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期，教义之学的研究则随着道生(思想已不同于罗什大师)
、僧叡、慧观等人而向传播到晋室并延续至南朝。
亦约于此时，北方由昙无谶(北凉时，412来到张掖)译出《大般涅槃经》(421)，南方亦由慧远大师之支持，由佛陀跋陀罗(觉贤)译出六十卷本《华严经》。前者之「真常(理)」思想与后者之「唯心(识)」思想，亦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另一层面的思想刺激则不可不知。
己二、慧远大师(33)：
俗姓贾，晋成帝咸和九年(334)，生于山西雁门楼烦县(五台山麓)十三岁随舅游许昌、洛阳，学六经及老庄，二十一岁与弟一同师事道安大师，听《般若经》。四十五岁于襄阳辞师东下，止于庐山，建东林寺，居三十余年而不出山。以其学问及道德，在南方贵族化清谈佛教的大环境中，独树佛教僧团之清流形象。为东晋时代南方佛教的主要建构者，更为南朝佛教的来临，立下基础。其主要影响有以下五点：
庚一、促使戒律(《十诵》)、禅法(三乘共禅及观像念佛)与般若思想进一步地在南方弘传。
庚二、协助觉贤大师译出《僧祇律》四十卷及《华严经》六十卷，乃至有部毘昙学之传译等，尤其《华严经》之译出，于中国唯心思想之启发深具意义。
庚三、提倡往生弥陀净土，影响后世深远。
庚四、建立僧团、培育僧才并致力传统礼教与佛教的调和。
庚五、以实践禅修、严持戒律、深研般若、求生净土乃至不惧生死、不畏权威的高超实践僧格，而扭转了南方向来即普遍多于言说少于实行的贵族式格义佛教之缺失。
己三、道生大师：
属义解僧，于《涅槃经》深有体悟，带动中国佛教在「真常」思想上的深刻启示，影响后代佛教深远。
己四、佛陀跋多罗：
属禅修僧，以禅、律知名，弘传禅法为志，译出《不净观经》、《大般泥洹经》、《华严经》、《观佛三昧经》及《大方等如来藏经》等，乃是唯心(大乘有宗)思想的主要传入者，亦影响中国佛教思想相当深远。
戊三、此期通述：
在罗什大师来华后，南北两地的佛教率皆对格义化佛教开始进行了改革，同时中国佛教也正式拥有了自身的名相、概念，得以精确地思维佛法妙义。由于此时罗什大师所带起的另一波义学研究风潮的推动，更有着《涅槃》及《华严》、《十地经》等「真常」及「唯心」两系思想的传入，即在传统两晋时代的性空般若思想之外，引起了中国佛教对新般若教及真常、唯心系教理的大力研究。再者，因此时已进入南北朝时代，虽然佛教大体仍保持着北方重实践，南方重义学的特色，但在政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无论义学或实修，在各自长足发展的情况下，亦有着南北的交流与融摄。由于这些内外条件的配合，中国佛教开始在性空思想外，更进一步地从事着「真常」及「唯心(识)」两系思想的吸纳及整合工作。
此期的佛法研习，主要以发挥其教理的细节为主轴。其研究的主要对象为《法华》、《大、小品般若》、《涅槃》、《十地》(含《华严》)、《胜鬘》、《维摩》、《三论》、《成实》、《毘昙》、《十诵律》等十部经论为主。然而与其说此时是一宗、一派，专经专论的研究与弘扬，倒不如说此期是倾向于通盘性、整合性地，对大、小乘经、律、论三藏，进行中国人「首次的综合性理解」来得恰当。当时的学者，往往个人兼通数种经论，他们虽尚未能建立学派，然而却给稍后梁、陈两代的学派与宗派之建立，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诱因与基础。
相对于后期梁、陈两代的学派性发展而言，此前期虽仍处在综合性研究的阶段，但既然另一波的深入而更广泛的研究已经开启(此期名为「理解研究期」的理由在此)，再配合着教团的急速发展(虽有北方的二次灭佛，但大体南、北朝，尤其是南朝各君，皆信仰或支持佛教之发展。而北朝各主则重在兴福、建寺等，此亦对佛教有一定之贡献)为外缘，此期一开始即表现出蓬勃的研究与吸纳之佛教发展风气，正如旭日之东升一般，中国佛教已由怀胎、出生而进入青年成长期矣！
丁二、梁、陈二朝(502~578，即陈宣帝太建10年，北周宣帝宣正元年止，过十一年后隋朝即统一中国，结束中国近三百七十年之分裂局面)：
戊一、环境大要：
南北二地虽各有朝代更替，然皆大体保持相对稳定之政局，此皆有利于宗教、文化之发展。
戊二、重要学派：
约于宋、齐二朝即隐然有着学派的分化迹象，迨至本期，则因研究成果的累积，而有了各个学派的明显体系出现，就当时研究的风气观之，大体有以下九个学派的兴起：
己一、毘昙及俱舍学派︰
自东汉安世高传入毘昙系(主要是说一切有部的论述)典藉后，直至「俱舍宗」的成立之前，毘昙学的研究即一直随着典藉的陆续传入而研究不辍。取近而言，自道安、法和(其时毘昙诸论大体完备)以降，有慧持(远公之胞弟)、僧业(慧观之弟子)、道猛(四一三至四七五)、慧通(四一五至四七七)、慧集(四四六至五一五)、志念(五三五至六○八)等学匠一脉相承地研究。直至真谛三藏译出《俱舍论》(小乘有部的集大成著作)，慧恺(五一八至五六八，真谛弟子)、智辩(五四一至六○六，道猷弟子)、道岳(五六八至六三六，志念弟子)等毘昙学者的相继投入研究后，遂乃转变成「俱舍学派」。
己二、涅槃学派︰
道生大师于东晋义熙十四年(四一八)与法显大师等人共同译出六卷《泥洹经》，并进行研究而着《泥洹义疏》，更于刘宋元嘉七年(四三○)末，讲解传至华南的北本《涅槃经》。此外亦有慧严(三六三至四四三，罗什门下四哲)、慧观(慧远大师弟子，持渐悟义而与道生之顿悟义相对)、僧导等人与道生同时研究《涅槃经》，此乃「涅槃学派」最早兴起之时。到了本期则有梁朝时代光宝寺法云、开善寺智藏、庄严寺僧旻(以上三人亦专精《成实》，号为梁代三大法师)、宝亮(四四四至五○九)、慧皎、道琳等人的研究。至于陈代则又有江南「涅槃宗正系」(宝琼、警韶、宝海等人)及「三论涅槃系」(僧朗、法朗、智辩等人)两系。在北方则有「正宗系」(僧妙、法常等人)、「法华涅槃系」(慧思大师)及「华严涅槃系」(昙无最、僧范、道慎等人)共三系。南方涅槃宗以「涅槃常住教」为判教根本；北方则以「华严圆教」为根本。
由于北周武帝灭佛(第二次，于五七四年)时，北方「地论」学者及「性空」学者南迁，使得早期的涅槃学派受到了思想上的挑战。再加上隋代「三论」、「天台」二宗的兴起，遂使得此派学说渐渐被彼等所摄，而失去了独立形成学派的空间。
再者，此学派所倡导的佛身常住、常乐我净，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的观念，对整个中国佛教，有着既深且远的影响。
己三、成实学派︰
《成实论》为罗什大师晚年最后的译书(四一一至四一二)，起初盛行于北地(分僧导及僧嵩——皆大师门下两大系)乃中国最早成立之学派，后渐盛于南地。因其中有七处破毘昙论(僧叡所指出)，故一度被南方论师认定为大乘论(般若系)，而在梁朝时代，与「涅槃学」同被广泛地研究，形成此二学派的全盛期。宋、齐时代有道猛(四一三至四七五)、法宠(四五一至五二四)、慧开(四六九至五○七)等僧导系统之成实师，僧渊(四一四至四八一)、昙度(？至四八八)、法度(四三七至五○○)等僧嵩系统之成实师。而梁朝之三大法师(智藏、僧旻、法云)及其众多弟子等，亦皆精于成实学说。其中智藏之再传弟子，警韶(乃智者大师之师，亦真谛三藏弟子)，更讲《成实论》五十余遍。
此学派自东晋末年至唐朝初的二百余年中，其教义乃风靡一时，此论承认人、法二空，而以俗谛为有，真谛为空，又破斥毘昙论，故被梁代以前的论师们认定为大乘般若系之论典。然至天台智者大师、净影寺慧远法师(后慧远)及嘉祥寺吉藏大师(举出十条论证)时代，皆判此论为小乘，因而渐归沉寂，最后乃长期沦为三论宗之附庸。
己四、地论学派︰
自北魏永平元年至四年(五○八至五一一)，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以及佛陀扇多(皆天竺人)同在太极殿译出《十地经论》始(世亲菩萨造，乃解释《十地经》之论着，于六识之外另立「阿赖耶识」)，其弘扬分北道派及南道派两支(由相州入洛阳有南、北二道)。北道派以道宠为首，师菩提流支之说，以阿赖耶识为妄识，另立第九识为净识真如，与魏译十卷《楞伽经》及梁代真谛所译《摄大乘论》之说相同，因而与摄论学派合流而隐没。南道派以慧光律师(四分律之开宗者，为北齐之僧统)为首，受勒那摩提之教，以第八阿赖耶识为净识，不另立第九识，与宋译四卷《楞伽经》相同。其门下有法上(四九五至五八○)僧范(四七六至五五五)、道凭(四八八至五五九)等人。其中道凭门下著名的有灵裕(五一八至六○五)，裕传彭渊(五四四至六一一)，渊传智正(五五九至六三九)，正传智俨，此即华严宗二祖。此学派最后乃渐归入华严宗而消失。
己五、摄论学派︰
以梁朝真谛三藏(四九九至五六九，西天竺优禅尼国人，大同十二年，五四六，抵中国，为中国三大译师之一)所译之《摄大乘论》(本颂为无着造)及《释》(释论为世亲造)为依据，而成立之学派「(佛陀扇多亦曾译此论，然未译《释》，文句亦较难解)」。此派认定第八识为真妄和合识，而另立第九清净识(是为旧唯识论)，与玄奘所传之新唯识论(法相宗)唯立第八妄识(亦名阿赖耶)有所不同。又本论有「心净」说，及三无性说，再加上真谛三藏本身所倾向的如来藏缘起思想，使得本学派的思想，在陈、隋之间兴盛一时后，一方面被新唯识家所取代，一方面则溶入「华严宗」思想中而渐渐地消失其独立存在的舞台(如「地论学派」之被「华严宗」所吸收，「涅槃学派」之被「天台宗」所吸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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