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律学研究的新面向─—代序
净心诫观发真钞序
天台沙门 允堪 述
夫学道者，以明己为本；立言者，以益物为宗，在昔圣贤率循此二。兹《诫观》者，乃明己益物之教乎，吾祖南山虽托训于慈忍，岂无意于将来？愚庆荷大师之道，凡二十载，所述诸科记，仅将百卷。噫！着文字而忘理观者，不亦病乎？今年四十有一，知浮世之过半，遂用此观为治心之法。一日讲次，学徒有昧，复立言以畅之，勒成三卷，题曰《发真》，欲使履于斯道而发真归源矣。若然，则又跂于日，明己益物得无意乎！
时庆历五年岁次乙酉三月既望于钱塘净住院讲堂序
净心诫观法序
宋·余杭郡 沙门释元照述
太近至易无如自心，入死出生了不知觉，其体明莹，其量包容，故使一迷遽生诸法。其犹宝鉴，因明而像生；又若长川，缘澄而波动。谓心异物，为物转心，吸揽尘缘，积成劳结。沦历诸有，沈屈己灵；余趣无知，人伦
学。纵令听习多堕邪痴；奔逐名闻，封着知解。至有江南江北走觅菩提，曲见邪心未尝正直，野猿腾跃家犬
回。劳我圣师，提耳垂诲，曲留妙药，的指病根。囊括两乘，津通万行，托彼亲度，用表弘慈。嘱使窃窥特
彰秘
胜，深诃讲论苦勉修治。然古德传通，双弘教观，诸部则以教开解，斯文乃以观示修。既非无目而游，岂是数他之宝？须信，从真起妄举体现前，达妄即真，不从他得。净心之要，览者宜知！
南山律学研究的新面向——代序
解 题
「南山律学」者，泛指唐初上道下宣律师(五九六至六六七，住终南山丰德寺，故后人以「南山」讳之)依《四分律》所提倡之律学理念、态度，与律学表现形式或实践方法等等之统称。「研究」者，对彼做深入而全面之理解与随学之意。「面向」者，整体面之方向也，意指基本精神把握之方向而言。此处所言「新」者，非谓有新创意，乃指对现况有所调整的意思。
南山律学之贡献
中国佛教中的戒律研究，在唐道宣律祖之前，主要乃是以单一部律的理解与弘扬为主，其内涵大抵未脱印度部派佛教的范畴。直至道宣律祖之时，方才受到天台判教及一佛乘思想的影响及启发，开始大胆地运用大乘佛法的观点，来理解原本被认为属于小乘佛教的声闻律法。并巧妙地以「实法宗」，「假名宗」及「大乘圆教宗」等三宗差别的表述方式，建立起《四分》声闻律的大乘义涵，从而使得大乘风行的中国佛教，能理所当然地接受《四分律》的价值。长久以来，中国佛教的律学风气，在各大宗派环伺之下，尚能流传着一丝尚存的律学教授与研究，其原因多半缘于此，这正是南山律师对中国佛教不朽的功绩。
南山律学中「大乘圆教宗」思想的建立，就世界各个佛教思想体系来说，至今仍是一种空前的律学创见！(虽然就传统部派思想的立场看来，则可能也是一种「冒险」)在此一律学思想下，声闻律不但不再与大乘佛法格格不入，相反地，声闻律中处处都清清楚楚地显示着「唯佛一乘」的精神内涵(至少在南山眼下的《四分律》是如此)。声闻律的学习与持守，已跳脱出「自利」与「防恶」的范畴，而导向「利他」与「修善」的大乘菩萨道之目标。
南山律学研究的省思
然而不幸地，这种大乘行者的泱泱大度，却一直由于律祖「持戒精严」的外表，以及渊博浩瀚的律学专着(主要是「南山三大部」)，而失去了被注意的光彩和被弘扬的机会。极大部分的后世律师们或律学好乐者，几乎都把研究南山律学的精力，放在对三大部中属于「戒律行事」方面的训诂、理解与推演上。这当中所浮现的南山律祖形象，也似乎唯一只是「皎若冰霜，点尘不染」的圣人性格而已(多少充满着「不食人间烟火」的虚拟味道？)自然地，这种清冷的律师典范，也成了不少学律者或以振兴律学为己任的大德们所企求的目标。当然，我们绝无意要否定乃至怀疑律祖在这方面的成就，甚至也乐意以此为修学的榜样之一。然而一个能够开创如此宏阔律学思想的一代宗师，其留传给后世学者的，岂只是这么一个类似于「小乘律师」的形象而已？这种对声闻律法过度刻板式的表现，是否有助于戒律的弘传与住持呢？这是颇值得吾等佛子深思的问题。不可讳言地，长期以来许多研究南山律学的大德们，似乎都或多或少地，与传统的中国佛教，有着深浅不等的隔阂(尤其是禅宗盛行的时代与地区)，这好象已成了中国佛教长久以来的宿命！在愈行愈远的情况下，戒律一宗竟然要走上教派的「独立」之路，本来是八宗共学的三学之首，如今却只是少数人的「专攻」而已，这样的律学发展结果，怎不令人哑然？而这又岂是开创圆教宗的南山律祖所乐见的？面对这长久以来所存在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检讨向来对南山律学的认知心态与研究方向，是不是有着修正的必要？
问题的呈显
分析起来，之所以会如此，主要的原因不外是：虽然我们一直认知并且接受「南山圆教宗乃是大乘」(至少是「旁通大乘」)的说法，然而实际上，我们却往往在有意无意间，把宣祖塑造成一位过于严谨而缺乏血肉生命的「刻板律师」形象！那怕在研习的过程中，我们总也不忘把「大乘」二字挂在嘴上，可是对于诸如：大乘律法的实质精神与内涵是什么？如何运用在修习大乘佛法的日常生活以及人际互动上？南山律学要如何才能广泛而长久地被中国佛教所接受和实践？声闻律法要如何才能溶入各大乘宗派的实际修行当中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却常常被习惯性地忽略掉了。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南山律学的内容广博与艰深，往往使得学者在「律学行事」(主要是止、作二持)方面的理解之外，似乎已无暇顾及其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属于南山「教理门」与「观行门」方面的研究，在中国一向缺乏重视与提倡的原因所致。关于后一项原因，或许是因为在宣祖的时代，天台、华严、唯识乃至禅宗与净土宗等宗派，皆已有了高度的发展与成就，人们对于教理或禅修等方面的研习，往往被以上各宗派所吸引，而很少去注意到一向专精于戒相事行研究的南山律学，会有些什么佛法创见。犹有进者，宣祖在世时即以律学的成就而闻名，当时及后世的人们，大都将注意力放在宣祖「纯戒学」的成就上，而很少再去注意到他另一方面(主要是指对整体佛法的判摄与修观方法之教导等方面)的佛法见解与成就(起码中国佛教的态度是如此)。关于此事，我们可以从宣祖的另两部重要著作：《释门归敬仪》(属教理门)与《净心诫观法》(属观行门)，在中国一向缺乏人们的研究与弘传，即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然而，一位大师的思想，岂会是孤立而如此单薄的？大师既能空前绝后地，发展出「圆教宗」的律学思想来，则其背后必有一个完整的佛法思想、高尚圆满的僧格特质及修行实践的观行体系以为支持。后代的追随者，如果只是一再重复着对宣祖整体思想与僧格特质，作「断章取义」式的理解，那又如何能够全面性地理解南山律师的思想与僧格特质呢？既不能完整地理解其思想与僧格特质，则如何能圆融而完备地实践乃至弘扬南山律法呢？
每一代，我们总会看到一些永远属于少数的「南山孤臣」，在奋力地弘传着南山律法，我们非常景仰并且推崇这些少数律师们的精神与僧格，然而面对着中国戒法的传承大课题，我们仍不得不疑问：何以南山律法在中国，长久以来一直都是如此地曲高和寡？如果中国的南山律学总是缺乏着对中国佛教的亲和力与适修性，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佛教中律学的传承，永远只能维系在一些少数的，而且往往是与广大僧众距离甚远的南山孤臣身上呢？戒律本来是一切出家人的身份与修行所依，如今却弄得只有少数人才能承担、才能代表，这是意味着戒律的缺乏适应性，还是表示着出家身份的难修行？固然律法深细而又时届末法，人根陋劣不能堪任严格的律行，也是原因之一。可是戒律毕竟是出家人的根本依止所在，而且末法也不过才刚开始千年而已，(尚有九千年要过呢！)难道戒律已该如此衰微？何况佛是一切智人，如果佛所制定的戒律，只经过二千多年就无法适用了，那佛陀还能称作「正知、世间解」吗？如果出家都难修行，那么佛陀又为何要对我等凡夫示现出家修道呢？如果产生自汉传佛教的南山律学，在中国都失去了适修性与亲和力，那么还有那一种律法适合被汉传佛教的出家人所持守呢？这是一个严肃，甚至严重的问题。
戒律的精神主义
从另一方面说，如今时代已全然不同于佛世，各个佛法流传地区的生活方式，亦已产生极大的差异，再加上佛法与中国固有风俗文化的相互影响(其它地区的佛法，也有类似的问题)，亦必须加以考虑与调和(一味地批判传统，与全无检别地保留传统，其实同样危险)。因此，今后的中国佛教，戒律的「形式主义」固然仍须坚持(因为那是戒律的具体呈现与实践)，但为了达到律法不坠与三学增上的目的，戒律「精神主义」的关注与提倡，显然是必要而且也是渐渐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在佛灭后百年的正法时期，就已有了「随方(义含「时」)毘尼」的记载(《行事钞、记》引《五分》及《律二十二明了论》谈及此，见古刻会本卷一页四五)，这已然是戒律「精神主义」的滥觞！若由这个角度来理解南山律学的根本精神，则我们将发现：由于南山律学，乃是综合各部律(主要有四部广律，另加其它律论)而建立的戒律体系，不但较适合于中国佛教本土的需求。另外更因其广征博引，依大乘精神取他律之长补本律之短的性格，相对之下也比较能适应今日多元、多变的生活环境。而最重要的是，这种综合各部律法的融合性格本身，正是「戒律精神主义」的最佳写照！律祖在《行事钞》〈叙缘发起〉中，即云：「今立《四分》为本，若行事之时，必须用诸部者，不可不用。」(见会本卷二页九)此中「戒律精神主义」的内涵已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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