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慈悲与布施(二)

　　作者：学愚

　　(续前)

　　慈悲理念

　　慈悲是佛陀建立佛教的源泉，可以说，有了慈悲才有了佛教。佛陀悟道之初，深知佛法微妙博大，非一般大众能够掌握，唯圣者才能明了。向大众宣说无上圣法既是难行之事，同时也可能遭致无明之人的诽谤。据说，在大梵天王一再请求下，佛陀以佛眼观世间，看到了在生死大海中沉沦的众生，有的浮在水面，有的淹没水中。出于对世间的慈悲和对众生的怜悯，佛陀难行能行、知难而进，毅然前往鹿野苑初转*轮，在人世间建立了佛教，敲响了离苦得乐的战鼓。《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成大慈悲；以大悲为力，弘益众生。”(《大藏经》卷二：717中)。如果说，释迦牟尼历劫艰难、行菩萨道是在寻找一条离苦解脱之道，那么佛教的建立就是此解脱之道在人间展现的开始。无论是寻求佛法、还是建立佛教都是佛菩萨慈悲利益人类的具体表现。

　　虽然说菩萨慈悲是大乘佛教的特色，但是，阿罗汉也不失慈悲的精神。一般来说，佛陀时代的僧众或阿罗汉并非如后来佛教历史上所讲的那样“自私”，他们的所行是自利利他、自度度他。在现存的上座部经典中，阿罗汉是佛陀称号之一。阿罗汉是证得无我之圣者，故说阿罗汉自私可能会让人费解，虽然说，在证圣果之前的有学道中，他们的首要目的就是自度。自己得到解脱之后，所作皆办，大多数阿罗汉并没有马上进入无余涅槃，而是追随释迦牟尼佛游化人间，传播佛法，利益人天，如佛陀的十大弟子，各有所能，弘化一方。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佛教才能得以发展。僧团成立之初，佛陀就派出了佛教第一批传教圣者––阿罗汉。临行前，佛陀要求他们“为欲利益安乐无量众生，哀愍世间及诸天人”到各地去宣传佛法，而且吩咐他们不要两个人到同一个地方去，而要单独行动，这样就能更为广泛地利益更多的众生。

　　佛陀涅槃后，僧团内部的保守力量得以强化，以大迦叶为首的僧团强调自我解脱的绝对重要性。随之，追求个人解脱的气氛越来越浓；而相对而言，能成圣果或解脱的人却越来越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僧团的发展，出家僧众自我修行和追求自我解脱似乎成为出家的唯一目的，利他思想和实践从僧团内部消失。正如Har Dayal所说，僧众只顾一心追求自己的解脱，漠不关心佛法在社会上的教化和利益他人的工作。[1]虽然说，寻求自我解脱并没有完全违背佛陀的教导，在佛陀时代就有一部分出家僧众完全以个人的解脱为目的，但是，到了公元前二三世纪时，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几乎主导了整个僧团。久而久之，一方面，大部分僧众只顾自我修行、而无视于社会大众和一般信众的要求；另一方面，僧团因缺乏修行悟证而引发一般信众的失望和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内部开始对“自我”修行解脱的理念和实践出现了异议、批评和谴责，并提出相应的对治和改进的方法。大乘菩萨思想由此而开始出现，强调慈悲利益他人的理念和实践，其所批评和对治的对象正是当时流行的声闻乘(注意：这与佛陀时代的声闻乘已有所不同)、或那些自认为是在行声闻之道、求证阿罗汉，但又漠不关心他人和社会的出家大众。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这个时期的僧众只顾自修而丢失了慈悲，直接导致了佛教新思想和实践的产生。虽然重于自利和自度的出家众在佛陀时代就存在了，但是，这种实践变得更为极端和普遍，再也无法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一种既能体现佛教精神、又能与当时社会人生密切相关的大乘佛教思想和实践就应运而生。这样，小乘或上座部佛教中的菩萨理念得到进一步发挥，其慈悲思想得到进一步充实，其实践更圆融，理想更为高尚。

　　慈悲是大乘佛教的特色，这并不是说声闻乘不讲慈悲，正前面所分析，而只是说大乘佛教中菩萨慈悲，无论就其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了声闻慈悲，因此名之为大慈大悲。阿罗汉是声闻弟子追求的最高目标，自知已获解脱、所作皆办、不再受生，当此生命终止时而进入无余涅槃。声闻弟子、包括已证有余涅槃但仍未进入无余涅槃的阿罗汉修习慈悲喜舍四梵住，其中，慈悲就是慈爱和悲悯众生、希望他们离苦得乐，主要用于禅定的修习之中，注重于心的培训。修慈悲观者有一颗慈母爱独子之心，当看到其子受苦受难之时，其母之心也随之而颤抖，愿意舍弃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来拯救其子。相比之下，菩萨的慈悲不但有与乐拔苦之心愿，更有为此心愿的实现而遍行舍己利人、平等利乐一切有情的行为。具有这种慈悲的菩萨，即使自己了脱生死，却不进入无余涅槃，往来于娑婆世界，救度一切群生。菩萨发愿不住涅槃，顺世轮回娑婆世界，旨在利益众生，其出发点就是慈悲，其目的就是与乐拔苦。这就是所谓的无住涅槃 (Apratisthitanirvana),Stcherbatsky and E. Obermiller 则把此解释为利他涅槃 (altruistic Nirvana)。[2]菩萨觉悟诸法皆空，涅槃亦不可得，故不住涅槃而往返生死之中。但是，这种往返不是由贪嗔痴等引的业的轮回，而是心甘情愿的 (samcintya-bhavopapatti)，是慈悲愿力的效应，即众生无边、菩提心无尽的实践。对于菩萨来说，具足正见，了知无常无我之理，觉悟娑婆世界的虚幻不实，故不着世间，自在生死，但于生死不为烦恼所迷，而是创造一切条件，觉悟利乐他人。[3]《成唯识论》卷九云：“留烦恼障，助愿众生。”菩萨不证涅槃、不断烦恼、不着生死，知娑婆世界无常，但亦知其为成就菩提愿、遍行菩萨道的好场所。

　　声闻弟子行在自利利他，而菩萨觉悟利他即是自利，故能无我平等慈悲一切，成就无上菩提。龙树在《大智度论》中说：“大悲是一切诸佛菩萨功德之根本，是般若波罗蜜之母，诸佛之祖母。菩萨以大悲心故，彼般若波罗蜜，得般若波罗蜜故得作佛。”(《大藏经》卷二五，页211中)慈悲是成佛之母，成就诸佛之功德资粮。菩萨无法舍众生而成佛，相反的，正是利益众生的福德才圆满其成佛之功德。正如《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所说：

　　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碛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华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大藏经》卷十，页八四六上)

　　菩萨往返于生死，不是因为自己，而是为了众生，在此生死中平等利益众生，虽是为了他人，但却能成就自己的无上菩提。这样，利他即是自利，自利就是利他，自他不二。菩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即是下化，下化即是上求，二者是一体的。上求不是下化的目的，也不是下化的因，二者同时互为因果。慈悲并不是方法，其本身就是目的，慈悲的圆满就是觉悟的成就。如果说，上求是智慧，下化是慈悲，那么智慧与慈悲即是一体的。没有慈悲的智慧充其量只能说是哲学，只是一种理论的探索，当然没有智能的慈悲也烂慈悲。不幸的是，人们往往把智慧和慈悲分割开来。一旦如此，智慧不再是慈悲的智慧，慈悲也就不再是智慧的慈悲了。大多数中国佛教宗派，即使在成立之初，有的也强调了慈悲的实践，但一般后来都落于理论的建设和思想的开发，如天台、三论、华严、唯识等，乃至早期以实践自居的禅宗，也陆续落入公案禅和默照禅、或者说口头禅和野狐禅。这些佛教宗派对菩萨的理解往往强调了哲理的一面，故而充满了哲理的思辨，出现了许多世界级的大思想家。正是这种哲理的思辨，中国大乘佛教的思想得以长足的发展，谈空说有、圆融无碍。另一个方面，随着佛教在民间的发展，菩萨似乎完全成为慈悲庇护的代名词，但是慈悲不再是对自己而言，而是对他人的要求，菩萨成为祈祷庇护的对象，成为无所不能、有求必应的天神或救世主。长此以往，菩萨成为信仰的对象，而慈悲则成为一种无条件的获取。

　　慈悲意义的转变见证了菩萨思想发展的轨迹。冉云华教授把有关菩萨的文献分为三类，每一类则代表了一种菩萨思想。第一、佛陀前生的本生故事；第二、诸菩萨行菩萨道、修习法门；和第三、菩萨被当成是天神而受到礼拜。[4]在中国，一般佛教大众只知道第一、三类文献，而不知第二类，即不知菩萨理念重在自修，即自己行菩萨道，从而只是一味地等待或祈祷菩萨的慈悲加被。第三菩萨更是家喻户晓，如文殊、普贤、观世音、和地藏菩萨等灵感事迹是举不胜举，其中犹以观世音菩萨最为广泛地流传于民间，乃至上层社会。《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是这一类文献的精典作品。自竺法护在公元286年翻译了《法华经》后，观世音菩萨的信仰迅速传播，最终成为整个东亚大乘佛教的共同信仰。[5]相关的文献大量的涌出，如《高王观世音经》、应验记、变文、以及有关这种信仰的宝卷等。其中观世音菩萨现三十二化身、寻声救苦、有求必应，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慈悲女神”。

　　慈悲理念的发展根源大乘佛教的菩萨思想，同时也契应了佛教在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慈悲理念在很大程度是佛教对“苦谛”的进一步发挥，它从另外一个方面提出离苦的方法，满足了一般民众的普遍需求。佛教认为，苦是人类世界的普遍存在，是一客观原理。苦之所以被认为是真理，正是因为它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佛教的终极关怀就是离苦－涅槃。佛教给痛苦中的众生带来希望、并为此希望的实现提供了方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实践苦的终止。

　　苦是客观存在事实，是一切有情众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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