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班，不敢向别人谈这件事，因怕后来考不取丢人。

　　时间流逝，我的准考通知还不见来，心里老惦念着，于是一天我去招考办询问，负责人说：“昨晚才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发给你的准考通知，无法给你打电话，我们正焦急，太好啦!你就把准考通知拿去。通知说：“杨化群同志：我院准予您参加副研以上答辩。时间定于七月二十一日，在我院宗教研究所，请您七月十九号，带上准予答辩通知，来我院招办报到。”你就按通知要点，赶快去北京报到，但今天需付正式报名费了！”这一瞬间我内心有说不出的兴奋，我接过通知又飞跑回去。向领导请假去北京应考，受了好多刁难，我终于得到领导勉强同意。当天我就跑去买去北京的火车票，因为没钱，只买到一张硬座。经过两天半的时间我才到了北京，找了住处就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办报了到，负责人告诉我答辩考试的具体地点、时间。

　　答辩的日子终于到了，这天我很早就起来，吃饱喝足，提起我的文件包，搭车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招考办指定的办公室里，只见周围摆了沙发，中间有一张椅子，在这前面摆了一个小方凳子，一进考场就叫我坐在为我设的座位上。主考先生们先后到来，看样子都是老专家、教授，约有三十多位，他们都挨次坐在周围的沙发上，好几个录音机摆在跟前，场面非常严肃。心里真有些紧张。时间到了，主考任继愈老先生，宣布答辩考试开始。首先是专家们用藏语给我提问，我很利落地一一答复，继而提出藏传因明学问题，我也在利索地答复的同时，背出一段一段的原作，进行解释以广泛答复问题。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任老先生宣布，藏语答辩到此告一段落，我暗自高兴，藏文考试并未考住我，可能过了关。接着，任老先生宣布用汉语答辩，王森老先生即席提出：因明在印度发展情况及传到西藏的译传发展情况及其特点等问题。我很快记下他的问题要点，逐次用汉语答辩，有时引证藏文文献并译为汉语解释。接着其他的老先生都争着提问，我十分细心地记下每个问题，逐题答辩，有时我兴奋得站起来，自然而然地边拍掌边蹬脚答辩，全场十分惊奇，知情的人解释说，这就是西藏进行辩论的方式之一。我答辩的问题，老先生们都报以满意的点头赞许，我意识到，我以上的答辩，可能是成功的。时间到午后一点多钟了，任老先生宣布，此次杨先生的答辩考试，到此结束，请留下你的住址电话号码，你可以回去了!

　　我走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回头一望高大楼房上的考场，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觉得我是否做了一场梦呢!定睛一看曾在上面答辩考试的高楼大厦，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见过的庄严肃穆的考场，心底感到格外的幸福，对藏传因明学的答辩，得到老先生们的赞赏，我觉得对这个学科及其边缘学科，还得深钻下去，争取做出贡献。

　　回到寄宿处，主人家关心我答辩考试的成绩，我只能答以公布后才知道，几个月来的疲劳，因而开始有些恢复。次日，忽然接到任老的电话，要我立刻去他府上，并告诉了去钓鱼台的路线。我马上按他告诉的路线，坐地铁转汽车到了钓鱼台的花园，恰好见到任老同胡乔木院长在散步，他们仔细打量着我，我向他们敬礼后，任老遂叫我到他的宿舍，他高兴地告诉我：“你的答辩考试，老先生们都很满意，现在要你尽快写一篇文章，交给我你就可以回四川去了！”谈话很简短，我意识到这是一次笔试，为了抓紧时间，我马上返回住处，又是不分昼夜的赶写。此后第三天我把“藏传因明学发展概况”一文写好了，即刻送给任老审查，他说：“我今晚看，你明天上午来一趟！”我又担心这次笔试是否及格。次日上午我急忙赶去，一见到任老他就说：“你这篇文章写得快而好，你的全部考试就圆满完了，赶快回成都去吧，以后通知你。”

　　我高兴地回到住处，就收拾去买回成都的火车票……。回到大词典组，人们都问我考试结果，我只有答复：“等公布”！又照常上班。

　　继而接到1980年11月27日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录取通知书云：“杨化群同志：经我院考核及格，你已经被录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凭本通知到该院(所)报到。”

　　至1980年12月初出《人民日报》上登载的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招考研究人员成绩公布详细消息中，杨化群被录取为社会科学研究员。继而，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签发的通知：“杨化群同志：你的职称自一九八〇年十一月起定为研究员。特此通知。”这就是我的人生道路上一个有意义的根本性大转折。

　　1982年2月，我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邀请，参加了在北京组织的座谈会，旨在抢救因明遗产，推动因明的发展，我在会上介绍了藏传因明的概况，会议最后决定编写一都《中国逻辑史》和《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因明卷》，会议请虞愚老先生担任汉传因明的主编，推选杨化群为藏传因明的主编，并翻译出藏族学者有代表性的因明著作。同时提议由哲学研究所，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和甘肃人民出版社联合发起在1983年召开全国首届因明学术讨论会，这一动议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共甘肃省委的大力支持，也得到全国各地因明学者和专业工作者的赞同。

　　会议结束后，我回到成都，我们大辞典的汇编工作也将完成，等这部《藏汉大辞典》汇编工作全部完成后，四川省民委贾书记和辞典组现有编写工作人员聚餐后留影纪念。因为我已接受新的任务，赶快买机票回到拉萨，着手赶译藏族学者有代表性的因明著作。到1983年，全国首届因明学术讨论会，在敦煌召开以前，我原计划译出藏族学者的因明代表作五部，由于借书困难及时间紧迫，只完成了四部，它们是(1)宗喀巴的《因明七论入门》，(2)工珠·元旦嘉措的《量学》，(3)龙朵文集中的《因明学名义略集》，(4)普觉·强巴的《摄类辩论——因明学启蒙》。拟译的萨班·贡噶江村的《量理藏论》，因为借到书的时间太晚，加之原作的篇幅较大，此次无法译完。1983年8月 3日以前，我带着全部打印成册的书稿，由拉萨乘飞机到噶尔木，改乘运油汽车到达敦煌。这些书稿分发与会代表，受到大家的赞扬，至此他们对“藏传因明学”，才有了较梗概的了解。应该承认这对“藏传因明学”的介绍，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在会上还专门讨论了选入《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因明卷》的问题。

　　全国首届因明学术讨论会闭幕后，我回到兰州，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电报，要我赶快去北京。我到达宗教所，领导就说：“院部已同意西藏师范学院商调你去支援将要成立的西藏大学，你马上到人事局办理调离手续。”

　　我返回拉萨，就忙着向西藏师范学院报了到，分配我在藏文系教藏文因明学，我开会、备课，很想趁此教学机会，译写一部藏传因明的专书，于是又开始昼夜不停地翻译呀，写作呀……。

　　不幸在1984年2月27日我忽视患中风病，右偏瘫，不能动弹，不能说话，组织送医院抢救，经中、西、藏医治疗，慢慢脱险，继续经过长期治疗，两人扶着慢慢能起床走动。

　　就在这生命危急的时刻，哲学研究所和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又来信催预约的因明书稿，实在没办法写字，只好在医院由两人扶起用左手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说我已患右偏瘫病，请他们选用我的因明译稿。根据我病情的严重性，加之医生严格控制作用脑筋的事，我意识到我的因明学研究，可能会因病一事无成，内心充满失望的凄楚。

　　结合治疗，我每天由人扶着挣扎起来锻炼，到1986年冬天，能拄着拐杖行动了，又浮起我写《因明》专著未死的念头，总想硬拼在生命结束之前，完成书稿，右手不能写作了，就开始锻炼左手写字，真象小孩初学写字，先用铅笔在木版上画，简直不象字，经过刻苦的练，改用钢笔练，写出的字给别人看，别人也能看懂文字的意思，我得到初步的成功，是多么愉快呵！病中的苦恼，寂寞逐渐减轻，信心开始增强，又开始整理我的因明资料。

　　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的生命，治无涯的因明学，要做出一点成绩，的确是困难重重，但我以“精进不息”的毅力，坚持整理因明学书稿。今年西藏人民出版社的杨志国编辑，一听说此事即先后到我家几次，商议因明学书稿交给他们出版的事宜，我看时机已成熟，乃鼓足残余的精力，用左手天天写呀，写呀!看修订书稿的成功大有希望，我才答应杨编辑，彼此定了君子协定之后，加倍努力修订所有书稿，特别修订了《藏传因明学提纲》，较翔实地介绍了因明学的发生、发展和传播等问题。愿《藏传因明学》这本书的问世，为对藏传因明有兴趣的人，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参考资料。由于我的知识面不广，又加之患病，错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方家指教。

　　我在此要顺便谈一点，即我患病以来，幸亏有我贤淑的老伴藏族女同志益西旺姆在身边，她为了照管我，退休昼夜守护，帮助我恢复到能写完这部书，应该说此书也有她的功劳。同时，我衷心感谢党和人民，在我行进于坎坷曲折的道路上时，给予我完成这本书写作修订的“缘起”机会，谨将此书首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的献礼！其次作为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八周年的献礼！

　　藏历土龙年公历1988年10月中旬于西藏大学脱稿。

《藏传因明学 自序》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