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對的現實問題，故學佛者或菩薩不但要自己離苦，希望他人離苦，更要幫助他人離苦。佛教強調慈悲，是因爲人世間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痛苦，而人人都希望快樂，這樣，幫助衆生離苦得樂則是諸佛菩薩發菩提心、滿衆生願實踐的核心內容。每一衆生都珍惜自己的生命，都不願受到他人的傷害。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慈悲的首要條件就是尊重不傷害他人生命，因爲他人的生命同自己的生命一樣，都希望得到保護。再從緣起法來說，每一衆生都無法獨立生存，而必須依靠衆緣，這樣，每一衆生的苦惱和喜樂同其他衆生都保存著一種內在的關系。如果說我們需要慈悲，他人也需要慈悲。由此緣起法展開，個人與他人乃至社會的利益關系是一致的，人們可以認識到自己和他人不二，即慈悲他人即是慈悲自己。一個人無法唯自利而不利他、或損人利己、或損己利人。自利和利他是同體的，也就是說損人即損己、損己即損人。[6]正如Anguttara Nikaya所說：“具明慧之人不想傷害自己、傷害他人、或者傷害自己和他人，而利益自己、他人、自己和他人、以及整個世界。此人具明和智。”[7]
佛教的慈悲以衆生之苦爲基礎，與樂拔苦爲目的。一般而言，苦之越深，離苦的希望也就越迫切；同時，也只有倍受痛苦之人才會更深刻地理解佛教，從而更堅定地尋求苦的解脫。苦的解脫一般需要靠自己的力量，但是當自己無能爲力，或力不從心時，他力就成爲一種必然的選擇和依托。早期佛教強調了自力，但並沒有完全否定他力，大乘佛教菩薩思想進一步強化了他力重要性，慈悲理念則爲他力提供了理論基礎。菩薩看到衆生受苦越深，悲心越切，行爲也就越果勇，這樣，佛教的慈悲成人們信仰佛教的主要動力之一，他力拯救也變得越來越重要了。在較早的佛教經典中，慈悲是四梵住的一部分，與喜舍同等。大乘佛教則把慈悲同智慧等同起來，是成佛的二足之一。《大智度論》卷二七雲：“除二邊說爲中道，佛以慈爲首。”《大般涅槃經》卷一四則進一步說：“慈即如來，慈即大乘，大乘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菩提道，菩提道即如來，如來即慈。”(《大藏經》一二卷，698頁下)。
中國佛教強調慈悲，一方面，這是佛教思想自身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與中國社會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大乘佛教起源于印度，發展于中國，同樣地，菩薩慈悲思想在中國得以豐富和成熟。衆所周知，小乘佛教先于大乘佛教傳入中國，爲什麼大乘佛教後來者居上，成爲中國佛教的主流？大乘菩薩慈悲救護的理論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自佛教傳入的東漢末年直至唐宋，中國大多時間和地區都處于兵荒馬亂的戰爭之中，各種社會矛盾層出不窮，天災不斷。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平民百姓痛苦不堪，但是他們又無法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改變這樣的狀況。這樣，一方面，菩薩慈悲思想成爲人們痛苦生活中的依托和解脫痛苦的希望，另一方面，佛教爲了契合人們的需要，強化了菩薩慈悲救度的精神。經過四–五百年的演變，慈悲思想和實踐中國化，成爲中國宗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民間，這種思想和實踐的發展強調了祈求菩薩保佑的一方面，人們把菩薩看成是崇拜的對象和皈依的庇難所，從而逐漸淡化乃至忘失了慈悲的另外一個方面，即如何學習菩薩的慈悲，利益他人。雖然祈求、昐望、乃至等待佛菩薩救苦救難是大乘佛教慈悲的一部分，但是，行菩薩道，利樂有情、幫助他人脫離痛苦，拯救他人于災難之中，這才是菩薩慈悲的真實意義，也才能真正體現大乘佛教的精神。
慈與悲在梵語或巴利語中是兩個獨立的概念。慈Metta or Mitra原指朋友或親近之人，即友好慈愛之意；悲(Karuna)原意爲哀、憐、或同情，即悲憫、哀愍之意，即當別人受苦受難時，賦有悲愍者的心也會隨之而戰栗，因此而生起代人受苦或解脫他人痛苦的意念和行爲。[8]中國大乘佛教傳統常常把慈悲組合在一起，共同構成菩薩實踐的主要內容。正如前面所說，在聲聞乘佛教中，慈悲與喜舍共同構成四梵住，由此可以看出，慈悲的重要性並不突出，主要用于禅修方面，是一種心靈或精神上的訓練，即以慈悲之心觀想和憶念一切衆生，希望他們離苦得樂，故慈悲常作名詞用。正如《經集》中所說，慈是利益和安樂他人的心願，悲是除去不利他人或有害他人之苦的希望。[9]《長部》經雲：“諸比丘，什麼是修行者于財富？諸比丘，有修行者，以與慈相俱的心遍滿一方，又遍滿二方、叁方、四方，如是，以廣、廣博、無量、無怨、無害慈心，遍滿上下縱橫，處一切處、一切界。以與悲相俱的心…。”[10]同時，修習慈觀者也能得到慈悲的保護，猶如甲胄在身，刀、毒、水、水皆不能害。[11]慈與悲在《阿毗達磨大毗婆娑論》合爲一詞，故有大慈大悲的說法。如同兩人同時在岸邊行走，都看到一人落溺河中，眼看有生命危險。其中一人隨即大聲呼喚他人來救命，而另一人則奮不顧身地跳入水中，把溺水者救起。前者即是小悲，而後者則是大悲。(《大藏經》卷二七，頁428)龍樹在《大智度論》卷二七中說：“小慈但心念與衆生樂，實無樂事；小悲名觀衆生種種身苦心苦，憐愍而已不能令脫。大慈者念令衆生得樂亦與樂事；大悲憐憫衆生苦亦能令脫苦。”(《大藏經》卷二五，頁256中下)小慈小悲但用心而不見于行動，大慈大悲既有拯救之心，更重要的是把這種心念落實于行動之中。[12]四梵住中的慈和悲爲一般僧衆修習之法門，而大乘佛教的大慈大悲是難行道，唯發大心成佛的聖菩薩才能做到。正如龍樹所說：
菩薩見衆生生老病死苦、身苦、心苦、今世後世苦等諸苦所惱，生大慈悲救如是苦，然後發心求阿耨多羅叁藐叁菩提。亦以大慈悲力故，于無量阿僧只世生死中心不厭沒；以大慈悲力故，久應得涅槃而不取證。以是故，一切諸佛法中慈悲爲大，若無大慈大悲便早入涅槃。(《大藏經》卷二七，256下)
大乘佛教的慈悲點強調了實踐，故慈悲常作作動詞用。《法華經．安樂行品》說“慈悲于一切，不生懈怠心。”龍樹在《大智度論》卷二七卷說：“大慈與一切衆生樂，大悲拔一切衆生苦。大慈以喜樂因緣與衆生，大悲以離苦因緣與衆生。”(《大藏經》卷二五， 頁256中)世親在《十地經論》卷二中亦說：“慈者同與喜樂因果故，悲者同拔憂苦因果故。”(《大藏經》卷二六，頁134上)大乘佛教的慈悲落實于與樂拔苦的行動上，但這種行動並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唯有佛菩薩。從小乘佛教的慈悲到大乘佛教的大慈大悲，原本重在指人與人之間的慈悲關系上升到佛菩薩與人之間的“慈悲者”和“被慈悲者”、“救護”和“被救護”之間的關系。正如中村元教授所說：“于是慈悲從人與人的關系，轉變爲佛對人的功用，而人對慈悲變成是被動的。人與人之間的慈悲，從當初的宗教意義隱沒，成爲只是一種世俗的同情或哀憐，是佛對衆生的慈悲的一模擬或世俗形態。”[13]這樣，慈悲的理念神聖得高不可攀，唯有佛菩薩才能難行能行、慈悲他人，而一般衆生要做的只是接受或等待菩薩的慈悲恩賜。也許正因如此，中國大乘佛教菩薩思想也逐漸發展至偏于尋求菩薩的慈悲，不知慈悲仍學佛者個人之應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慈悲被理想化，人們忘失了慈悲中的人本性和主動性。
慈悲是人的本性，慈悲之行是人性本份的回歸。《大般涅槃經》卷叁二雲：“大慈大悲名爲佛性。”(《大藏經》卷一二，頁556下)一切衆生必得大慈大悲，一切慈悲之行皆是佛性的呈現。人人皆具佛性，故個個應該慈悲。慈悲包含但又超越一般人世間的相對的愛和憐。龍樹認爲，慈悲有叁，即衆生緣、法緣、無緣。其中，無緣慈悲即大慈大悲，唯佛菩薩具之。諸佛菩薩以諸法實相智慧給予衆生，令其覺悟慈悲體性，即自具慈悲之性，這才是無緣大慈大悲。龍樹說：“……無緣大悲名具足，所謂法空乃至實相亦空，是名無緣大悲。菩薩深入實相，然後悲念衆生。譬如人有一子，得好寶物則深心愛念，欲以與之。”(《大藏經》卷二五，頁417中)慈悲就是以般若空智，教化衆生悟入諸法實相之理，[14]也就是視一切衆生平等、內具真實智慧。[15]一切衆生雖都有此無緣慈悲，但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實踐。法緣和衆生緣慈悲則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而是應該做到的。
佛教曆史曾有“大”“小”之爭。大乘佛教批評小乘佛教，稱其爲“自私”，而不知“利他覺他”。大乘佛教強調了大慈大悲，但問題是，即使是大乘佛教徒是否能夠真正地實踐菩薩慈悲，或者是否正如太虛大師所說，說大乘而行小乘。中國佛教有豐富的慈悲思想，也不乏實踐，但理論的展開似乎大大超乎于實踐，而變得頭重腳輕。大乘佛教慈悲思想並沒有完全在社會實踐中落實，佛教徒、特別是僧團主動從事社會慈善公益的實踐並不常見。這一方面固然是社會政治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也許是因爲大乘佛教對慈悲理念的神聖化，致使人們難以在生活中實踐，故落于理論的空談、或誇誇其談。佛陀行菩薩道時，舍身飼虎、甘願抛棄自己的國家、妻子兒女，這些當然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更有違于中國傳統社會的倫理常規。再有，就一般民衆而言，希望得到他人慈悲總要比自己實踐慈悲來得容易，這樣祈求菩薩慈悲，自己現成地接受其慈悲則成爲中國一般民衆的普遍心願。其實，佛教的慈悲重在“予”，而不是“取”的實踐，旨在用自己的身心代衆生受苦、救衆生危難、與衆生喜樂。如何恢複佛教慈悲的本來面目，並在當前佛教建設中實踐，則成爲每一個佛教徒應當考慮的內容。當前，佛教在中國快速發展，但主要表現在寺院經濟方面。佛教經濟財富的積累似乎超過了精神財富的發展，這給佛教發展帶來“一時千載”的考驗，但同時也僧團帶來“千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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