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园宝云经藏，广泛搜集遗逸经籍。宝唱还撰有《经律异相》55卷和本传 4卷等，其余著作则基本上散佚了。
《比丘尼传》所记载的人物，侧重于为南朝帝王贵族所供养的比丘尼。对其修行历程的描述，不少还带有灵异色彩。不过此书毕竟为我们保存了中国古代
较早的比丘尼的珍贵史料，很值得一读。比如卷一《晋竹林寺净检尼传》，记载了中国古代第一位比丘尼净检的事迹。说她受戒之日突然发出奇特的香味，众人闻到后，更加敬仰这位“常自后己，每先于人”的比丘尼了。传记最后，记载了净检七十岁升天的奇观。奇香再次出现，只看见有个女子手持五色花从天空中飘然而下，净检即关照大家好好安排身后事，说自己要走了。说罢握手告别，腾空而起，直上天际。所经过的路径好似天空中划出一道彩虹。显然，净检尼升天的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应该是作者根据传说写成，不会真有其事。然而，传说中折射出信众对净检尼的尊敬和爱戴，而这种发自内心的敬和爱，来源于净检尼由于信仰虔诚、为人谦和而产生的人格魅力。
纵观《比丘尼传》中所记载的人物，她们的事迹之所以能够引起宝唱的注意，最终流传下来，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然而，这些比丘尼本身佛教信仰的坚定和修行的精进无疑是其中首要原因。
这里我们不妨来看一个比丘尼信仰坚定的例子。卷一《伪赵建贤寺安令首尼传》记载，安令首尼从小聪明好学，“言论清绮，雅性虚淡”。从容闲静，对人间的俗事没有什么兴趣，只以佛法自娱，年岁渐长也不求聘嫁。做父亲的当然着急，以下是父女对话：
父曰：“汝应外属，何得如此？”首曰：“端心业道，绝想人外。毁誉不动，廉正自足。何必三从然后为礼？”父曰：“汝欲独善一身，何能兼济父母？”首曰：“立身行道，方欲度脱一切，何况二亲耶！ ”
父亲劝女儿出嫁，女儿却表示自己要专心于佛法，不考虑世俗婚嫁。并认为，修习佛法的女子不必遵从所谓的“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话说到这个份上，父亲自然也觉得无奈。又从孝道出发，问女儿独善一身，又怎样赡养父母？想不到女儿的回答更为坚决，她自己本来就志在学佛，目标是度脱一切，“度脱”就是超度解脱生死之苦，《法华经·如来寿量品》：“如来所演经典，皆为度脱众生。 ”《无量寿经》中佛告阿难：“教化度脱无量众生，皆令得道。 ”可见使一切众生得到解脱，是佛教的根本宗旨。女儿对这一宗旨体会得分外准确，既然自己的志向在于“度脱一切”，也就是普度众生，那么当中自然包括父母。我们知道，释迦牟尼悟道之后，最先度脱的其实也是他身边的亲戚，包括上文说的佛的姨母大爱道。由于令首尼坚信佛教，她的心愿根本就不同于寻常女子找个如意郎君，而在于用佛法帮助一切众生永远脱离苦海，为了这个目标，她甘愿失去世俗人眼中的幸福。这种坚定的信仰，怎能不教后人肃然起敬呢？
信仰坚定固然是做一个合格比丘尼的前提，但光有信仰还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刻苦的修行，才能领悟佛法的真谛，证入涅槃的境界。《比丘尼传》中对尼僧们的修行生活也颇多记载。这里仅举一例明之。卷一《何后寺道仪尼传》记载，晋代的道仪尼聪明敏哲，博闻强记。诵《法华经》，讲《维摩小品》，对于其中精妙的义理有独到的领悟，她“戒行高峻，神气清邈”，极富高僧风范。她对钻研经典也很重视，听说京城附近经、律逐渐完备，又有讲经活动，于是在泰元末年就到住到何后寺，专心研究《律藏》的精微之处，态度谦恭，学习勤奋，穿着则非常俭朴，赢得僧俗的一致赞扬。显而易见，道仪尼的修行，主要是研读佛典，穷究义理，这是比丘尼宗教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意思的是，《比丘尼传》中记载了不少通过修行，祛除病痛的故事，从中可以探究比丘尼是怎样通过修行来养生的。卷二《江陵祇洹寺道寿尼传》记载南朝刘宋时期的道寿尼幼受五戒。元嘉中，父亲去世后便生了病。这病不痛不痒，只是面黄骨瘦，经过多年医治，仍未痊愈。于是道寿立下誓愿，假如疾病痊愈，便出家为尼。立誓之后，身体果然逐渐康复，于是还愿出家，住祇洹寺。她修行格外勤苦，诵《法华经》三千遍，“常见光瑞”。某夜又有“宝盖垂覆其上”。虽然“光瑞”云云大体出自传说，可立誓出家毕竟导致其疾病痊愈。在作者宝唱眼里，两者该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吧！
由信仰佛教而致疾病痊愈的例子，同卷《吴太玄台寺释玄藻尼传》也有记载。玄藻尼十几岁时便身患重病，用尽良药，疾病依旧。当时，玄台寺法济和尚对她父亲安茍说：“这种病恐怕来源于宿业，不是药物能医得了的。”于是，和尚引用佛经中所说，假如遇到危险和苦难，能归依三宝，忏悔求愿者，都会获得救助。以此来劝其父安苟一心向佛。安茍便在家中设观世音斋堂，让女儿专心念佛。七天之后的夜里，忽见高一尺许的金人，将女儿从头至脚抚摸三遍，她的重病立刻痊愈了。由于真心信仰了佛教，同时也为了还愿，女儿出家为尼，住太玄台寺，即为玄藻尼。她精勤诵读《法华经》，修习佛法三十七年。
以上两篇比丘尼传记，其中的“宝盖”、“金人”都带有灵异色彩，未可尽信，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信仰佛教和祛除病痛之间，不能说没有一点儿关系。
现代心理学十分重视“心理暗示”对人的作用。心理暗示从方式来分，可分为自暗示和他暗示，从效果来说，可分为积极暗示和消极暗示。佛教告诫人们要追求内心的寂静，尽可能摆脱世俗的烦恼，去除一切妄想和杂念。对于患病的人来说，这显然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一方面，患者通过修习佛法，尽力去摆脱各种纠结于内心的杂念和不良情绪，有利于身体的康复。另一方面，有些疾病不是生理上的、器质性的，而是心理上的。比如前文所述道寿尼“元嘉中遭父忧，因毁遘疾，自无痛痒，唯黄瘠骨立”，显然是因父丧过度悲伤而致病，因此身体没有痛痒，纯属心因性疾病。所以，俗话说：“心病还须心药医。”病人通过修习佛法，看破了生死，调整了心态，病自然就好了。
我们还注意到，在比丘尼的宗教生活中，对饮食的控制是一个重要方面。这就要说到佛教徒的食素问题了。佛教徒食素是出于对生灵的爱护与对杀生的厌恶。《大乘入楞伽经》有《断食肉品》，讲到“一切诸肉，具无量缘”，所以信徒不应啖食。梁武帝萧衍是佛教的一位大护法，读了经文之后下定决心，不食酒肉，还撰写了《断酒肉文》明志。上行下效，从此中国佛教徒便形成了不食酒肉的戒条。《比丘尼传》中人物，有的在梁武帝之前，但她们大多在未出家时已自觉食素。如卷二《竹园寺慧浚尼传》记载刘宋时期的慧浚尼“中则菜蔬一饭，鲜肥不食，虽在居家，有如出俗”。出家之后，食素更成为修行的必要内容，与读经相同，如卷 3《禅基寺僧盖尼传》记载齐代的僧盖尼“住妙相尼寺，博听经律，深究旨归，专修禅定，惟日不足，寒暑不变衣裳，四时无新饮食，但资一菜中饭而已”。澹定的心境，简单的饮食，使得这些比丘尼身心健康，这是毫无疑问的。
道教有服食丹药的习惯，还有“辟谷”之说，佛教并不主张如此，而是希望在日常饮食中求得健康。如卷二《广陵中寺光静尼传》记载光静尼“不食甘肥”，在受大戒之前，干脆辟谷，“绝谷饵松”，应该是以食松果为生。但是这对身体并不好，以致“虽心识鲜明，而体力羸惫”。这时法成法师就说：“服食非佛盛事。 ”劝她恢复正常的饮食。光静尼听后重新吃粳粮。在去世前“情理恬明，神气怡悦”，去世时“殊香异相满虚空中”，证明正常的饮食习惯对人的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
比丘尼也是肉身，即使信仰再坚定，修行再精勤，饮食再控制，身体要做到百病不侵，金刚不坏，显然是不现实的。然而，从她们的修行生活中，我们的确可以受到诸多启发，尤其是在忙碌的现代社会，对女性怎样保持心绪的平静、生活习惯的健康，中国古代比丘尼们的修行和养生方式，对她们应该是不无启迪的吧。
《佛教养生观 七、比丘尼的修行与养生》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