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不了書的百姓在那個地方吃飯讀書。最後他去世的時候，卻連買一副棺材的錢都沒有。
前些年曾上演了一部電視劇，叫《清初第一廉臣》，是講曾被康熙皇帝禦封的于成龍的故事。這個人非常了不起，當過福建的巡撫，爲日後統一臺灣奠定了基礎，後來又升到 畿輔 直隸巡撫。到退休的時候連一分積蓄都沒有，康熙皇帝過意不去，送給他叁十萬兩銀子，作爲養老的費用。叁十萬兩銀子是一筆不小的數目，當時全國的年收入才六百萬兩銀子。他是怎麼用這叁十萬兩銀子的呢？第一拿出十萬給寺廟，爲什麼呢？因爲他有整整十年的時間，是在寺廟裏吃住讀書的。
他是山西人，當時這個地方是很窮的，老和尚看見他很可憐，倒不知道他是不是什麼人才，而是以普度衆生的情懷收養了他。寺廟裏與社會上不同，寺廟裏有藏經樓，相當于現在的圖書館，不僅有佛教的典籍，儒家的典籍也很多。他在廟裏讀了十年，一直到進士及第，所以當康熙皇帝撥給銀兩的時候，他做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供養寺廟，報寺廟的恩。然後他又拿出十萬兩銀子送給了窮親戚，另外的十萬兩銀子，就捐給了當地的書院，搞教育。
大家要知道，盡管說在清朝末期，面對著西方的列強，中國沒有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在滿清的時候，有些政治措施還是很優秀的，比如說，一個八府巡按要到地方去視察，第一要看這個地方的山青不青、水秀不秀，這是施政的一個重要的硬指標；第二要看鄉裏，或街道上有沒有流浪討飯的百姓；第叁要看監獄裏是不是關了很多犯人，如果犯人太多，那麼地方官的烏紗帽肯定是保不住了，因爲這說明社會教化沒有做好；第四要考察當地的長官一年去過書院幾次，上過幾次課，官員要以身作則帶領大家學聖人的教育。皇上每年都要在大學裏面親自帶領大家學習四書五經，當“客座教授”，縣官也要到書院講課的。
明海大和尚：有一些政治家，是從學術界來的，同時他們又會回歸到學術界去。看起來寺院，在知識分子卑賤的時候幫助了他們，但是他們也是有回報的。他們參加了一些文化建設，比如說寫寫畫畫、整理圖書，整理檔案等等。現在我們柏林寺也很注意這方面的交流，所以寺院裏的文化氣氛、文化品位，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一些知識分子來提升充實。同學們可以回去相互轉告，我們還是很歡迎一些知識分子到寺院來住住，歡迎大家。(掌聲)在你們寫論文的時候，在你們准備GRE 的時候，在你們考研以前，到這裏住一住。歡迎你們到寺院來做一些文化工作，互相都有所幫助。(掌聲)
馮老師：拿我個人的幾十年來說，是深受寺廟和僧人的恩惠。小的時候沒書可讀，親近了海燈法師、本光法師和賈老居士，賈題韬老居士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善知識。在他們那裏受到啓蒙，受到提升，當然也與自己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最近幾年，說句話大家不要見笑，我一家的生活費都是柏林寺和雲門寺資助的。如果不是柏林寺和雲門寺，我自己真的很慚愧，連找錢的本事都沒有。
明海大和尚：這些是微不足道的，每年馮老師都要在這兩所寺廟裏講課，我們給他的講課費，只是你們大學裏老師講課費的十分之一或者是百分之一，是很微薄的。
馮老師：今年我的女兒又考上了大學，佛源老和尚考慮到我大概交不上學費，最近在雲門寺，一下給了我叁萬塊錢，說：你小孩子要讀書，拿去用。(掌聲)
明海大和尚：我們縱觀幾千年的文化史，特別是近代史，從鴉片戰爭以後的這段曆史是最複雜最沈痛，也最有聲有色的一段。在這段曆史裏面，我個人的印象，有很多重要人物也都與佛教文化有著不解的淵源，比如說戊戌維新中的譚嗣同、梁啓超，還有一些革命先輩，像瞿秋白、周恩來、毛澤東等等，所以近代的思想家，革命家，社會活動家，都深受佛教文化的影響。
同時，在這一時期，這些仁人志士，一方面要救亡圖存，另外一方面也在思考中國文化的走向。在鴉片戰爭以後，上個世紀初，關于中國文化走向的討論特別地多。改革開放以後，我們似乎有印象，這個話題討論了也沒能有一個結果，現在大家還在討論，回到原來的地方繼續討論。
對近代史的中國文化的這個過程，馮老師您自己有什麼印象？
馮老師：我借用黑格爾很有名的一句話吧，“一個觀念到另一個觀念的轉變，在思想裏面是很容易的，但在曆史中可能需要幾十年，乃至好幾百年的光景。”中國的因緣很特殊，在漢唐的時候，注重于經世治國之道。到了宋明時期，講究心性之學，一方面把佛教的理念思想融入了儒家的思想體系；另外一方面，也忽視了經世致用之學。到明朝亡國的時候，有很多知識分子、士大夫們，不知道該怎麼辦了，讓他們帶兵打仗他們不會，讓他們出謀劃策他們也不行，只有以死謝社稷，以死謝君王，這是搞心性之學的一個盲區，一個誤區。
怎樣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汲取經驗教訓，而把合理的光彩的地方集聚起來。另外，中國與西方文化有對比性。西方從古希臘的文明發展到近代文藝複興以後，它的科學技術的確是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挑戰，是在中國幾千年來所沒有遇見過的挑戰。功利性的思想，以及對世界、對宇宙、對人生的認識，産生了東西方文化的碰撞。怎樣轉變這個觀念，使中國能夠合乎于世界大潮，走向一個健康發展的道路，的確需要好幾代人的摸索。如果全盤西化，那肯定不行；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質，完全拒絕西方的文化，也行不通，那樣只有消亡。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辦？在辛亥革命前後，很多中國的知識分子很惶惑，盡管張之洞提出了“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但甲午戰爭被日本人打敗以後，洋務運動失敗了，大家又陷入一種空前的危機之中。
直到楊仁山先生從日本取回了一些唐代失傳的佛教典籍，特別是“唯識學”的經典，哎呀！這才又看到了希望。爲什麼這樣說呢？因爲西方的那套科學技術是從哪裏來的？是從人心來的，從認識來的。研究我們的理性活動是怎麼運行的，這些是西方的強項，可是這些內容在“唯識學”裏有著非常豐厚的、非常深刻的闡述。中國人一下子找回了自己的信心，感覺到“唯識學”可以對抗西方的倫理學、自然科學這些知識。這是中國古以有之的，只不過唐武帝滅佛之後，這些典籍在中國就消失了。所以從民國初年一直到四九年，都有一股非常強盛的學習“唯識學”的熱潮。這個熱潮極大地提升了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理論思維的高度和廣度，那個時候的確是群星燦爛，煥然一新，是很令人鼓舞的。從太虛大師、歐陽竟無、到印順法師、熊十力等等，很多人都深入到“唯識學”的研究之中。可以說，當時在中國，有成百上千的頂極的思想家和科學家，都受到了“唯識學”的洗禮。
隨著現在改革開放的深入，隨著思想解放不斷地深化，我想當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智慧煥發出來的時候，全世界都會被照亮的。湯因比先生，英國著名的曆史學家，在六十年代和日本的池田大作(也是一位佛教徒，屬于日蓮宗，後來發起了創價學會)有一個對話，叫“面向二十一世紀”，就談到當今世界的幾大危機，如核危機、生態危機、人口爆炸、恐怖主義、東西方文明的對立、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以及與儒家文化的對立。最後湯因比得出了一個結論，這個結論也很奇怪。他認爲以後世界要走向大同，才能避免第叁次世界大戰。
第叁次世界大戰，用黑格爾的話來說，我不知道第叁次世界大戰怎麼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戰怎麼打。到了第四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人們是用石刀石斧相搏鬥。
明海大和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以意識形態爲基礎，東西方形成了冷戰的格局。冷戰結束以後，整個世界的形勢，以及文化的趨勢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方面現代的通訊手段和交通便利使地球愈來愈小。在人類遇到了一些共同的難以解決的問題時，如環保問題、和平問題、生命問題，各種文化特別是東西方文化之間互相地融和碰撞、取長補短，比以前更加地頻繁了；另外一方面，雖然冷戰結束了，但整個世界因爲人口的增長和生存資源的緊張，國家民族之間的競爭比起以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縱觀當今的世界形勢，國家民族爲生存所展開的鬥爭，如果在以前更多地還局限在經濟、政治、軍事的領域，但是在現在，文化甚至宗教信仰也被席卷進來。在美國，有一個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塞缪爾·亨廷頓于1993年提出了“文明的沖突”一說，最近還有一個新詞叫“軟勢力”。在這種形勢之下，我們國家的黨和政府也認識到，要重建中國的文化，特別是傳統文化，對于增強國家民族的凝聚力，提高現代國家的競爭力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關鍵的。在夏令營中也有人提到，新一代的年輕人，與傳統文化之間總是感覺有隔膜，很疏遠。所以對中國文化的重建工程，特別是怎麼樣使青年一代，對我們的傳統文化建立一個認同，使它真正能夠變成我們人格和生活的現實，變成我們強化民族生存的力量，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有人已經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如兒童經典導讀。在大學裏，如北大附近就有一個學堂，在這方面馮老師有什麼想法？
馮老師：用湯因比的一句話說，“面對二十一世紀，拯救世界需要一個劉邦”，需要象漢高帝劉邦那樣的人，實際上他所指的就是需要儒家文化，現在所說的儒家文化，其實嚴格說來是中國儒釋道一體的文化。當今的年輕人，因爲教育製度的缺陷，大家都比較注重于理工科的學習，對文科方面有一定的忽視。從我們現在的領導人，比如溫家寶總理最近一系列的對外對內的講話中可以看到，很多觀點都是從儒家的立場上出發的。這也是一個信號。我相信，從現在開始，國家的主流文化、主體文化要逐漸向儒家文化的複興靠攏，這是必須的，而且是必然的。
當年有人問我，馮老師您爲什麼要搞一個書院？我認爲書院應該搞…
《十二屆：當代青年的文化使命(馮學成)》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