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对的现实问题，故学佛者或菩萨不但要自己离苦，希望他人离苦，更要帮助他人离苦。佛教强调慈悲，是因为人世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痛苦，而人人都希望快乐，这样，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则是诸佛菩萨发菩提心、满众生愿实践的核心内容。每一众生都珍惜自己的生命，都不愿受到他人的伤害。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慈悲的首要条件就是尊重不伤害他人生命，因为他人的生命同自己的生命一样，都希望得到保护。再从缘起法来说，每一众生都无法独立生存，而必须依靠众缘，这样，每一众生的苦恼和喜乐同其他众生都保存着一种内在的关系。如果说我们需要慈悲，他人也需要慈悲。由此缘起法展开，个人与他人乃至社会的利益关系是一致的，人们可以认识到自己和他人不二，即慈悲他人即是慈悲自己。一个人无法唯自利而不利他、或损人利己、或损己利人。自利和利他是同体的，也就是说损人即损己、损己即损人。[6]正如Anguttara Nikaya所说：“具明慧之人不想伤害自己、伤害他人、或者伤害自己和他人，而利益自己、他人、自己和他人、以及整个世界。此人具明和智。”[7]
佛教的慈悲以众生之苦为基础，与乐拔苦为目的。一般而言，苦之越深，离苦的希望也就越迫切；同时，也只有倍受痛苦之人才会更深刻地理解佛教，从而更坚定地寻求苦的解脱。苦的解脱一般需要靠自己的力量，但是当自己无能为力，或力不从心时，他力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和依托。早期佛教强调了自力，但并没有完全否定他力，大乘佛教菩萨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他力重要性，慈悲理念则为他力提供了理论基础。菩萨看到众生受苦越深，悲心越切，行为也就越果勇，这样，佛教的慈悲成人们信仰佛教的主要动力之一，他力拯救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在较早的佛教经典中，慈悲是四梵住的一部分，与喜舍同等。大乘佛教则把慈悲同智慧等同起来，是成佛的二足之一。《大智度论》卷二七云：“除二边说为中道，佛以慈为首。”《大般涅槃经》卷一四则进一步说：“慈即如来，慈即大乘，大乘即慈，慈即如来。善男子，慈即菩提道，菩提道即如来，如来即慈。”(《大藏经》一二卷，698页下)。
中国佛教强调慈悲，一方面，这是佛教思想自身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大乘佛教起源于印度，发展于中国，同样地，菩萨慈悲思想在中国得以丰富和成熟。众所周知，小乘佛教先于大乘佛教传入中国，为什么大乘佛教后来者居上，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大乘菩萨慈悲救护的理论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自佛教传入的东汉末年直至唐宋，中国大多时间和地区都处于兵荒马乱的战争之中，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天灾不断。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痛苦不堪，但是他们又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这样的状况。这样，一方面，菩萨慈悲思想成为人们痛苦生活中的依托和解脱痛苦的希望，另一方面，佛教为了契合人们的需要，强化了菩萨慈悲救度的精神。经过四–五百年的演变，慈悲思想和实践中国化，成为中国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这种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强调了祈求菩萨保佑的一方面，人们把菩萨看成是崇拜的对象和皈依的庇难所，从而逐渐淡化乃至忘失了慈悲的另外一个方面，即如何学习菩萨的慈悲，利益他人。虽然祈求、昐望、乃至等待佛菩萨救苦救难是大乘佛教慈悲的一部分，但是，行菩萨道，利乐有情、帮助他人脱离痛苦，拯救他人于灾难之中，这才是菩萨慈悲的真实意义，也才能真正体现大乘佛教的精神。
慈与悲在梵语或巴利语中是两个独立的概念。慈Metta or Mitra原指朋友或亲近之人，即友好慈爱之意；悲(Karuna)原意为哀、怜、或同情，即悲悯、哀愍之意，即当别人受苦受难时，赋有悲愍者的心也会随之而战栗，因此而生起代人受苦或解脱他人痛苦的意念和行为。[8]中国大乘佛教传统常常把慈悲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菩萨实践的主要内容。正如前面所说，在声闻乘佛教中，慈悲与喜舍共同构成四梵住，由此可以看出，慈悲的重要性并不突出，主要用于禅修方面，是一种心灵或精神上的训练，即以慈悲之心观想和忆念一切众生，希望他们离苦得乐，故慈悲常作名词用。正如《经集》中所说，慈是利益和安乐他人的心愿，悲是除去不利他人或有害他人之苦的希望。[9]《长部》经云：“诸比丘，什么是修行者于财富？诸比丘，有修行者，以与慈相俱的心遍满一方，又遍满二方、三方、四方，如是，以广、广博、无量、无怨、无害慈心，遍满上下纵横，处一切处、一切界。以与悲相俱的心…。”[10]同时，修习慈观者也能得到慈悲的保护，犹如甲胄在身，刀、毒、水、水皆不能害。[11]慈与悲在《阿毗达磨大毗婆娑论》合为一词，故有大慈大悲的说法。如同两人同时在岸边行走，都看到一人落溺河中，眼看有生命危险。其中一人随即大声呼唤他人来救命，而另一人则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把溺水者救起。前者即是小悲，而后者则是大悲。(《大藏经》卷二七，页428)龙树在《大智度论》卷二七中说：“小慈但心念与众生乐，实无乐事；小悲名观众生种种身苦心苦，怜愍而已不能令脱。大慈者念令众生得乐亦与乐事；大悲怜悯众生苦亦能令脱苦。”(《大藏经》卷二五，页256中下)小慈小悲但用心而不见于行动，大慈大悲既有拯救之心，更重要的是把这种心念落实于行动之中。[12]四梵住中的慈和悲为一般僧众修习之法门，而大乘佛教的大慈大悲是难行道，唯发大心成佛的圣菩萨才能做到。正如龙树所说：
菩萨见众生生老病死苦、身苦、心苦、今世后世苦等诸苦所恼，生大慈悲救如是苦，然后发心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以大慈悲力故，于无量阿僧只世生死中心不厌没；以大慈悲力故，久应得涅槃而不取证。以是故，一切诸佛法中慈悲为大，若无大慈大悲便早入涅槃。(《大藏经》卷二七，256下)
大乘佛教的慈悲点强调了实践，故慈悲常作作动词用。《法华经．安乐行品》说“慈悲于一切，不生懈怠心。”龙树在《大智度论》卷二七卷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大藏经》卷二五， 页256中)世亲在《十地经论》卷二中亦说：“慈者同与喜乐因果故，悲者同拔忧苦因果故。”(《大藏经》卷二六，页134上)大乘佛教的慈悲落实于与乐拔苦的行动上，但这种行动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唯有佛菩萨。从小乘佛教的慈悲到大乘佛教的大慈大悲，原本重在指人与人之间的慈悲关系上升到佛菩萨与人之间的“慈悲者”和“被慈悲者”、“救护”和“被救护”之间的关系。正如中村元教授所说：“于是慈悲从人与人的关系，转变为佛对人的功用，而人对慈悲变成是被动的。人与人之间的慈悲，从当初的宗教意义隐没，成为只是一种世俗的同情或哀怜，是佛对众生的慈悲的一模拟或世俗形态。”[13]这样，慈悲的理念神圣得高不可攀，唯有佛菩萨才能难行能行、慈悲他人，而一般众生要做的只是接受或等待菩萨的慈悲恩赐。也许正因如此，中国大乘佛教菩萨思想也逐渐发展至偏于寻求菩萨的慈悲，不知慈悲仍学佛者个人之应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慈悲被理想化，人们忘失了慈悲中的人本性和主动性。
慈悲是人的本性，慈悲之行是人性本份的回归。《大般涅槃经》卷三二云：“大慈大悲名为佛性。”(《大藏经》卷一二，页556下)一切众生必得大慈大悲，一切慈悲之行皆是佛性的呈现。人人皆具佛性，故个个应该慈悲。慈悲包含但又超越一般人世间的相对的爱和怜。龙树认为，慈悲有三，即众生缘、法缘、无缘。其中，无缘慈悲即大慈大悲，唯佛菩萨具之。诸佛菩萨以诸法实相智慧给予众生，令其觉悟慈悲体性，即自具慈悲之性，这才是无缘大慈大悲。龙树说：“……无缘大悲名具足，所谓法空乃至实相亦空，是名无缘大悲。菩萨深入实相，然后悲念众生。譬如人有一子，得好宝物则深心爱念，欲以与之。”(《大藏经》卷二五，页417中)慈悲就是以般若空智，教化众生悟入诸法实相之理，[14]也就是视一切众生平等、内具真实智慧。[15]一切众生虽都有此无缘慈悲，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实践。法缘和众生缘慈悲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而是应该做到的。
佛教历史曾有“大”“小”之争。大乘佛教批评小乘佛教，称其为“自私”，而不知“利他觉他”。大乘佛教强调了大慈大悲，但问题是，即使是大乘佛教徒是否能够真正地实践菩萨慈悲，或者是否正如太虚大师所说，说大乘而行小乘。中国佛教有丰富的慈悲思想，也不乏实践，但理论的展开似乎大大超乎于实践，而变得头重脚轻。大乘佛教慈悲思想并没有完全在社会实践中落实，佛教徒、特别是僧团主动从事社会慈善公益的实践并不常见。这一方面固然是社会政治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大乘佛教对慈悲理念的神圣化，致使人们难以在生活中实践，故落于理论的空谈、或夸夸其谈。佛陀行菩萨道时，舍身饲虎、甘愿抛弃自己的国家、妻子儿女，这些当然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更有违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常规。再有，就一般民众而言，希望得到他人慈悲总要比自己实践慈悲来得容易，这样祈求菩萨慈悲，自己现成地接受其慈悲则成为中国一般民众的普遍心愿。其实，佛教的慈悲重在“予”，而不是“取”的实践，旨在用自己的身心代众生受苦、救众生危难、与众生喜乐。如何恢复佛教慈悲的本来面目，并在当前佛教建设中实践，则成为每一个佛教徒应当考虑的内容。当前，佛教在中国快速发展，但主要表现在寺院经济方面。佛教经济财富的积累似乎超过了精神财富的发展，这给佛教发展带来“一时千载”的考验，但同时也僧团带来“千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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