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作繙譯。蓋佛教本源于印度，隨著教義之傳布與信仰人數之日增，業已超越種族，廣傳至其他各民族，佛教經典亦隨之被譯成各種語言。釋尊成道後即以各地方言說法，而未采用雅語（chandas），其意在使教法普遍傳布。佛陀入滅後，印度本土結集經典，主要使用梵語及巴利語（Pa^li），繼之乃有諸國語譯之佛典出現。其彼此之關系，如表所示。由表中，亦可知梵語佛典大多隨印度佛教之衰微而散逸。今殘存于尼泊爾、西藏、中亞等地之經典，僅爲其中一小部分。故譯自梵語系統之漢譯經典與藏譯經典之價值乃相對提高。［佛祖統紀卷四十叁、卷五十叁、宋高僧傳卷一、卷叁、法苑珠林卷一○○、翻譯名義集卷一、隋書經籍志］（參閱“譯經”6806）

　　（雜語）轉梵語而成漢言也。亦作繙譯。隋書經籍志曰：“漢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齋經至洛，翻譯最爲通解。”宋僧傳二曰：“譯之言易也，謂以所有見所無也。”同叁曰：“如翻錦繡，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翻譯名義集一曰：“夫翻譯者，謂翻梵天之語，轉成漢地之言，音雖似別，義則大同。宋僧傳雲：如翻錦繡，背面俱華，但左右不同耳，譯之言易也。謂以所有，易其所無，故以此方之經，而顯彼土之法。周禮掌四方之語，各有其官，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通西言而雲譯者，蓋漢世多事北方，而譯官兼善西語。故摩騰始至，而譯四十二章，固稱譯也。”又卷叁曰：“彥琮法師雲：夫預翻譯，有八備十條：一誠心受法，志在益人；二將踐勝場，先牢戒足；叁文诠叁藏，義貫五乘；四傍涉文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五[怡-臺+禁]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六沈于道術，淡于名利，不欲高衍；七要識梵言，不附彼學；八傳閱蒼雅，粗谙篆隸，不昧此文。十條者：一句韻，二問答，叁名義，四經論，五歌頌，六咒功，七品題，八專業，九字部，十字聲。”

　　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轉換爲另一種語言文字來表達。也指方言與民族共同語、方言與方言、古代語與現代語的對譯。如丁玲《夢珂》：“這是一個剛滿二十五歲的青年，從法國回來還不到半年，好久以前便常常在雜志上看到他的名字，大半是翻譯點小說。”又如清·昭梿《嘯亭雜錄·太宗讀金史》：“曾命儒臣翻譯《叁國志》及《遼》、《金》、《元史》，性理諸書，以教國人。”此指皇太極诏令譯漢籍爲滿文。還有，把符號、數碼的意義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也叫翻譯。如巴金《春天裏的秋天》一：“他很關心地幫忙我翻譯電報。”又指擔任翻譯工作的人，如陳毅《在朝鮮的上陽村》：“翻譯同志快來翻譯，老太太的話，很有意思。”至于以今譯古，至少在漢代已經有了。如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中將《尚書》“允厘百工，庶績鹹熙”譯爲“信饬百官，衆功皆興”。“譯”字出現較早。《禮記·王製》謂“五方之民，言語不通”，並指出通陳北方語言者爲“譯”。而《說文解字》則泛指“傳譯四夷之言者”爲“譯”。“翻”與“翻譯”的廣泛運用，出現在佛經盛傳漢地與譯經事業發達之際。如北周·庾信《奉和法筵應诏》詩：“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又如南朝梁·慧皎《高僧傳·譯經下》：“先沙門法顯于師子國得《彌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譯，而法顯遷化。”翻譯的最早意義即指譯經。宋·法雲《翻譯名義集》卷一謂：“夫翻譯者，謂翻梵天之語轉成漢地之言，音雖似別，義則大同。”不過，事實上譯經並不局限于梵譯漢，漢譯佛經的來源還有巴利文、西域文（胡本）、藏文等。清代還譯出滿文大藏經。關于翻譯，《宋高僧傳》比喻道：“如翻錦繡，背面俱華，但左右不同耳。”我國的佛經翻譯，始于漢末的安世高、支婁迦谶等，號爲“古譯”。後又出現了以鸠摩羅什、覺賢、真谛等爲代表的“舊譯”和以玄奘、義淨等爲代表的“新譯”，形成了我國翻譯史上空前的盛況。譯經家們總結出一系列豐富的經驗。如安世高的“五失本、叁不易”、玄奘的“五不翻”和彥琮的“八備十條”等。從六朝至隋唐，出現了許多民辦或官辦的“譯場”，多集中于長安、洛陽、建業等地。每譯一經，大致要經過譯主、筆受、度語、證梵、潤文、證義、總勘等程序。可見譯經作風的謹嚴、其影響延及後世。（李明權） -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