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煩了……。”
我在注視藏方動向的同時，還是照舊學習，忽然聽說，按照十七條協議的規定，張經武代表經印度來到亞東，見到了逃到亞東的達賴喇嘛，正式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交給十七條協議的正式藏漢文本，並勸達賴喇嘛返回拉薩，張經武代表、阿樂部長等先行來拉薩。老遲囑托我聯絡在拉薩的青海幫，四川幫，回幫，北京幫，雲南幫的商會負責人，聯合起來在拉薩西郊的接官廳，舉行一個隆重的歡迎會，我出面與這些幫的負責人斡旋，在老遲的授意下，把這個歡迎會組織起來了。
張代表等平安到達拉薩後，噶廈政府安排張代表等下榻在“赤門”那個貴族房裏，照例派了些警察保護。
由老遲引薦，我去拜會張經武代表，他公務繁忙，由阿樂部長接見我，作了較長時間的敘談，最後他給我簡單談了一點革命道理，叫我有困難就去找他，經常去他那兒擺談。
從此，我與他們保持較密切的聯系，我仍然照常回寺學習辯論因明。因爲同他們接觸，使我長期以來，思想封閉的無知，受到無産階級革命理論的啓迪，對于祖國這個概念，産生了新的認識，對“爲人民服務”，這個概念，才逐漸有些理解。
到了1952年初，見到阿樂部長，他說：“你這下該體會到我們共産黨與國民黨的不同了吧
我們是以解放受壓迫受剝削的人爲宗旨的，我們和平解放西藏，是爲了幫助藏族同胞發展經濟文化的，你是一個懂藏漢兩種語言文字的人，我們成立了一個西藏軍區編審委員會，專做文字翻譯工作，已經邀請了擦珠活佛等參加工作，你如果願意也歡迎參加，你覺得怎樣？”我說：“我在寺裏的學習，還沒結業怎麼辦
”他說：“每天辦公的時間不長，你仍可以回去學習，可以兼顧嘛!”我慨然答應願意參加工作。
在1952年叁月初，我正式參加了編審委員會的工作，每天下班較早，就趕回寺參加學習辯論因明，保持了半工半讀的狀況。到了1954年，因工作逐漸開展，翻譯任務越來越重，領導一再教育我是否可以退學，搬到機關裏食宿工作。我經過一番思想鬥爭，認爲退了學只不過考不成格西學位罷了，而文化工作還是離不開書本。自修也是一條自學的道路，于是把我的想法回寺向老師禀告了。教經的老師考慮之後，同意我到拉薩參加工作，但寺中退學的手續還需要辦，我只好送了些大洋，請老師向各方執事言明准許我退學的請求。把寺裏退學的手續都辦妥後，我把曆年購置的藏文書，雇了兩個人替我背下來。單位上給了我一間房子，就算是我的家，把書籍都堆放在裏面，除開上班，我就讀書，遇有難解的地方都集中起來，抽星期天去看望老師的機會，請教他。
就這樣，我還是沒有放松對藏傳因明學的鑽研，有時也試譯一些。1956年編審委員會合並到西藏日報社，1957年成立藏文編輯部，領導叫我擔任翻譯科副科長，管理翻譯藏文報紙的業務。工作雖然增加了，面我自學藏傳因明學仍堅持不懈，因爲在實際工作中，我體會到它對我的翻譯工作有很大的幫助。因此，除了自學因明，還得鑽研藏文文法等，不如此，就難以勝任發展了的複雜翻譯工作。
後來，又叫我擔任藏文編輯部代理副主任，管理藏文編輯部的藏文業務，主任、總編輯都不懂藏文，他們也不管藏文業務。
我看藏文書的時間只有晚上，而藏文書都是藏式經書，報社有些人晚上看到我老呆在宿舍裏看書，他們不了解情況，說我在宿舍念經，所以每到藏編部開會時，他們給我提意見，說我還在搞“封建迷信”，當面雖曾加以辯解，他們硬說我是“走白專道路”，一遇開會我就成了批判的對象，從而使我在思想上無形中背起—個沈重的包袱。
到1960年，我因審一篇支持剛果電影周的消息，在“支持剛果”的藏文稿上，翻譯成了“支持支持剛果”，就是多了一個支持，便說我故意搞破壞，藏編部一些人不同意對我的這一指責，把那些人也說成我的同夥，誣陷我搞什麼“反革命集團”，說我是這個集團的頭頭。就這樣，區公安局幾個人來到我宿舍，出示逮捕證要我簽字，我拒不簽，強迫我帶上手铐，帶到看守所審查，這一下，就被關押在看守所十四個年頭。
在這不短的監獄生活中，說是無産階級專政下不許亂說亂動，反複提審，要我交出“反革命集團的組織、綱領”，我深感冤屈，哪有什麼“反革命集團”
哪有什麼“組織”、“綱領”等，真是一個兔兒頭上長了角的奇談罪狀，我深感“他日座上客，今日階下囚”的悲慘處境。
在獄中，除背土、石等苦力勞動外，還要我給翻譯文件，真是有苦難申，直關到1974年，我忍無可忍了，覺得“黃河也有澄清日”，爲什麼我這個案子就沒有盡頭呢
我的思想因而鑽進了死胡同，我向公安局的幹部申訴，如果認爲我確有罪證就槍斃了吧！如果認爲沒罪就釋放吧!這樣把人關住何時才是個盡頭呢
！
公安局的幹部，也說不出什麼理由，再不好關下去了，乃于 1974年宣布我無罪釋放。關過監獄的人回到社會上連工作都找不到，公安局才叫我留在六處，給他們做雜工，是一級普工待遇，好在每周可回一次家。到了1975年冬天，公安廳行政處的一個科長，乘一輛北京牌汽車，來接我去公安廳的“五·七”農場當管理員，管理農場的生産，一直住到1978年。我以爲這一生就此完了，不料在四月的一天，公安廳的行政科長，坐了一輛北京牌汽車來，叫我馬上收拾行李同車回拉薩，幹什麼他說他也不知道，弄得我滿腹疑慮，是不是又要把我關進監獄呢
……。
到了公安廳，叫我馬上去政治部，我去見到負責幹部，她說：“你馬上去區出版局報到，這是你的行政介紹。”拿了這張行政介紹，內心才泛起一線希望，再無法考慮別的問題了。
趕快跑到區出版局辦公室，等候已久的局幹部和區宣傳部的幹部，有點生氣地問：“你爲什麼才來
”我答：“接我的汽車才從農場把我接回來，取了介紹信馬上就跑來了！”他們才息氣的樣子對我說：“你從今天起就是我們編輯部的編輯了，但是要你明天就坐飛機去成都，聽說要編一部什麼辭典。”我說：“我在農場當管理員時的帳還沒有結算怎麼辦
”他們說：“我們去電話通知公安廳，晚上由公安廳行政處替你結算。”時間是那麼緊迫，回到家，聽說妻子到日喀則探望嶽母的病去了，女兒上學還沒回來。翌晨，接我去機場的汽車來了。我把一兩本書和一套換洗衣服塞進一個小麻袋就上了車，去接同伴欽饒威色。汽車很快向機場馳去，心裏還搞不清是怎麼一回事，上了飛機思想上還糊塗思索亂猜……。
叁 人生道路上一個大的轉折
我是第一次坐飛機，也是叁十多年來第一次回成都，在機艙裏安穩的坐著，系上安全帶，合上眼，思緒萬端湧上心頭，想到“共産黨的天是晴朗的天”，“共産黨來了苦變甜”這兩句曾聽慣的歌詞，同時又回憶起以往的冤枉遭遇，形成了一對矛盾心情，應該怎樣理解現實生活象叁菱鏡中所顯現的影像，成了我探索的奧秘。
飛機很快到達雙流機場，有兩個人高舉著找“楊化群”、“欽饒威色”的牌子，在擁擠的人群中我們急忙走過去同他們打招呼，問了幾句話就叫我們上了他們的汽車，顧不得談什麼，汽車就一溜煙向成都飛馳而去。一會兒到了錦江賓館下車，被他們引上電梯，安置在一間高級豪華的客房，真是浮想聯翩。
次晨，通知到會議室開會，見到四五十個人會聚一堂，由國家民委負責人薩空了主持會議，首先傳達了中央領導人鄧小平、方毅、烏蘭夫的指示，要求與會人員同心協力，編纂一部《藏漢大辭典》。任務艱巨而光榮。連續討論了好幾天，討論的內容是，如何盡快編好這部大辭典和編寫的方向、方法等問題。最後，由主編張怡荪教授宣布人員分工計劃，叫我負責編寫藏傳因明著作中的詞彙，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務。當時沒有藏文參考書，只借到一部《因明學名義略集》。在從中收集詞彙的同時，四川省民委領導人，要求負責專業的人在民委作講座，首先叫講因明。我只有按照僅借到的《因明學名義略集》這個藏文本講，因爲聽講的人較多，藏文接受能力也不同，要求我翻譯成漢文作輔助材料，就這樣，我邊編寫、邊講課、邊翻譯，重新開始了我公開合理地研究藏傳因明學的工作。繼而，張教授把他收藏的藏文《丹珠爾》中的《因明著作》都借給我，還借給些漢文因明書籍。這樣，我住在叁洞橋民委招待所的一間小屋裏，看呀!寫呀!萌發了重整曾被扣上“走白專道路”舊業的思想。
1980年初，忽然從《人民日報》上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招考研究人員的廣告，我反複仔細地讀了這個廣告，衡量我具備的條件與廣告中的要求，想到編完大辭典後重返拉薩工作，也不會得到使用，回想幾十年在拉薩苦讀的悲慘下場，我對自治區那些領導人，從心底裏有些厭惡!
于是，我暗下決心，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招考的研究人員。但是，又不敢給辭典組同事們談這個想法，白天照常上班，晚飯後，我—個人躲在宿舍，按招考廣告的要求，我自己選了《藏傳因明學》的題目，就在我手裏的藏文因明書中，找呀！尋呀！翻譯呀！寫作呀！自下決心後，晚上連覺都不睡，困了就在書案上伏一會兒。這樣艱苦的工作到了正式報名的前夕，才把報考的論文等複寫完，清理了一份裝在一個大文件袋裏，翌日，我還是照常上班，利用工間操的一點時間，偷偷抱著文件袋，飛跑地穿過幾條胡同。到了招考辦公室——四川社會科學院。看到院子裏擠滿了報考的男女老少，我請他們讓給我一條路，我擠進報考辦公室，那兒接受報考的負責人，看到我這個其貌不揚的老漢就問：“你這個老師傅來幹啥
”我答：“我也來報考！”她說：“把你的報考材料交來！”我恭恭敬敬地把帶去的文件袋交給她，她拆開文件袋一一登記，最後，她盯著我說：“你報名的資格夠了，請留下通訊地址，等以後便于通知你!”就這樣，我又飛快地跑回辭典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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