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居士身)，受宠于吴王孙权，为江南佛教之重要开拓人物。在黄武元年(222)至建兴年(253)中，译出《大阿弥陀经》、《了本生死经》(《稻竿经》之异译)、《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道行般若》之异译)。
己四、康僧会：
康居国人，世居天竺，随父移居交趾(中越地区)，译《六度集经》，因深闇华文，多引当时道家理论以释禅经(如《安般守意经》、《道树经》、《法镜经》等)，乃为中国「格义佛教」发端之人。
戊三、重要发展：
由于方术的被禁，导至附庸于神道的声闻禅法与法数受到了抑制，乃透过康僧会的努力，而朝向道家格义化方向发展，此为延续汉代而另有转进者。另一方面由于老庄玄学思想的兴起，使得以支娄迦谶(汉代)及支谦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说，被理解为与道家玄虚空无相应的玄学式佛教。从而使佛教，受到当时士大夫的重视，分别以洛阳及建业为中心，而被研究。后一发展不但开启了两晋时代的清谈及玄学格义佛教的发端，同时也透过传译，而植入了当时印度正盛的大乘性空思想于中国佛教中，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大乘般若性空思想之基础，此一性格亦深深地影响了宋代以前的中国佛教之发展。
丁三、西晋(265~317)：
戊一、外在环境：
司马氏的门阀政治与个人的荒侈所造成的政治腐化，使得平民知识分子因受迫害、不满而趋向山林与清谈。在清谈风气的推动下，三国以来具有反儒及自由派思想的老庄玄虚思想，亦更形发达隆盛，从而在思想上产生了以老庄玄虚、无为而解释儒教淑世学说的潮流。
戊二、重要翻译：
己一、竺法护：
世居敦煌郡，先祖为肢人精于翻译，在方等、般若学方面之贡献，深受后代所推崇。译有《正法华经》十卷，二十七品，《渐备一切智德经》(《华严经》十地品)、《光赞般若经》(即《放光》、《大品》般若最早之异译)、《勇伏定经》(支娄迦谶所译《首楞严经》之再译)。
己二、竺法兰：
天竺人，出生于河南，重译有《放光般若》、《维摩诘经》、《首楞严经》。
戊三、重要发展：
由于时代所造成的清谈风气与自然主义(道家无为思想所成)，结合了佛教的解脱思想与淡泊生活态度后，一方面固然使得佛教也有着浓厚的「清谈」色彩，另一方面则在此风气的带动下，使得三国时代以来即已蓬勃发展〔主要由三国时的朱士行(出家人)所推动〕的(旧)般若性空教学，一直成为此时及东晋罗什大师来华之前的佛教义学大宗。虽然其中亦一直存在着道家玄学性思维的格义性格，但却也为〝性空〞之理的深入理解，种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亦由于清谈的风气，进一步促成了名僧与名士的交游，再加上西域僧、俗二众来华后的深入民间弘化，使得佛教在上流社会及庶民阶级两个领域上皆有扩大发展之势。此一发展因为对道教产生了排挤效应，故而亦开启了往后数百年中佛道相争的局面。
丁四、东晋至罗什大师来华〔317~401，约与南方东晋王朝(317~420)及北方五胡十六国(311~439)的年代相当〕：
戊一、外在环境：
西晋末年因政治的腐败，而引发「八王之乱」及「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之始)。在西晋亡后，北方五胡十六国相继兴起，在剧烈的斗争之下，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受到了空前的破坏。在此同时，南下建都于建康(南京)的东晋王朝，则将北方中原文化，大量地带入吴国时代即已开发的江南地区。在保存或摧残中原文化的同时，由于政治上的斗争及人口的大量流徙，事实上亦强力地促使着各个民族及文化的相互融合。此中虽仍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然已不同于原来的汉文化，而在南北方各自表现出不同于原来的中原文化。
另外，由于南方晋室的偏安心态及门阀政治所造成的腐败及斗争，使得南方清谈风气达到鼎盛。
戊二、重要人物：
己一、佛图澄大师(232~348)：
本姓帛氏，似为西域龟兹国人，清真务学、善解文义，诵经数百万言，善诵神咒。曾至罽宾受诲名师(罗汉)学习一切有部佛法，又学于般若及方等，志弘大乘。于西晋末永嘉四年(310)，以七十九高龄来华，感化后赵石勒、石虎，并使之正式认可汉人之出家。
主要弘化于河南、河北等黄河中游地区，为东晋初期北基者。大师除以道德和神异感化人主，从而弘护佛法之外，他并广泛地建寺(八百余所)、安僧、收徒(门徒近万人)。更重要的是他教化僧伽，培养许多影响后来中国佛教非常深远的弟子(大抵皆为格义佛教之菁英)，如道安、竺法雅、竺法和、竺法汰、僧朗、法常、僧慧等人，皆是当时重要的法将。
己二、道安大师(314~385)：
河北冀县西南部人，生于西晋末年愍帝建兴二年，幼失父母，十二岁出家，性敏而志于学，万言之经一读成诵。受具后往师佛图澄(约二十四岁)，年三十七因避兵乱而率同学五百人，先后在河北一带九次移居，但仍斋讲不断，倡禅观而对格义佛教开始质疑并主改革。四十二岁度慧远大师(年二十一)，五十二岁派从学者南下扬州弘法，使北地之禅法，般若义学及净土教法，再次南传。晚年则居于长安五重寺，译经及监修等工作，为第一传入授受期佛教的总大成者，亦是佛教中国化、制仪化的奠定者。
其对时代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五点：
庚一、树立于颠沛流离中，仍能坚苦卓绝、自利利他，而非逃避隐居的高超僧格。
庚二、成就诸多佛法事业，如延续前代般若之研究，重视戒律，实修禅观，倡议净土，推动译经，考定经典历史及真伪，并整理经目等。
庚三、开创我国注释经典先河，并首倡格义佛教之改革。
庚四、教育僧伽(如慧远、僧叡、慧持、道生等皆其高弟或再传弟子)。
庚五、建立僧制、确立僧伽轨范等。
大师为此期的佛教做了完整的总结，并在思想，人才，修行，事业及僧制等方面，都为下一期佛教的来临，预先确立了厚实的基础。终其一生虽皆在北方弘化，然其对中国佛教之贡献却是长远而全面性的。
丁五、本期综述：
本期由西汉末年的佛教初传为始，至道安大师的奠定中国化佛教的基础为止，前后经历了四百余年的漫长岁月。就外部的大环境说，政治上由汉室的衰老，到国族的争乱、分裂，社会上由质朴到浮华，思想上由尊儒到崇道，行动上由务实到清谈，再加上文化的南北大迁移及民族的快速融合等等，可说正是一段中国文明最为动荡的时期。
在此背景下，佛法以〝神道〞的色彩为媒介而传入中国，更经由经典的传译及道家玄学化清谈的助缘，而渐次地展开了大乘般若性空学的初期研究。就思想史而言，此期的佛教主要以道家格义化的般若性空思想而贯彻始终，初期虽亦有声闻佛法的研究，但终以外在因缘的限制，而无法有效的流行。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此期的般若性空研究，虽是西域正流传的思想主流，但碍于翻译及思想定义上的不足，此期的佛教思想界一直缺乏着一种专属经佛教所运用的，经过严格定义及明确理解而又统一的佛法名相及概念，来进行法义上的思维辩证。终此一期的佛法义学，皆受限于玄学格义的架框而未能有效突破，因此在研究理解上仍有所欠缺。其间虽不乏有真知卓见者(如道安大师)对此产生质疑，但整体而言，旧般若性空学要从格义架框中洗炼而出，即有待于罗什大师来华之后，所掀起的另一波翻译研究之高潮，方能克竟其功。这也就是我们以罗什大师的来华，作为时代分界点的原因所在(其影响性是远超过政治变迁对佛教之影响的)。
至东晋时期则由于佛图澄及道安两位大师的先后经营，更使得佛教在士大夫阶级的理论性研究外，更深深地落实到民间弘化及僧团实践的层面上来，在本期结束前，可以说已为下一期理解研究期的来临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丙二、理解研究期(401~578)：
丁一、罗什大师来华至宋、齐二朝(401~502，约北魏宣武初年止)：
戊一、外在环境：
在南北朝之前，北方由于各族文化的相互融合频繁，因此对于外来文化的吸纳则相对于南方为容易，因此译经事业胜于南方。此外南方相对于北方的战乱频繁而言，则显得较为和平而倾向于放逸；北方以武人政治为主中央集权至为明显，文化上胡汉相混的色彩较浓，南方则以汉族的儒家文人政治为主，文化上仍有儒术独尊的色彩。
戊二、重要人物：
己一、鸠摩罗什大师：
龟兹国人，七岁随母出家，初学说一切有部教理并五明诸论及世间法术，受学《中》、《百》、《十二门》等论之后，学风丕变，而大弘中观。年四十一为吕光所迎，居甘肃凉州十七年，后以五十八岁之龄入长安。于十二年中，重译或新译之经典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门下三千，达者八十，其中僧肇(三论家之祖)、僧叡、道生(《涅槃》之圣)、道融等四人，合称「关中四圣」最负名，是中国佛教的主要奠基者，亦为新般若学研究的启发者。其主要影响有三：
庚一、修正了历来所译经典之缺失，并精确地建立了般若性空学之概念与名相，从而使中国佛教开始在思想上彻底地脱离了二百五十多年来的格义佛教限制，同时也确立了佛教中国化的根本基础，为之后的中国佛教之发展，开创了最佳的起点。
庚二、将印度般若系的大乘经典及龙树菩萨的中观论典(首次)大量地引入中土，促成了南北朝及隋、唐佛教各宗派的产生与发展。
庚三、经弘《法华》、律遵《十诵》、修依《坐禅三昧经》(菩萨禅法)、学归《般若》、《四论》、傍涉《成实》而推崇《泥洹经》。尝云：「《三藏》去滞，《般若》除妄，《法华》开一究竟，《泥洹》阐实，此三津(后三者)开，照之无遗」对后世之中国佛教思想影响深远。
又大师虽一生皆在北方译讲，然因殁后北方渐又陷入统一前的争战时…
《《中国佛教史概说》讲纲》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