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考虑怎样才能够找到一个学本领的地方呢
只有离开这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闯出去，已经受了戒，兴许见到大寺庙，可以去挂单居住。一天，天还没亮，就横下一条心，从佛学院的侧门偷跑了。走到峨眉县城天已大亮，又怕熟人发现抓回去，只得从城墙边埋头快跑。过了县城稍大胆一点，但走了半天肚子已饿得难受，眼前直冒金花，到路旁人家去讨到一点残汤剩饭吃了，又向着乐山迈进。下午时分到达乐山，隔江望着两座大寺庙，一个是大佛寺，一个是乌尤寺，踏上一条顺江而下的扁舟，得到船夫的照顾，不一会儿就到了上乌尤寺的岸边。舍舟登岸急向山寺攀登，在暮色降临之前赶到寺的客堂。顶礼后被照客师指定在旁边坐下，经过知客师询问了一番，就送进了行脚僧挂单的上客堂。还是一个大通铺，指定了一个坐卧的位置。不久来了一位老和尚问明原委，叫我到斋堂去用斋之后，我向老和尚乞求收留我在这里住下。他问：“你烧香扫地的事情都会做吗
”我答：“都能做。”他又说：“我这儿有一位很有学问的法师，你愿去侍候他，求得他教你读书么
”我听说是一位很有学问的法师，便欣然答应了。他说：“这位法师，就住在寺后面的观音殿楼上，你也住在那儿去，一面侍候法师，一面照顾观音殿的香火。”接着，我就搬到那儿去住，每天除给法师打水扫地，磨墨看他练字，闲余时他给我教点书，我抽空打扫观音殿，遇有人来观音菩萨面前祈祷，就帮助烧香敲磐。
日子过得真快，我跟着法师练字读书，倒有些进步。法师的法号叫“遍能”，听说他曾从北平高级佛学院攻读卒业归来，是本寺方丈传度老和尚培养的继承人。不料在1934年秋天，重庆华岩佛学院，聘请他去当教务主任，他接了聘准备去上任。我听说这个好消息后，向他请求带我去上学，我仍然继续侍候他，又求方丈和尚帮说情，他终于答应了，我真是喜出望外。
在秋高气爽的一天，遍能法师带着我买了下重庆的轮船票，过几天就到了重庆华岩佛学院，也让我入了学，老师较多了，课程也较多，开始听到“因明”这个名词，但不知道它的内容。学院按班级学习，不需缴伙食费和学费，学习成绩考得好的还发点奖金，除开侍候遍能法师，我就是专心读书……。
到了1937年夏天，看到报上登载“北碚缙云山上的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招考新生的广告”，这时我才十七岁。从报纸上还知道“七七”芦沟桥事变的消息，日本鬼子侵入了我们祖国神圣的领土，不愿当亡国奴的社会呼声，一时甚嚣尘上，在读书保家卫国澎湃心情驱使下，求得遍能法师的同意，我同一些同学去投考汉藏教理院，经过考试被录取了。
汉藏教理院开学了，老师更多，有海内外著名的太虚大师任院长，有法尊等有名的法师、先生们授课，在许多课程中设有藏文、因明等。这里也不收伙食费和学费，每月成绩优异者，还得奖励三、五块钱，也解决了零花钱的困难。
法尊法师在授藏文课的同时，还讲《西藏政教史》课，自然就讲到西藏因明学特别兴盛的情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我逐渐诱发了对西藏一种欣羡的特殊兴趣。
一直学到1941年，快毕业了，毕业后往何处去
却是我思想上一个新的考虑，日寇对大后方重庆的狂轰滥炸，搞得人心惶惶，对日寇的侵略蹂躏，却极为愤慨!无能的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在紧急关头，也发出开发边疆的号召。
到1941年，我们举行了毕业典礼，我被聘到合江法王学院教书，但盼望到西藏深造藏文和因明学的愿望，却一直萦绕于怀。然而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又怎么能够实现自己进藏深造的愿望呢
到了1943年冬，碰上蒙藏委员会招考游学西藏公费僧的机会，我同我的同学善化去投考，被录取并发了旅行护照和旅费，我们遂于1943年冬天，由重庆出发，经成都等地踏上了西康省政府的辖区，就是人们说的进了草地，其实是进入了人烟稀少的万里高原。
经历了无数艰辛，终于到达西藏的古城拉萨，即设法进入格鲁派大寺之一的色拉甲绒康村，加入藏僧的行列，起藏名永灯嘉措，我开始学习藏语文和因明学等。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做为一个汉族学生，是可以想见的。
二 实现了进藏深造的愿望
在藏传因明学大海里，我象—叶扁舟在漂浮。刚从天府之国，来到异土风情的边陲僧侣最高学府，首先碰上的是语言文字都是藏族的，还有日常生活不习惯、规章制度也都是藏式的，我必须首先学会这些，适应这些，才能生存下去，进行学习我盼望学到的知识，其困难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要学唐玄奘当个翻译佛经的人。”这是拜别母院法尊老师时，他对我们的谆谆教诲，他特别语重心长的一再叮咛，西藏是我国的西南边疆，现在还保存着不少从印度输入的有学术价值的典籍，也有不少品学皆优的喇嘛老师，你们要注意刻苦学习我们汉地还没有翻译过来的“因明”，这对我们汉传因明，将有较大的补缺作用。
我带着这个教导，思量着我的学程，肯定地认识到，只有按寺制规定的一切去进行，才能保证不发生意外的遭遇。就这样，在寺里师傅的帮助下，我边学藏语文，加入按学制考格西学位的低级班——初级因明班，遵照死读硬背并进行辩论的学习方法，进行“因明”学习，还得学会烧牛粪火熬茶揉糌粑一套生活方式的操作。
一年后经过堪布的当众辩论考试，升一个班级。就这样，我在学习中的困难逐渐减少，教书的老师也为我的进步而高兴，并得到老师们的鼓励。因此，我的学习劲头越来越大，有些藏文书自力钻学也能弄懂，对老师的讲授更专心听讲，更积极参加辩论。因为有学汉文的方法作基础，回到自己的小僧舍里，也锻炼藏文写作，摸索初步的翻译，这一小小的尝试，增强了我苦钻苦练的毅力。
在1947年，我通过了扎仓的辩论考试，接着又通过放帕卿考试(即学完五部大论之一的《现观庄严论》考试)。学习参考的藏文越来越多，我的自学钻研能力也已大大提高，因为没有时钟，在一盏油灯下往往是苦读到深夜，甚至几乎读到天明，读书的快乐仿佛进入甜滋滋的蔗境。
到1949年，西藏噶厦政府中的亲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妄图分裂祖国，掀起一幕“逐汉事件”的丑剧，一时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拉萨，连驻藏办事处的官员，都在被逐之列。幸亏我一直勤奋学经，得到执事的认可，我报名参加了三大寺在距拉萨步行两天路程的饶朵寺一年一度举行的冬季“因明大辩论会”。历时是—个半月，得到扎仓堪布考试批准。这一去同三大寺两千多名学僧进行因明大辩论，在那僻静的穷山垭里，除开读书辩论，再没有什么外来干扰。
在藏历十二月底，冬季因明大辩论会结束，我又随寺学僧们背着书箧返回色拉，又经过扎仓堪布的会考。这时听说“驱汉事件”已基本平定，并听说共产党解放军已解放了除西藏的全国大陆，已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正在准备解放西藏。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大事啊！难怪我们还在参加饶朵寺的因明大辩论会时，一天凌晨，西藏地方政府的重要官员，在凛烈的寒风中，轻骑簇拥经过山坡下的绛麦地方。听说达赖喇嘛也便装轻骑而来，我跟着其他的学僧蜂拥下山，混在人群中拦路朝谒达赖喇嘛，见他风尘扑扑给我们这些学僧摸顶说：“为了西藏的宗教政治，我们暂去卓摩亚东……。”
我的心情又是喜又是惧，喜的是西藏快获得解放；怕的是西藏亲英美分子，为了策划抵抗解放西藏，是否会发动一次血腥的屠杀
……但事情已到了紧急关头，为了弄明情况，我冒着风险从色拉寺跑到拉萨，钻进平常熟识的一户青海商人家。听说西北军政委员会派遣了以达赖喇嘛的大哥诺布为首的劝和代表团已到拉萨，目的是劝说达赖喇嘛，接受和谈解放西藏，不料诺布也随达赖喇嘛逃去卓摩亚东了。只剩下该代表团的秘书迟玉锐等几个人，但被西藏警察监视住在翠南街的一间僻静的房子里。听迟带信说，如果打听到你还在色拉，叫你无论如何去见他一面。我从青海商人家走出来，夜幕已经下降，我是全付喇嘛装，用披单缠裹着头面。我尽管不曾与共产党人有过联系，但考虑到我是一个中国人，出于一种纯朴的爱国热情，也不忍心看着西藏这块中国的神圣领土，被帝国主义分子霸占去。意识到曾在拉萨的汉人，多被西藏噶厦政府赶走了，老迟既然点了我的名，要我到他的住处去一趟，说明现在老迟是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一定需要人帮助，我不能考虑更多，即使牺牲又算什么！在夜幕中我警惕地赶快走到老迟的住处，四面一看，警察警戒森严。我急步登上那幢房屋的二楼上，见到两三个异乡人，正在一盏暗淡的油灯下吃饭，我赶快向他们报了姓名，一个人说，“你赶快离开这里，明天在那青海商人家见面。”我们谈了这几句话，我飞快下楼，三步当做两步就穿过街心，消逝在夜幕中。虽然心里还感到忐忑不安，但已平安走过警察的封锁线，迈开步子就朝色拉寺回跑，很快就钻进我那小小的僧舍，并没人发现我的行踪。
翌晨拂晓，我赶到拉萨约会的那个青海商人家，等了不大一会儿，老迟来了，我们再次见面。他嘱咐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同你见过面，你就注意社会、官方、寺庙的动向，下一次在另外一户商人家见面。”
开始，我与老迟每次见面，就预约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过了些日子彼此才有进—步的了解，我也向他倾吐了真实爱国的热情，他慢慢对我也才减少了怀疑。
在紧张的生活中，转眼间到了1951年，听说噶厦派了以阿沛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去北京，协商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等到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的消息传来，老迟从他们的电台收到十七条协议的条文后，他拿着电稿在约会地点见到我时，大胆地说：“快设法找擦珠活佛同你把这电稿翻译成藏文，由我亲送到噶厦去，相信这以后，他们再不敢找我的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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