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烦了……。”
我在注视藏方动向的同时，还是照旧学习，忽然听说，按照十七条协议的规定，张经武代表经印度来到亚东，见到了逃到亚东的达赖喇嘛，正式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交给十七条协议的正式藏汉文本，并劝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张经武代表、阿乐部长等先行来拉萨。老迟嘱托我联络在拉萨的青海帮，四川帮，回帮，北京帮，云南帮的商会负责人，联合起来在拉萨西郊的接官厅，举行一个隆重的欢迎会，我出面与这些帮的负责人斡旋，在老迟的授意下，把这个欢迎会组织起来了。
张代表等平安到达拉萨后，噶厦政府安排张代表等下榻在“赤门”那个贵族房里，照例派了些警察保护。
由老迟引荐，我去拜会张经武代表，他公务繁忙，由阿乐部长接见我，作了较长时间的叙谈，最后他给我简单谈了一点革命道理，叫我有困难就去找他，经常去他那儿摆谈。
从此，我与他们保持较密切的联系，我仍然照常回寺学习辩论因明。因为同他们接触，使我长期以来，思想封闭的无知，受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启迪，对于祖国这个概念，产生了新的认识，对“为人民服务”，这个概念，才逐渐有些理解。
到了1952年初，见到阿乐部长，他说：“你这下该体会到我们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不同了吧
我们是以解放受压迫受剥削的人为宗旨的，我们和平解放西藏，是为了帮助藏族同胞发展经济文化的，你是一个懂藏汉两种语言文字的人，我们成立了一个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专做文字翻译工作，已经邀请了擦珠活佛等参加工作，你如果愿意也欢迎参加，你觉得怎样？”我说：“我在寺里的学习，还没结业怎么办
”他说：“每天办公的时间不长，你仍可以回去学习，可以兼顾嘛!”我慨然答应愿意参加工作。
在1952年三月初，我正式参加了编审委员会的工作，每天下班较早，就赶回寺参加学习辩论因明，保持了半工半读的状况。到了1954年，因工作逐渐开展，翻译任务越来越重，领导一再教育我是否可以退学，搬到机关里食宿工作。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认为退了学只不过考不成格西学位罢了，而文化工作还是离不开书本。自修也是一条自学的道路，于是把我的想法回寺向老师禀告了。教经的老师考虑之后，同意我到拉萨参加工作，但寺中退学的手续还需要办，我只好送了些大洋，请老师向各方执事言明准许我退学的请求。把寺里退学的手续都办妥后，我把历年购置的藏文书，雇了两个人替我背下来。单位上给了我一间房子，就算是我的家，把书籍都堆放在里面，除开上班，我就读书，遇有难解的地方都集中起来，抽星期天去看望老师的机会，请教他。
就这样，我还是没有放松对藏传因明学的钻研，有时也试译一些。1956年编审委员会合并到西藏日报社，1957年成立藏文编辑部，领导叫我担任翻译科副科长，管理翻译藏文报纸的业务。工作虽然增加了，面我自学藏传因明学仍坚持不懈，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我体会到它对我的翻译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因此，除了自学因明，还得钻研藏文文法等，不如此，就难以胜任发展了的复杂翻译工作。
后来，又叫我担任藏文编辑部代理副主任，管理藏文编辑部的藏文业务，主任、总编辑都不懂藏文，他们也不管藏文业务。
我看藏文书的时间只有晚上，而藏文书都是藏式经书，报社有些人晚上看到我老呆在宿舍里看书，他们不了解情况，说我在宿舍念经，所以每到藏编部开会时，他们给我提意见，说我还在搞“封建迷信”，当面虽曾加以辩解，他们硬说我是“走白专道路”，一遇开会我就成了批判的对象，从而使我在思想上无形中背起—个沉重的包袱。
到1960年，我因审一篇支持刚果电影周的消息，在“支持刚果”的藏文稿上，翻译成了“支持支持刚果”，就是多了一个支持，便说我故意搞破坏，藏编部一些人不同意对我的这一指责，把那些人也说成我的同伙，诬陷我搞什么“反革命集团”，说我是这个集团的头头。就这样，区公安局几个人来到我宿舍，出示逮捕证要我签字，我拒不签，强迫我带上手铐，带到看守所审查，这一下，就被关押在看守所十四个年头。
在这不短的监狱生活中，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不许乱说乱动，反复提审，要我交出“反革命集团的组织、纲领”，我深感冤屈，哪有什么“反革命集团”
哪有什么“组织”、“纲领”等，真是一个兔儿头上长了角的奇谈罪状，我深感“他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的悲惨处境。
在狱中，除背土、石等苦力劳动外，还要我给翻译文件，真是有苦难申，直关到1974年，我忍无可忍了，觉得“黄河也有澄清日”，为什么我这个案子就没有尽头呢
我的思想因而钻进了死胡同，我向公安局的干部申诉，如果认为我确有罪证就枪毙了吧！如果认为没罪就释放吧!这样把人关住何时才是个尽头呢
！
公安局的干部，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再不好关下去了，乃于 1974年宣布我无罪释放。关过监狱的人回到社会上连工作都找不到，公安局才叫我留在六处，给他们做杂工，是一级普工待遇，好在每周可回一次家。到了1975年冬天，公安厅行政处的一个科长，乘一辆北京牌汽车，来接我去公安厅的“五·七”农场当管理员，管理农场的生产，一直住到1978年。我以为这一生就此完了，不料在四月的一天，公安厅的行政科长，坐了一辆北京牌汽车来，叫我马上收拾行李同车回拉萨，干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弄得我满腹疑虑，是不是又要把我关进监狱呢
……。
到了公安厅，叫我马上去政治部，我去见到负责干部，她说：“你马上去区出版局报到，这是你的行政介绍。”拿了这张行政介绍，内心才泛起一线希望，再无法考虑别的问题了。
赶快跑到区出版局办公室，等候已久的局干部和区宣传部的干部，有点生气地问：“你为什么才来
”我答：“接我的汽车才从农场把我接回来，取了介绍信马上就跑来了！”他们才息气的样子对我说：“你从今天起就是我们编辑部的编辑了，但是要你明天就坐飞机去成都，听说要编一部什么辞典。”我说：“我在农场当管理员时的帐还没有结算怎么办
”他们说：“我们去电话通知公安厅，晚上由公安厅行政处替你结算。”时间是那么紧迫，回到家，听说妻子到日喀则探望岳母的病去了，女儿上学还没回来。翌晨，接我去机场的汽车来了。我把一两本书和一套换洗衣服塞进一个小麻袋就上了车，去接同伴钦饶威色。汽车很快向机场驰去，心里还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上了飞机思想上还糊涂思索乱猜……。
三 人生道路上一个大的转折
我是第一次坐飞机，也是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回成都，在机舱里安稳的坐着，系上安全带，合上眼，思绪万端涌上心头，想到“共产党的天是晴朗的天”，“共产党来了苦变甜”这两句曾听惯的歌词，同时又回忆起以往的冤枉遭遇，形成了一对矛盾心情，应该怎样理解现实生活象三菱镜中所显现的影像，成了我探索的奥秘。
飞机很快到达双流机场，有两个人高举着找“杨化群”、“钦饶威色”的牌子，在拥挤的人群中我们急忙走过去同他们打招呼，问了几句话就叫我们上了他们的汽车，顾不得谈什么，汽车就一溜烟向成都飞驰而去。一会儿到了锦江宾馆下车，被他们引上电梯，安置在一间高级豪华的客房，真是浮想联翩。
次晨，通知到会议室开会，见到四五十个人会聚一堂，由国家民委负责人萨空了主持会议，首先传达了中央领导人邓小平、方毅、乌兰夫的指示，要求与会人员同心协力，编纂一部《藏汉大辞典》。任务艰巨而光荣。连续讨论了好几天，讨论的内容是，如何尽快编好这部大辞典和编写的方向、方法等问题。最后，由主编张怡荪教授宣布人员分工计划，叫我负责编写藏传因明著作中的词汇，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当时没有藏文参考书，只借到一部《因明学名义略集》。在从中收集词汇的同时，四川省民委领导人，要求负责专业的人在民委作讲座，首先叫讲因明。我只有按照仅借到的《因明学名义略集》这个藏文本讲，因为听讲的人较多，藏文接受能力也不同，要求我翻译成汉文作辅助材料，就这样，我边编写、边讲课、边翻译，重新开始了我公开合理地研究藏传因明学的工作。继而，张教授把他收藏的藏文《丹珠尔》中的《因明著作》都借给我，还借给些汉文因明书籍。这样，我住在三洞桥民委招待所的一间小屋里，看呀!写呀!萌发了重整曾被扣上“走白专道路”旧业的思想。
1980年初，忽然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研究人员的广告，我反复仔细地读了这个广告，衡量我具备的条件与广告中的要求，想到编完大辞典后重返拉萨工作，也不会得到使用，回想几十年在拉萨苦读的悲惨下场，我对自治区那些领导人，从心底里有些厌恶!
于是，我暗下决心，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的研究人员。但是，又不敢给辞典组同事们谈这个想法，白天照常上班，晚饭后，我—个人躲在宿舍，按招考广告的要求，我自己选了《藏传因明学》的题目，就在我手里的藏文因明书中，找呀！寻呀！翻译呀！写作呀！自下决心后，晚上连觉都不睡，困了就在书案上伏一会儿。这样艰苦的工作到了正式报名的前夕，才把报考的论文等复写完，清理了一份装在一个大文件袋里，翌日，我还是照常上班，利用工间操的一点时间，偷偷抱着文件袋，飞跑地穿过几条胡同。到了招考办公室——四川社会科学院。看到院子里挤满了报考的男女老少，我请他们让给我一条路，我挤进报考办公室，那儿接受报考的负责人，看到我这个其貌不扬的老汉就问：“你这个老师傅来干啥
”我答：“我也来报考！”她说：“把你的报考材料交来！”我恭恭敬敬地把带去的文件袋交给她，她拆开文件袋一一登记，最后，她盯着我说：“你报名的资格够了，请留下通讯地址，等以后便于通知你!”就这样，我又飞快地跑回辞典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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