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不了书的百姓在那个地方吃饭读书。最后他去世的时候，却连买一副棺材的钱都没有。
前些年曾上演了一部电视剧，叫《清初第一廉臣》，是讲曾被康熙皇帝御封的于成龙的故事。这个人非常了不起，当过福建的巡抚，为日后统一台湾奠定了基础，后来又升到 畿辅 直隶巡抚。到退休的时候连一分积蓄都没有，康熙皇帝过意不去，送给他三十万两银子，作为养老的费用。三十万两银子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当时全国的年收入才六百万两银子。他是怎么用这三十万两银子的呢？第一拿出十万给寺庙，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整整十年的时间，是在寺庙里吃住读书的。
他是山西人，当时这个地方是很穷的，老和尚看见他很可怜，倒不知道他是不是什么人才，而是以普度众生的情怀收养了他。寺庙里与社会上不同，寺庙里有藏经楼，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不仅有佛教的典籍，儒家的典籍也很多。他在庙里读了十年，一直到进士及第，所以当康熙皇帝拨给银两的时候，他做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供养寺庙，报寺庙的恩。然后他又拿出十万两银子送给了穷亲戚，另外的十万两银子，就捐给了当地的书院，搞教育。
大家要知道，尽管说在清朝末期，面对着西方的列强，中国没有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在满清的时候，有些政治措施还是很优秀的，比如说，一个八府巡按要到地方去视察，第一要看这个地方的山青不青、水秀不秀，这是施政的一个重要的硬指标；第二要看乡里，或街道上有没有流浪讨饭的百姓；第三要看监狱里是不是关了很多犯人，如果犯人太多，那么地方官的乌纱帽肯定是保不住了，因为这说明社会教化没有做好；第四要考察当地的长官一年去过书院几次，上过几次课，官员要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学圣人的教育。皇上每年都要在大学里面亲自带领大家学习四书五经，当“客座教授”，县官也要到书院讲课的。
明海大和尚：有一些政治家，是从学术界来的，同时他们又会回归到学术界去。看起来寺院，在知识分子卑贱的时候帮助了他们，但是他们也是有回报的。他们参加了一些文化建设，比如说写写画画、整理图书，整理档案等等。现在我们柏林寺也很注意这方面的交流，所以寺院里的文化气氛、文化品位，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一些知识分子来提升充实。同学们可以回去相互转告，我们还是很欢迎一些知识分子到寺院来住住，欢迎大家。(掌声)在你们写论文的时候，在你们准备GRE 的时候，在你们考研以前，到这里住一住。欢迎你们到寺院来做一些文化工作，互相都有所帮助。(掌声)
冯老师：拿我个人的几十年来说，是深受寺庙和僧人的恩惠。小的时候没书可读，亲近了海灯法师、本光法师和贾老居士，贾题韬老居士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善知识。在他们那里受到启蒙，受到提升，当然也与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最近几年，说句话大家不要见笑，我一家的生活费都是柏林寺和云门寺资助的。如果不是柏林寺和云门寺，我自己真的很惭愧，连找钱的本事都没有。
明海大和尚：这些是微不足道的，每年冯老师都要在这两所寺庙里讲课，我们给他的讲课费，只是你们大学里老师讲课费的十分之一或者是百分之一，是很微薄的。
冯老师：今年我的女儿又考上了大学，佛源老和尚考虑到我大概交不上学费，最近在云门寺，一下给了我三万块钱，说：你小孩子要读书，拿去用。(掌声)
明海大和尚：我们纵观几千年的文化史，特别是近代史，从鸦片战争以后的这段历史是最复杂最沉痛，也最有声有色的一段。在这段历史里面，我个人的印象，有很多重要人物也都与佛教文化有着不解的渊源，比如说戊戌维新中的谭嗣同、梁启超，还有一些革命先辈，像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等等，所以近代的思想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都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同时，在这一时期，这些仁人志士，一方面要救亡图存，另外一方面也在思考中国文化的走向。在鸦片战争以后，上个世纪初，关于中国文化走向的讨论特别地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似乎有印象，这个话题讨论了也没能有一个结果，现在大家还在讨论，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讨论。
对近代史的中国文化的这个过程，冯老师您自己有什么印象？
冯老师：我借用黑格尔很有名的一句话吧，“一个观念到另一个观念的转变，在思想里面是很容易的，但在历史中可能需要几十年，乃至好几百年的光景。”中国的因缘很特殊，在汉唐的时候，注重于经世治国之道。到了宋明时期，讲究心性之学，一方面把佛教的理念思想融入了儒家的思想体系；另外一方面，也忽视了经世致用之学。到明朝亡国的时候，有很多知识分子、士大夫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让他们带兵打仗他们不会，让他们出谋划策他们也不行，只有以死谢社稷，以死谢君王，这是搞心性之学的一个盲区，一个误区。
怎样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教训，而把合理的光彩的地方集聚起来。另外，中国与西方文化有对比性。西方从古希腊的文明发展到近代文艺复兴以后，它的科学技术的确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是在中国几千年来所没有遇见过的挑战。功利性的思想，以及对世界、对宇宙、对人生的认识，产生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怎样转变这个观念，使中国能够合乎于世界大潮，走向一个健康发展的道路，的确需要好几代人的摸索。如果全盘西化，那肯定不行；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质，完全拒绝西方的文化，也行不通，那样只有消亡。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在辛亥革命前后，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惶惑，尽管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甲午战争被日本人打败以后，洋务运动失败了，大家又陷入一种空前的危机之中。
直到杨仁山先生从日本取回了一些唐代失传的佛教典籍，特别是“唯识学”的经典，哎呀！这才又看到了希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方的那套科学技术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人心来的，从认识来的。研究我们的理性活动是怎么运行的，这些是西方的强项，可是这些内容在“唯识学”里有着非常丰厚的、非常深刻的阐述。中国人一下子找回了自己的信心，感觉到“唯识学”可以对抗西方的伦理学、自然科学这些知识。这是中国古以有之的，只不过唐武帝灭佛之后，这些典籍在中国就消失了。所以从民国初年一直到四九年，都有一股非常强盛的学习“唯识学”的热潮。这个热潮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理论思维的高度和广度，那个时候的确是群星灿烂，焕然一新，是很令人鼓舞的。从太虚大师、欧阳竟无、到印顺法师、熊十力等等，很多人都深入到“唯识学”的研究之中。可以说，当时在中国，有成百上千的顶极的思想家和科学家，都受到了“唯识学”的洗礼。
随着现在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思想解放不断地深化，我想当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智慧焕发出来的时候，全世界都会被照亮的。汤因比先生，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六十年代和日本的池田大作(也是一位佛教徒，属于日莲宗，后来发起了创价学会)有一个对话，叫“面向二十一世纪”，就谈到当今世界的几大危机，如核危机、生态危机、人口爆炸、恐怖主义、东西方文明的对立、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以及与儒家文化的对立。最后汤因比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也很奇怪。他认为以后世界要走向大同，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怎么打。到了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人们是用石刀石斧相搏斗。
明海大和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意识形态为基础，东西方形成了冷战的格局。冷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的形势，以及文化的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方面现代的通讯手段和交通便利使地球愈来愈小。在人类遇到了一些共同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如环保问题、和平问题、生命问题，各种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之间互相地融和碰撞、取长补短，比以前更加地频繁了；另外一方面，虽然冷战结束了，但整个世界因为人口的增长和生存资源的紧张，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比起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纵观当今的世界形势，国家民族为生存所展开的斗争，如果在以前更多地还局限在经济、政治、军事的领域，但是在现在，文化甚至宗教信仰也被席卷进来。在美国，有一个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提出了“文明的冲突”一说，最近还有一个新词叫“软势力”。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国家的党和政府也认识到，要重建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对于增强国家民族的凝聚力，提高现代国家的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关键的。在夏令营中也有人提到，新一代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总是感觉有隔膜，很疏远。所以对中国文化的重建工程，特别是怎么样使青年一代，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建立一个认同，使它真正能够变成我们人格和生活的现实，变成我们强化民族生存的力量，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有人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如儿童经典导读。在大学里，如北大附近就有一个学堂，在这方面冯老师有什么想法？
冯老师：用汤因比的一句话说，“面对二十一世纪，拯救世界需要一个刘邦”，需要象汉高帝刘邦那样的人，实际上他所指的就是需要儒家文化，现在所说的儒家文化，其实严格说来是中国儒释道一体的文化。当今的年轻人，因为教育制度的缺陷，大家都比较注重于理工科的学习，对文科方面有一定的忽视。从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比如温家宝总理最近一系列的对外对内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很多观点都是从儒家的立场上出发的。这也是一个信号。我相信，从现在开始，国家的主流文化、主体文化要逐渐向儒家文化的复兴靠拢，这是必须的，而且是必然的。
当年有人问我，冯老师您为什么要搞一个书院？我认为书院应该搞…
《十二届：当代青年的文化使命(冯学成)》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