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期，教義之學的研究則隨著道生(思想已不同于羅什大師)
、僧叡、慧觀等人而向傳播到晉室並延續至南朝。
亦約于此時，北方由昙無谶(北涼時，412來到張掖)譯出《大般涅槃經》(421)，南方亦由慧遠大師之支持，由佛陀跋陀羅(覺賢)譯出六十卷本《華嚴經》。前者之「真常(理)」思想與後者之「唯心(識)」思想，亦對中國佛教産生了另一層面的思想刺激則不可不知。
己二、慧遠大師(33)：
俗姓賈，晉成帝鹹和九年(334)，生于山西雁門樓煩縣(五臺山麓)十叁歲隨舅遊許昌、洛陽，學六經及老莊，二十一歲與弟一同師事道安大師，聽《般若經》。四十五歲于襄陽辭師東下，止于廬山，建東林寺，居叁十余年而不出山。以其學問及道德，在南方貴族化清談佛教的大環境中，獨樹佛教僧團之清流形象。爲東晉時代南方佛教的主要建構者，更爲南朝佛教的來臨，立下基礎。其主要影響有以下五點：
庚一、促使戒律(《十誦》)、禅法(叁乘共禅及觀像念佛)與般若思想進一步地在南方弘傳。
庚二、協助覺賢大師譯出《僧祇律》四十卷及《華嚴經》六十卷，乃至有部毘昙學之傳譯等，尤其《華嚴經》之譯出，于中國唯心思想之啓發深具意義。
庚叁、提倡往生彌陀淨土，影響後世深遠。
庚四、建立僧團、培育僧才並致力傳統禮教與佛教的調和。
庚五、以實踐禅修、嚴持戒律、深研般若、求生淨土乃至不懼生死、不畏權威的高超實踐僧格，而扭轉了南方向來即普遍多于言說少于實行的貴族式格義佛教之缺失。
己叁、道生大師：
屬義解僧，于《涅槃經》深有體悟，帶動中國佛教在「真常」思想上的深刻啓示，影響後代佛教深遠。
己四、佛陀跋多羅：
屬禅修僧，以禅、律知名，弘傳禅法爲志，譯出《不淨觀經》、《大般泥洹經》、《華嚴經》、《觀佛叁昧經》及《大方等如來藏經》等，乃是唯心(大乘有宗)思想的主要傳入者，亦影響中國佛教思想相當深遠。
戊叁、此期通述：
在羅什大師來華後，南北兩地的佛教率皆對格義化佛教開始進行了改革，同時中國佛教也正式擁有了自身的名相、概念，得以精確地思維佛法妙義。由于此時羅什大師所帶起的另一波義學研究風潮的推動，更有著《涅槃》及《華嚴》、《十地經》等「真常」及「唯心」兩系思想的傳入，即在傳統兩晉時代的性空般若思想之外，引起了中國佛教對新般若教及真常、唯心系教理的大力研究。再者，因此時已進入南北朝時代，雖然佛教大體仍保持著北方重實踐，南方重義學的特色，但在政治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無論義學或實修，在各自長足發展的情況下，亦有著南北的交流與融攝。由于這些內外條件的配合，中國佛教開始在性空思想外，更進一步地從事著「真常」及「唯心(識)」兩系思想的吸納及整合工作。
此期的佛法研習，主要以發揮其教理的細節爲主軸。其研究的主要對象爲《法華》、《大、小品般若》、《涅槃》、《十地》(含《華嚴》)、《勝鬘》、《維摩》、《叁論》、《成實》、《毘昙》、《十誦律》等十部經論爲主。然而與其說此時是一宗、一派，專經專論的研究與弘揚，倒不如說此期是傾向于通盤性、整合性地，對大、小乘經、律、論叁藏，進行中國人「首次的綜合性理解」來得恰當。當時的學者，往往個人兼通數種經論，他們雖尚未能建立學派，然而卻給稍後梁、陳兩代的學派與宗派之建立，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誘因與基礎。
相對于後期梁、陳兩代的學派性發展而言，此前期雖仍處在綜合性研究的階段，但既然另一波的深入而更廣泛的研究已經開啓(此期名爲「理解研究期」的理由在此)，再配合著教團的急速發展(雖有北方的二次滅佛，但大體南、北朝，尤其是南朝各君，皆信仰或支持佛教之發展。而北朝各主則重在興福、建寺等，此亦對佛教有一定之貢獻)爲外緣，此期一開始即表現出蓬勃的研究與吸納之佛教發展風氣，正如旭日之東升一般，中國佛教已由懷胎、出生而進入青年成長期矣！
丁二、梁、陳二朝(502~578，即陳宣帝太建10年，北周宣帝宣正元年止，過十一年後隋朝即統一中國，結束中國近叁百七十年之分裂局面)：
戊一、環境大要：
南北二地雖各有朝代更替，然皆大體保持相對穩定之政局，此皆有利于宗教、文化之發展。
戊二、重要學派：
約于宋、齊二朝即隱然有著學派的分化迹象，迨至本期，則因研究成果的累積，而有了各個學派的明顯體系出現，就當時研究的風氣觀之，大體有以下九個學派的興起：
己一、毘昙及俱舍學派︰
自東漢安世高傳入毘昙系(主要是說一切有部的論述)典藉後，直至「俱舍宗」的成立之前，毘昙學的研究即一直隨著典藉的陸續傳入而研究不辍。取近而言，自道安、法和(其時毘昙諸論大體完備)以降，有慧持(遠公之胞弟)、僧業(慧觀之弟子)、道猛(四一叁至四七五)、慧通(四一五至四七七)、慧集(四四六至五一五)、志念(五叁五至六○八)等學匠一脈相承地研究。直至真谛叁藏譯出《俱舍論》(小乘有部的集大成著作)，慧恺(五一八至五六八，真谛弟子)、智辯(五四一至六○六，道猷弟子)、道嶽(五六八至六叁六，志念弟子)等毘昙學者的相繼投入研究後，遂乃轉變成「俱舍學派」。
己二、涅槃學派︰
道生大師于東晉義熙十四年(四一八)與法顯大師等人共同譯出六卷《泥洹經》，並進行研究而著《泥洹義疏》，更于劉宋元嘉七年(四叁○)末，講解傳至華南的北本《涅槃經》。此外亦有慧嚴(叁六叁至四四叁，羅什門下四哲)、慧觀(慧遠大師弟子，持漸悟義而與道生之頓悟義相對)、僧導等人與道生同時研究《涅槃經》，此乃「涅槃學派」最早興起之時。到了本期則有梁朝時代光寶寺法雲、開善寺智藏、莊嚴寺僧旻(以上叁人亦專精《成實》，號爲梁代叁大法師)、寶亮(四四四至五○九)、慧皎、道琳等人的研究。至于陳代則又有江南「涅槃宗正系」(寶瓊、警韶、寶海等人)及「叁論涅槃系」(僧朗、法朗、智辯等人)兩系。在北方則有「正宗系」(僧妙、法常等人)、「法華涅槃系」(慧思大師)及「華嚴涅槃系」(昙無最、僧範、道慎等人)共叁系。南方涅槃宗以「涅槃常住教」爲判教根本；北方則以「華嚴圓教」爲根本。
由于北周武帝滅佛(第二次，于五七四年)時，北方「地論」學者及「性空」學者南遷，使得早期的涅槃學派受到了思想上的挑戰。再加上隋代「叁論」、「天臺」二宗的興起，遂使得此派學說漸漸被彼等所攝，而失去了獨立形成學派的空間。
再者，此學派所倡導的佛身常住、常樂我淨，及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的觀念，對整個中國佛教，有著既深且遠的影響。
己叁、成實學派︰
《成實論》爲羅什大師晚年最後的譯書(四一一至四一二)，起初盛行于北地(分僧導及僧嵩——皆大師門下兩大系)乃中國最早成立之學派，後漸盛于南地。因其中有七處破毘昙論(僧叡所指出)，故一度被南方論師認定爲大乘論(般若系)，而在梁朝時代，與「涅槃學」同被廣泛地研究，形成此二學派的全盛期。宋、齊時代有道猛(四一叁至四七五)、法寵(四五一至五二四)、慧開(四六九至五○七)等僧導系統之成實師，僧淵(四一四至四八一)、昙度(？至四八八)、法度(四叁七至五○○)等僧嵩系統之成實師。而梁朝之叁大法師(智藏、僧旻、法雲)及其衆多弟子等，亦皆精于成實學說。其中智藏之再傳弟子，警韶(乃智者大師之師，亦真谛叁藏弟子)，更講《成實論》五十余遍。
此學派自東晉末年至唐朝初的二百余年中，其教義乃風靡一時，此論承認人、法二空，而以俗谛爲有，真谛爲空，又破斥毘昙論，故被梁代以前的論師們認定爲大乘般若系之論典。然至天臺智者大師、淨影寺慧遠法師(後慧遠)及嘉祥寺吉藏大師(舉出十條論證)時代，皆判此論爲小乘，因而漸歸沈寂，最後乃長期淪爲叁論宗之附庸。
己四、地論學派︰
自北魏永平元年至四年(五○八至五一一)，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以及佛陀扇多(皆天竺人)同在太極殿譯出《十地經論》始(世親菩薩造，乃解釋《十地經》之論著，于六識之外另立「阿賴耶識」)，其弘揚分北道派及南道派兩支(由相州入洛陽有南、北二道)。北道派以道寵爲首，師菩提流支之說，以阿賴耶識爲妄識，另立第九識爲淨識真如，與魏譯十卷《楞伽經》及梁代真谛所譯《攝大乘論》之說相同，因而與攝論學派合流而隱沒。南道派以慧光律師(四分律之開宗者，爲北齊之僧統)爲首，受勒那摩提之教，以第八阿賴耶識爲淨識，不另立第九識，與宋譯四卷《楞伽經》相同。其門下有法上(四九五至五八○)僧範(四七六至五五五)、道憑(四八八至五五九)等人。其中道憑門下著名的有靈裕(五一八至六○五)，裕傳彭淵(五四四至六一一)，淵傳智正(五五九至六叁九)，正傳智俨，此即華嚴宗二祖。此學派最後乃漸歸入華嚴宗而消失。
己五、攝論學派︰
以梁朝真谛叁藏(四九九至五六九，西天竺優禅尼國人，大同十二年，五四六，抵中國，爲中國叁大譯師之一)所譯之《攝大乘論》(本頌爲無著造)及《釋》(釋論爲世親造)爲依據，而成立之學派「(佛陀扇多亦曾譯此論，然未譯《釋》，文句亦較難解)」。此派認定第八識爲真妄和合識，而另立第九清淨識(是爲舊唯識論)，與玄奘所傳之新唯識論(法相宗)唯立第八妄識(亦名阿賴耶)有所不同。又本論有「心淨」說，及叁無性說，再加上真谛叁藏本身所傾向的如來藏緣起思想，使得本學派的思想，在陳、隋之間興盛一時後，一方面被新唯識家所取代，一方面則溶入「華嚴宗」思想中而漸漸地消失其獨立存在的舞臺(如「地論學派」之被「華嚴宗」所吸收，「涅槃學派」之被「天臺宗」所吸收一…
《《中國佛教史概說》講綱》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