分展現了人生的無常、社會的無常。不論是當皇帝還是當宰相，是富翁也好老百姓也好，都被無情地擺在了無常的面前，無常的痛苦和恐懼，每天都是萦繞于心的。
大家都知道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說起來認爲他們是仙風道骨、知識淵深，其實他們所表現的是在恐怖政治的壓力下一種遁世的無奈。嵇康被司馬昭殺害時說了一句話：“《廣陵散》不複聞矣！”他爲什麼被殺？因爲曹魏政權與司馬氏之間的政治鬥爭。山濤也是閉而不談的。還有阮籍裝醉，每天都喝得醉熏熏的，爲什麼這樣呢？因爲司馬昭要和他攀親戚，要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的兒子，想請他出來當官，給自己的兒子當太傅。阮籍不願意和司馬氏結合，只有每天裝醉。王勃的《滕王閣序》有雲：“ 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 可見在那個時候，他的內心是極度的痛苦、極度的悲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相當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心裏都是非常可憐的。好在佛教傳入了中國，大家通過佛法的修學，正確理解了什麼是“無常”，什麼是“緣起”，理解了什麼是“八正道”，什麼是“四聖谛”、“叁法印”，這就給這些孤獨苦悶、郁郁不平的心靈帶來了撫慰和指引。
在南北朝時期，小乘和大乘的佛法蜂擁而至，使得當時的中國一次次地興起了西行求法的高潮。法顯求法是在東晉時期，朱士行求法是在曹魏時期。同時，西域的高僧、印度的高僧也是大規模地進入中國，給中國死氣沈沈的社會、動蕩恐怖的社會，帶來了祥和的光明。這是當時佛教進入中國以後，之所以受到上至皇上，下至老百姓的熱烈歡迎的原因。當然這個過程中也引起了道教的對抗、儒家的對抗，但道教從來不是佛教的對手，辯論贏不了，實踐也贏不了，在理論上更沒有佛教的這種嚴密。
大家學佛教要知道它理論的嚴密性。列甯在監獄裏，只能讀《資本論》，讀《馬列》。列甯名氣最響亮的一部書叫《哲學筆記》，它的主體就是黑格爾《邏輯學》一書的摘要。列甯在抄錄的時候，就在旁邊寫一些筆記、評語之類，有些是贊歎，有些是從唯物主義的角度對黑格爾進行批評。他在抄錄《邏輯學》譯書幾頁之後，就寫下了這麼幾句話：“這是引起頭疼的最好方法。”誰想要頭疼就去翻翻黑格爾的邏輯學，因爲它對思維的程序進行了詳盡的描寫和刻畫。如果沒有純理論修養的習慣，用佛教的話來說，如果沒有定力，絕對是看不下去的。但是玄奘大師翻譯的“唯識學”經典，不管是《成唯識論》，還是《瑜伽師地論》，那可比黑格爾的邏輯學更令人頭疼，那是非常嚴密的。
我簡單舉個例子，大家讀過《心經》：“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實際上這幾個字就把我們人生宇宙全包括進去了。色，“質礙名色”，把物質現象一口吞盡；受，“領納名受”，搞心理學的怎麼能離開“領納”兩個字，如同照相機一樣，要取相。“質礙名色，領納名受，取相名想，造作名行，了別名識”，通過六根、六塵、十八界，可以把主觀的，客觀的，精神的，物質的，全部一網打盡。不論自然科學怎麼樣發展，它都還在這裏面打轉，都不會超出這個研究範圍。
而且唯識學裏對精神的分析，把人的認識分成八識，“眼耳鼻舌身意”，其中意識裏又分成第六識、第七識、第八識。第六識裏又包括明了意識、睡眠意識、散亂意識、禅定意識。再了不起的科學家，沒有通過參禅入定，怎麼能知道定境裏的境界呢？這就是社會上的學者們、科學家們，不能對佛法進入深刻了解的原因。
(二)
明海大和尚：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以後，和中國本土的文化有機地融合，形成了幾個大的宗派，其中禅宗是最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在近代有位太虛大師，他曾講：“禅宗是中國佛教的特質。”對太虛大師的這句話，您是怎麼看的？乍眼一看，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但事實上與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態，每天的生活都是息息相關的。在我自己覺得，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傳統，每一個時代的年輕人對中國文化，對國家民族的命運，都很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現在又是一個信息交流非常方便的時代，社會上的各種思潮、各種信仰很繁雜，我們是很需要在文化上有一個定位，用鑒別的眼光，保持自己在所選定的人生軌迹上，不至于出現思想上的混亂，這是很重要的。
現在請馮老師給大家談談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佛教，特別是禅、禅宗，爲什麼說它是中國佛教的特質？
馮老師：從佛教的角度來說，禅宗強調的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佛教講“教理行果，信解行證”。從修行上來說，需要嚴密的理論體系作爲支撐，沒有正確理論的指引，就會走到盲修瞎煉的岔道上去；另外一方面，理論必須通過實修來證明，沒有實際的修行，怎麼知道理論的正確與否？成功與否呢？理論是需要盡善盡美的，而實修則需要簡潔明快，禅宗恰好在這兩方面達到了最完美的統一。
禅宗的興起立足于隋唐佛教的興盛。佛教在隋唐時期，可以說達到了全盛的高度。從漢哀帝算起，一直到唐朝玄奘西行，中間曆經叁國兩晉南北朝，中國佛教經過了從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到研究生的幾個發展階段，已經基本上結束了向印度佛教學習的過程，而走向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同時，在玄奘法師歸國後不久，印度的佛教由于曆史的原因逐漸歸于消亡了。
佛教進入中國面對著的是道家與儒家的文化，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中國的土壤，離不開中國的文化結構。剛才也提到了，印度與中國的文明是當時亞洲的兩個亮點，是充分發育的非常成熟的文化體系。大家小學畢業以後進入了中學，還需要每天看小學課本嗎？就不需要了。大學畢業以後，自己當上了教授，還需要再看大學的教材嗎？當然也不需要。印度的佛教傳到中國，在唐代以後，基本上走入了一個獨立發展的、自創輝煌的時代，以天臺宗，華嚴宗，特別是禅宗的興起爲代表。
禅宗，把浩瀚的佛教的言教，凝聚爲一個簡潔明快的修煉、修行的方法。宋代，可以說是禅宗最普及的時代，從唐末到北宋年間，禅宗從興起、繁榮到鼎盛，影響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在另外一個方面，佛教與儒家、道家融合的過程之中，互相影響，共同提高。儒家也講道，道家更講道，另外看過《莊子》的人應該知道，《莊子》理論上的積澱，遠遠沒辦法與佛教相比，但在很多具體的操作運作上，有很多與禅宗神似的地方。
禅宗，講究頓捂，莊子提出了“朝徹”；禅宗講不立文字，老莊講棄聖絕智。當然還有很多，包括禅宗裏有些公案，在《莊子》裏有很多寓言，也有同樣的記載，很智巧的。
明海大和尚：有很多禅宗語彙也來自于《莊子》的經典裏，比如說，我們對一個大禅師的贊歎，稱他爲“ 郢將 ”，是屬于《莊子》裏嗎？
馮老師：對，是屬于《莊子》裏的，這個意思就是，在鼻頭上抹一些石灰，用一把斧頭砍過去，“ 郢將 ”不動心，就可以把石灰砍掉，而不傷到鼻子。所以老莊的思維方法，與禅宗暗和的地方很多。當年我也准備寫一本書，叫《禅宗與老莊》，提綱都寫出來了，但後來覺得這個工作量太大，自己也沒有這方面的精力，結果就沒有完成。
明海大和尚：在佛教的《大般若經》裏面講，“般若空”有…
《十二屆：當代青年的文化使命(馮學成)》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