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因明学提纲

　　因明，肇始于古印度，在世界逻辑史上，因明学、古希腊的逻辑学、中国的名辩学，犹如三颗瑰丽的明珠，在学术界交相辉映，各放异彩。

　　早在唐朝以前，有关因明思想，就伴随着佛学的输入而传入中国，至唐朝大翻译家玄奘大师，游学印度十七年归来，把因明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翻译、讲学、传播，当时引起思想界、学术界的重视，不分缁素兢相研习、注疏。

　　继而，在公元七世纪许，吐蕃的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约公元617—698)，统一了部落分散的西藏，深感无通用文字的不便，渴望改变藏民族的落后面貌，遂选派了图弥桑布扎等十余位英俊青年，前往印度(天竺)求学，大多数青年，因气候环境失调而死去，只有图弥桑布扎等少数人学成归来，得到松赞干布的大力支持，仿照梵文，结合藏语的实际，创制了藏文。从此，开始结束了藏民族愚昧落后的状况。

　　随着翻译事业的发展，引进了印度文化，因明学，也逐渐由历代翻译家，把它介绍过来。这样，以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就构成了中国是因明学第二故乡的地位。

　　今年(1988)夏，适中央民族学院和西北民族学院来藏实习研究生的邀请，要求我谈谈藏传因明学，在病魔缠绕和仓忙中，我用左手写出了这个不十分成熟的提纲草稿，在西藏大学为他们讲了两次，因时间关系，未能讲完，今趁《藏传因明学》这本拙作，得到西藏人民出版社给予出版的机会，把这个提纲整理出来，作为《藏传因明学》的引子。

　　一、古印度因明学与藏传因明学的关系、以及藏传因明学的特点

　　关于这个问题，为了便于理解，我将分为四点来叙述。

　　1、古印度因明学发展过程

　　印度，藏文史籍中，习惯称为？？，是亚洲的一个大国，与我国西南毗连，自古以来，是个民族多，宗教多的国家，文化比较发达，因明，就发源于这个古代的邦国。

　　印度习惯把学术称为“明处”，或简称为“明”如中国的“学”，藏文称之为“rig-pa”。因明这一词，是汉传因明翻译的名称，藏传因明中有三种译法，为“tshad-ma-rig-pa量学”，“gtan-tshigs-rig-pa逻辑学”，“rtags-rig因明学”。为了遵从中国古译“因明”这一词，故在这部书里，主要沿用“因明”，其它的作为附注。

　　因明学，肇始于印度古老的“尼也耶”学派，佛教习惯叫它做“外道”，继而由佛教的历辈大师，通过辩论逐步发展建立起来的。相传尼也耶派的学者“足目”(rkang-mig-pa)为创始人，这个学派的根本经典，据历史文献记载，为《尼也耶经》。

　　梵语译为“尼也耶”，汉文译意为“正理”，藏文译意为“rigs-pa”；这个词的本意是“引导”的意思。凡是引导到一个论题或论点的即称为理论，这就是尼也耶的含义。一个理论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尼也耶作为理论，通常是指真理而说的，所以，汉文译这个词为“正理”，藏文译为“rigs-pa”。而《尼也耶经》，汉译为《正理经》，藏译为《rigs-pavi-gsung》。尼也耶派的这部根本经典，据说共有五卷，在此就不能介绍了，但可摘要介绍一点：在中国吉藏法师所撰《百论疏》一书，谈到《正理经》一卷中，所讲的十六范畴，绝大多数是有关印度古代逻辑的宝贵材料，对后来的“因明”有相当的影响，比如：它讲到“知识工具”，旧译为“量”，藏文译为“tshad-ma”，能知的主观认识为“量者”，以它而认识的对象叫“所量”，这就叫“知识工具”的范畴。

　　《尼也耶经》一卷中所讲的十六范畴里，前面九个所讨论的，不外乎知识的来源、命题的种类、推理部分等。后面七个基本概念，是说明讨论问题的性质，比如：有无理性的争辩和破坏性争辩等。

　　佛家因明学，对于尼也耶派的逻辑学，不但有所继承，更重要的是有所发展、有所改造，其内容之精密，实远在尼也耶派之上，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因明学发展过程，所必须十分注意的。

　　尼也耶出现的年代，据玄奘大师的高足，窥基法师所撰的《因明入正理论疏》，简称《大疏》中说：“因明者，为破邪论，安立正道。劫初足目，创标真似，爰暨世亲，咸陈轨式。”关于劫初，作为时间的概念，是难以稽考的远古名词，足目其人，究竟出生于什么年代，的确很难确定了。

　　至于《正理经》是否一时一人之作，也不易论断，现在所能知道的是《正理经》的注释，现存的最早的，为印度学者伐兹耶雅那所撰的《正理经》注释，从而可见《正理经》，是在伐兹耶雅那以前就已经完成了。

　　伐兹耶雅那大约出生于佛家陈那论师以前，即约在公元后四世纪的后半期，还有龙树论师在他所著的《廻诤论》和《广破论》中，曾破正理派的学说，《正理经》中也有反驳佛家中观宗龙树学说的记载，龙树为公元三世纪人，出生于南印度之贝拉尔婆罗门家庭，从反面推测，《正理经》的出笼，可能在公元三世纪与四世纪之间。

　　《正理经》，在三世纪与四世纪之间问世，年代不为不早，其所产生的影响，是相当长远的，这不仅是佛家因明学而已，正如尼赫鲁先生所著的《印度的发现》一书里说：“正理(尼也耶)派所采用的方法是分析的、逻辑的。实际上正理的意思，就是逻辑，也就是正确推理的科学。它在许多方面与亚理土多德的三段论法相类似，虽然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基本上的不同，正理派所包含的逻辑的原理，为其它的一切哲学各派所接受，而且在整个远古和中世纪时期直到今天印度学校和大学中，都把教授正理派哲学当作一种智力锻炼。”

　　在内学(佛学)方面，逻辑思想可以说渊源于四句记问等。世人多以佛教尚空谈，不务实际，这在佛陀(指释迦牟尼佛)逝世以后，佛教徒中诚有此倾向，但在原始佛教却不是这样，尼赫鲁曾说：“佛陀曾经屡次警告人们，不要在形而上学的各种问题上作学究式的争辩。据说他曾说过“人在说不出所以然的事情上应该不发言。”真理要在人生本身内去寻求，而不是在人生领域以外的各种事件争辩中去寻求，因为那些事情不是人类理智所能及的。……在经验世界中，纯有的概念，是不能理解的，因此置之不论，同样的造物主——上帝的观念，也是一个不能用逻辑来证明的假定，所以也置之不论。”

　　佛陀在世时，有一位鬘童子提出下列问题问佛：

　　“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

　　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

　　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

　　。

　　佛陀认为讨论这些问题，徒劳无益，打了一个极生动的譬喻：

　　“犹如有人被毒箭，因毒箭故，受极重苦，彼有亲族怜念愍伤，为求利义，饶益安慰，便求箭医。然彼人者，方作是念：未可拔箭，我应先知彼人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为长短粗细，为黑为白，不黑不白，为刹帝利族、梵志、居士二师族，为东南西北方耶

　　……。”

　　这段譬喻，真是确切极了，可见佛陀认为不要在世界有始无始，有边无边，身体生命是一是异这些问题上兜圈子；凡是形而上学的各种问题，“非梵行本，不趣智，不趣觉，不趣涅槃者，一向不说。”

　　那么，佛陀是不是对于问题都不作正面的答复呢

　　却又不然，主要看提出问题的性质，《集异门论》说得最明显，如说：

　　“四记问者，一应一向记问，二应分别记问，三应反诘问，四应捨置问。”

　　在这四问中，我就第三问作个简单的说明，如《集异门论》说：

　　“云何应反诘问

　　答、若有问言，为我记说法，得此问时，应反诘记，法有多种，汝问何法？为过去、为未来、为现在？为善、为恶、为无记？如是等法，有无量门，应反诘问，是名应反诘问，……。”

　　这四记问已开因明学之端。佛灭后五百年，论法初行，散见四部《阿含》及各种小乘经论，当时但言“论法”，并没有“因明”名称。“论”是“论议”，即立论者与敌论者，各申自己的主张，“法”是法则或规律，用它来判定是非曲直。

　　到了公元三世纪(佛灭后七百年顷)，龙树论师(mgon-po-klu-sgrud)出生在南印度的贝拉尔婆罗门家，皈依佛教后，大宏般若之学。苏联科学院院士彻尔巴茨基教授，在1927年列宁格勒出版的《佛家涅槃概论》一书中，认为龙树应列入人类伟大哲学家之一，这与其说是印度学家的工作，还不如说是一般哲学史家的工作。他说：“龙树的奇异文章风格，总是令人感到有趣味，大胆使人无法回答，有时也仿佛骄傲。”他把龙树哲学的观点和现代英国绝对论者布拉德烈(1846年——1924年)与德国黑格尔的哲学观点互相比较说：“布拉德烈对于日常世界中差不多一切的概念，如事物和性质、关系、空间与时间、变化、因果、动作和自我等，都一一加以驳斥，与龙树的否定论正相吻合，这是很令人注意的。从印度人的观点来看，布拉德烈可以说是一个纯正的中观派的哲学家，在这些相同之外，在黑格尔辩证法和龙树的辩证法之间或者可以发现更要大的亲切的类似。”

　　龙树所说的“八不”法门之“八不”即“中道”，亦称八不缘起，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和中国三论宗的理则之一，正如中观学派认为“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这对世界和人生作了概要的说明，并认为事物的本身，具有运动变化的原因并不待外缘，如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用这个观点，把真实世界与现象世界统一起来看，却富有辩证的意义。龙树的辩证法思想，具体表现在《中论》和《大智度论》等著作中，在此请容许省略；其有关《因明》的著作，有《方便心论》，这部论共分四章，在此亦省略不述。

　　因明学是从单纯的辩论术到逻辑的逐渐发展过程，弥勒 (rje-btsun-byams-pa)《瑜伽师地论》中所论七因明，正是古代因明学中，辩论术部分的极其概括的总结。至于我们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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