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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屆:當代青年的文化使命(馮學成)▪P7

  ..續本文上一頁,爲什麼呢?從簡單來說,只要有寺廟、僧人,佛教就在延續,那怕在一些時節裏它再衰弱,只要有一天因緣際會,出現了一位祖師菩薩,佛教就能再次興盛起來。但是儒家的情況呢?從辛亥革命以後,廢書院,辦學校,大家都去搞數理化、考理工科,中國民族文化的靈魂沒有了。從這幾十年的社會實踐來看,企業無信譽,個人無信譽,政府的某些機關也不講信譽,經常是朝令夕改,貪官汙吏愈懲愈多。前幾天國家審計署審計出來的數據讓大家都瞠目結舌呀,非常可怕。爲什麼呢?許多人連起碼的廉恥都沒有了,國家怎麼搞得好呢?(掌聲)

  儒家的學說是仁義禮智信,我給自己的書院提了九個字:仁、信、忠、恕,禮、義、廉、恥,再加一個智,如果沒有智慧的話,就又成了書呆子,沒有用了。仁、信、忠、恕,禮、義、廉、恥這幾個字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可以提升我們的人格。不知道史的人,不足以談文化;沒有德操,沒有強大的道德智慧,就不足以談使命,所以說,如果我們不在仁、義、禮、智、信上強化,那麼用現在的話來說,發菩提心是一句空話。

  最近我在講課的時候,也提倡一個“公”字,爲什麼講公?有很多修行的人從自我出發,從個人狹隘的立場出發,很煩惱,使自己使不出勁來,眼界也打不開。如果從公的角度出發,把眼界放寬一點,所謂的放眼世界,那麼最起碼也會少煩少惱了。

  明海大和尚:人總是有偏見、偏執、有排他性,偏執是以自我爲中心,佛法對治的就是偏執。其實我們不學佛以前都是這樣的,但是如果學佛以後以信仰爲借口,以信仰爲手段來強化自我中心,那就偏離了佛法。有的人學佛以後,總覺得不學佛的人就是魔,就要下地獄,這就是一種排他的心理。還有的,雖然家裏的人不能接受,他也非要燒香拜佛,非要供佛像。家裏其他成員的感受,我們學佛的人也是要考慮的。首先要考慮他們能不能接受,還要考慮住房條件、消防安全、環境汙染等等問題。燒香並不一定是燒得越多越好,越高越大越好,我們柏林寺最近就提倡“文明進香”活動:“獻佛叁支香,文明又吉祥”。我們在學佛以後,心量應該是越來越大,而不是越來越小,正如剛才馮老師所講的,心一定要“公”。

  馮老師:很多學佛的人,很仰慕禅宗的“大徹大悟”境界,也很仰慕華嚴宗的“理無礙,事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的境界。這樣的境界,如果是一個人去修是很費勁的,但實際上一個“公”字也就是這樣的境界呀!(掌聲)

  明海大和尚:剛才我忘了介紹,馮老師說自己是“無票子,無帽子,無位子”,其實他是有位子的。他在成都創辦了“龍江書院”,當然他是院長,這是有位子的。這個書院是馮老師一個人以自己的力量創辦起來的,以儒家文化爲基礎來弘揚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他所做的工作。(掌聲)

  但是我覺得,民族的生命是文化,文化的生命呢?應該不僅僅在文化的載體上,比如說寺廟的建築,以儒家來說,就是一些書籍和讀書人。您覺得文化最核心的是什麼?

  馮老師:中國有一句話“道在得人”,而且是“傳承不斷”。中國儒家講道統,佛教講法統,禅宗講傳燈,燈燈相續乃無盡,它必須需要一代一代的接力,才有連續性,才有長遠性。我們知道虛雲老和尚,大家都很景仰他,非常了不起的大菩薩。虛雲老和尚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弟子,淨慧老和尚算是其中最傑出的一位,香港的聖一法師,現在全國佛教協會的會長一誠老和尚,雲門寺的佛源老和尚,北京的傳印法師,還有很多很多。現在談到一些真修實幹的道場,我們數數基本上都是虛雲老和尚的弟子在住持。

  我們現在中國佛教之所以有這麼一番氣象,都與虛雲老和尚,他一百年的修行,百年操練的道場是分不開的。你看主要的幾個禅宗寺廟,像南華寺、雲門寺、雲居山真如寺,包括咱們這裏的柏林寺都應該算是虛雲老和尚名下的。每屆夏令營,淨慧老和尚的智慧,深深地傾倒了所有的營員。還有咱們大和尚的風采,連我自己都是非常感動的。我之所以經常到柏林寺來,一方面是受到老和尚的感召,另外一方面也是看到大和尚的賢明,大和尚是非常有德的。

  明海大和尚:馮老師總是善于鼓勵後進。(衆笑)每次聽到馮老師對我的贊譽、鼓勵,想起馮老師給我的誇獎,我必須硬著頭皮幹。(掌聲)

  馮老師:大家知道大和尚是北大哲學系畢業的,他的視野、他的思維、他的學問,各個方面都是非常優秀的,當年他考北大的時候,是湖北省的高考狀元啊,第一名呀!(掌聲)

  明海大和尚:我倒甯願是第二。(笑聲掌聲)

  馮老師:爲了承擔曆史的使命,毅然出家,這種大智大勇的精神,我就非常的佩服。我自己就沒有做到,還放不下,在這方面我是遠遠不如大和尚的。

  談到這個使命,我自己也有使命感,爲什麼呢?我所學的知識,所受用的智慧,基本上是從老和尚們那裏傳過來的,現在要還給寺廟,要回向給大衆。我這個年齡,嚴格說來也不大,才五十五歲,但身體不怎麼好,爲什麼?因爲先天不足,後天又失調,困難時期吃過糠,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下過鄉,文化大革命後期又挨過槍,在雪山上待了八年,現在又下崗,又沒有飯碗,(衆笑)所以也是傷痕累累。自己出了一些書,有一點兒小名氣,也有些懈怠,後來在家裏面呆著,就這樣懈怠下去,很快也就消沈了。但是自己心裏還是有一種潛意識的使命感,還是覺得應該有所挑戰,覺得現在的文化,沒有人去提,沒有人去做。四書五經有哪所大學在談呢?哪所大學在教儒家的道統呢?沒有。既然沒有人幹,那麼我來幹,當時也去動員了很多人,大學裏的這個校長、那個教授,別人都不感興趣。在四川有一位主管教育文化的副省長,問我辦書院有多少效益?我一聽,大吃一驚,副省長會問這樣的問題。他們不幹,我自己幹。(掌聲)

  大家知道嶽麓書院,雖然名氣很大,但現在也只是一個旅遊的地方了。在那裏,聽聽古琴就收十塊門票,吃碗茶又要收幾十塊錢,實際上只剩下一個招牌,沒有人去操練的。盡管國內也有很多這樣的書院、那樣的書院,但都是只有招牌,沒有實際的活動。我在北京的時候,有些朋友也搞了諸如此類的活動,讓我跟他們去韓國,去馬來西亞組建很大的場面。我告訴他們:這些場面,我玩不了。你們是天上的星星,我是地上的麻雀,你們去玩大的場面,我是想腳踏實地地幹一點具體的事情。如果大家都去不著邊際地唱大戲,開一些學術交流會之類的,沒有實實在在的東西,對社會對我們的文化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我是希望把儒家的理念,同時結合佛教禅宗的理念,在民衆之中傳播。也是受到了老和尚的啓發,第一我不願意搞少兒讀經,因爲小孩子的變數太大;第二不願意搞淨土,前幾天到深圳,看見他們辦的萬姓先祖紀念堂,那裏也是幾十個老太太、老太爺,在念淨土,搞臨終關懷,這對社會起不到什麼太大的作用。老和尚的夏令營面對的是一批青年人,我搞讀經運動還是面對青年,二十歲到四十歲之間的公務員、白領、大小的企業家,讓他們學修、提高。我經常說,美化自己的情操,優化自己的智慧,強化自己的力量,我們才能起到承上啓下的作用啊。(掌聲)

  明海大和尚:根據我所接觸的一些高校裏的青年朋友,當他們快要畢業的時候,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是很矛盾的。一方面自己要畢業了,要有所選擇呀。有的選擇是走向社會,但是自己心裏又沒譜,害怕社會的複雜性,在滾滾紅塵之中,心裏的那分理想還能不能保持。而且進入社會裏面,要找工作,要謀生,這些對他們都是非常現實的挑戰。

  另外一方面,我從社會上的用人單位那裏得到一些信息,有些負責人給我講:我們最怕大學剛畢業的學生。爲什麼呢?他們說:大學生受過高等教育是很不錯,但是進入單位後的適應期太長,適應工作很慢。很多人眼高手低,處理人際關系比較生疏,另外有些生活細節,爲人處事的修養很缺乏。

  所以我經常思考,包括我個人,大學畢業以後,在北京教了一年的書, 91 年畢業, 92 年出家。我覺得出家這幾年有很大的收獲,別人問我修行有什麼進步,其實也沒有什麼進步,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也沒有開悟。我的進步是跟著老和尚在個人的素質上補了一課,而這些素質是在我幼小的時候就應該具備的。怎麼做人,怎麼做一件小事,怎麼照顧好自己,怎麼學會照顧別人,怎麼關心別人的想法,我的進步在這裏。

  所以聯系我前面所說的,在現在的教育——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的體系裏面,我們年輕朋友缺了一個環節,這也是造成要畢業的大學生沒有信心的原因。所以對現代的人才培養的模式,教育應該在哪些地方有所補充呢?

  馮老師:在古代的教育裏面,實際上是有成規可循的。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進入了市場經濟。以前的大學生是旱勞保收,只要是畢業就會有國家分配工作,而現在就不一樣了,大學生畢業裝了滿肚子的知識學問,要轉化爲社會實踐能力是需要有一定的過程的,一定要經過幾年的摔打,才能真正地成熟,這也是必然的。人生的軌迹需要完成相應的環節,這些環節缺一不可。

  作爲我自己的感覺,有幾點是需要留意的,這也是我在辦書院時的一個總綱:第一要立志,用現代的話來說,就要調整好自己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如果價值觀的定位偏差了,那麼你就會與社會不相適應。中國有句老話:“時不至,不可強身;事不就,不可強成”,拔苗助長是不行的。

  我們做事情要有一個定位,根據自己的能耐,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知識,在自己的能力半徑之內運作,那就比較相應。關鍵是自己價值觀的確立,如果有一個優秀的合理的價值觀,那麼人生的目標就會比較確立,也就不會左右擺動。我看見有很多人,之所以大學畢業以後東不成西不就,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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