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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不容亵渎的尊严 第三节 学术研究的误区(6)▪P3

  ..续本文上一页努力,都不是无关重要的。再者,这个实体更是印度教徒在梵天,佛教徒在涅槃,中国人在天或道中所寻求的。”

   保罗

  蒂利希(1886—1965)在《文化神学》中讲出如下名言:“宗教,就该词最宽泛、最基本的意义而论,就是终极的关切”、“宗教是整个人类精神的底层”。他认为,所谓的科学旨在说明宇宙的结构与联系,所用方法是试验的与计量的。就一个科学的陈述而言,其真理性在于对实在的结构法则加以准确描述,而且这种描述要经得起实验的反复证实。所以说,凡科学真理均是有待深化、有待改变的,因为人对实在的把握与表述是无止境的。上述不确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科学对宗教的发言权。蒂利希特别强调,科学真理与宗教真理不属于同一“意域”:“科学并无权力干预信仰,信仰也无权干预科学。一个意域是不能干预另一个意域的。”(《信仰之动力》)

   耶稣复活等宗教故事,自然也受到现代历史学家的“考证”和质疑。蒂利希则通过对历史真理与宗教真理的论述,进行了深入辨析。

   执20世纪新正统神学之牛耳卡尔

  巴特认为,宗教必须与世界对话,理应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开放,但过于开放,以致把迎合当今社会及其观念作为首要关切,那就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了。若把神学比作是一幢有门窗的建筑,上述失误的后果首先在于:从统统打开的门窗涌入了太多的思想刺激,致使建筑物里的人几乎没有时间或热心来做自己的事情了。这就无怪乎自由派神学家(19世纪神学主流)为什么在理解基督教真理上没有建树。其次,由于外来风气大受欢迎,可自由刮进来,神学建筑里本应敞开的一扇扇门却被猛地关上了。因而在自由派神学那里,关系到如何理解基督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要么被分解和简化,要么被置之不理、丢在脑后。最后,一系列错误突如其来,而且是神学在家门里的过失。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过失不仅早已得到认可,而且还享有生存权甚至权威性。这就使神学对其基本关切的自明性丧失了信心。巴特感叹道:“(对自由派神学家来说,)值得尊重的教义学才会是可靠的护教论,这一点并没有记在他们的脑子里。假如他们自己没有把19世纪的人看得太认真,那个时代的人倒有可能把神学家看得更认真。就连这种神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也一直没能克服上述局限,尽管他们可称为面对世界的典范。这是19世纪神学的关键问题所在。”(《19世纪的福音神学》)

   “如果想为基督教信仰提供“坚实的”基础,可实际上这种尝试会不会抽掉了其真正的基础呢?19世纪神学没有提出过这些问题。因此,有人就奇怪了,是否那些最能代表19世纪神学的发言人并非一流的哲学家,而只不过是二流的神学家。这或许能从更深的层次来说明他们传教工作的失误。首先按“异教徒”的观点,以使他们认同基督教事业,难道这种为基督教赢得“异教徒”的方式可行吗?这种做法能打动“异教徒”吗?难道要像毒蛇一样精明,非得先像斑鸠那样愚蠢吗?”(同上)

   自由派神学的方法论原则就特征而言是人本主义的;而人本主义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的流行思想。巴特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导致了整个19世纪宗教思维的平庸、贫困乃至危害。他直言不讳地说,既然是宗教,当然就应该是“神本主义”的,唯因如此,才可给人类带来希望和救度,并由此体现出自身的价值。所以在巴特眼中,“理性”并非单纯作为人的一种认知能力而被排斥、而与信仰无涉,更值得深思的一面在于:“理性”是作为一种隶属于庸俗的人本主义或人类中心论的方法论倾向来加以否定的。

   观察基督教人士的护教言行,不等于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更不意味着接受了他们的信仰。看看我们佛教的了义和胜妙,再看看深陷科学和理性重围的西方宗教的不妥协态度,我们很容易知道自己该怎样去做。

   上述观点和言论,对于反思明治时代以来中、日佛教界的问题,认清纯学术性佛教研究的本面和危害,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从中我们进一步确信,貌似亲切温馨的打着解放人性旗号的近代人本主义思潮,实际恰恰是以扼杀人性的自在升华和究竟解脱为代价的。在一切都向平庸的现实看齐、一切都以人的现实欲望为转移的大气候下,永恒和终极的意义早已在无形中黯然失色。在欢呼庸俗和暂时的欲望得到全面满足的同时,有多少人想过,这背后有更加高贵的东西受到了冷落和亵渎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本主义是一剂沉溺平庸和私欲的麻醉剂,是一块遮断永恒和高尚的蒙眼布,并不过分。事实也证明,人本主义、庸俗唯物论、庸俗唯理论、近代科学的崛起,以及物质享乐主义、自我中心观念、人类社会的道德沦丧,是并行不悖的。

   放眼欧洲历史,人本主义对于打破中世纪的封建桎梏,争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自由,的确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人类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毕竟不全都是中世纪式的。既如此,带有强烈时代针对性和历史局限性的人本主义思潮,又怎能永远占据主导地位呢?世间的事物,大抵需要一分为二地对待,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是这样,对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也应该是这样。我们很难说,现代人的自我中心和道德沦丧,是和后二者全然无干的。

   对于一个烦恼重重的凡夫人而言,如果他的头上还存在着更高的价值标准(不论是基督教的上帝,还是儒家的天地君亲师等),其私欲烦恼大致尚能受到一定的制约,不会完全失控。但是,假如这些传统的道德约束力一一撤去,个人的利益和自由成了名正言顺至高无上的究竟目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既然再没什么值得仰视和顾虑的,既然自己现有的根、识、经验就是最高的标准,既然除了具体的现实利益之外再无所求,那人们还有什么不敢去想的,什么不敢去做的呢?说得好听点,人本主义解放的是人类的思想和行动自由,说得更真切些,它所解放的正是众生的无明妄心和我执烦恼!一个丢掉了道德信仰的人,真正是世间最可怕的动物。人类社会之所以腐化、堕落一至于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如果把近现代的科技发展、商业竞争、战争谋略等最能体现“理性风采”的行为,和它们背后的利益驱动结合起来,我们将十分清晰地看见人本主义所引发的两大特征——理性思辨和现实欲望——是如何密切配合有机统一的。作为人类引以为豪的一种特殊能力,理性思辨自然受到人本主义者的高度强调,但它毕竟敌不过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我执烦恼,特别是在这些烦恼被大量合法化的情况下,理性更是常常沦为现实欲望的附庸。为什么理性总是驱散不了邪恶,为什么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危机感、不信任感却越来越强烈,若对长期盛行的人本主义思想进行深刻反省,或许能找到症结所在。

   人类最可怕的敌人,其实并不是中世纪式的外来束缚,而是无始以来就潜藏在每个人心中的无明烦恼。与这些内在的敌人进行搏斗,比起和任何外在势力相抗争,都重要得多。而近现代的西洋文明,恰恰找错了主攻方向,不但轻易放过了这些最具破坏性的险恶敌人,反而对其纵容迁就、顶礼膜拜,故此已将人类引入歧途。把现实中的人的利益、欲望和能力放在第一位,实际已经很隐秘地否定了人类的心智状态和道德修养获得质变的升华和解脱的可能。所以究实而论,在迎合资产阶级利益追求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人本主义等庸俗思想左右下,人类所失去的,实际比所得到的要多得多。

   绝对迷信凡夫有限的根、识能力(当然包括理性思辨)和竭力追逐现实利益,这两大特征强烈提示人们,人本主义和顺世外道之间存在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而众所周知,即便在外道中,顺世外道也历来是被视为最极低劣的学说而受到鄙夷的。但恰恰就是这种卑劣的与顺世外道同流的人本主义思想,从文艺复兴以来席卷欧美世界乃至全球,尤其受到了印顺等佛教学术研究者们的狂热推崇。难道还有比这更能说明末世浊恶的例子吗?

   法称论师在《释量论成量品第二》中,通过十分严密的推理,成立了佛陀是真正的量士夫、佛所宣说的四谛法是最高真理。而人本主义、顺世外道对凡夫人的有限心智能力的绝对迷信,有什么根据呢?毫无疑问,除了“想当然”三个字以外,什么理由也拿不出来。但奇怪的是,就是这种极端庸俗、卑劣的思想,在科学、理性、文明等花环装饰下,竟然成了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这样,人类社会到底是在进步还是退步,就很让人纳闷了!

   宗教的价值和尊严,必须体现在对平凡世间的超越上。尽管当前人类精神修养出现了大幅度滑坡,但我们并不相信,光是物理方程式、数字化生活、GDP的快速增长就能满足人类的全部需要。被动地向世间暂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看齐,实际是非常短视的行为。只有高瞻远瞩地抢占战略制高点,表现出主动引领人类精神需求方向的磅礴气概,才能让世人认识到宗教的固有价值和特殊意义,为宗教赢得尊敬和荣誉。一个宗教,如果与世俗潮流沆瀣一气,无原则地随顺现实社会和凡夫习气,这就是其灭亡的前兆!正因为对这个根本点缺乏认识,19世纪欧洲自由派神学家才受到了后人的激烈批评;在东方,中国的印顺等人则紧随着日本佛教学术研究者后面趾高气扬地犯着同样性质的错误。如果自由派神学家和人本主义思想需要对“整个19世纪基督教思维的平庸、贫困乃至危害”负责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印顺的“人间佛教”及其人本主义思想同样需要对中国佛教的实质性衰落负相当大的责任!

   由于不存在割裂性的偶像崇拜,所以人本、神本之别,在佛教中其实并不特别重要。只要秉持大乘传统教义(特别是光明如来藏思想),广弘“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了义正见,我们并不会面临和基督教一样的困难。但是,在一套极端庸俗、狭隘的思想指导下,印顺等人却偏偏以抛弃和矮化佛教传统精神为代价,无有原则地迎合世俗潮流,从而使广大佛子遭受严重误导,如来圣教蒙受巨大的屈辱和损失!大乘实相正见的废弛不用说了,种种皮相的表演、作秀也不用说了,在完全以人的现实利益为最高原则的思想左右下,许多大违佛教精神的行为也逐渐公开化。比如说,有些“人间佛教”信徒就明确支持利用小鼠等动物进行医学实验,认为没什么惭愧或不妥之处。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人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只要对人有利,那么其他的一切都可以牺牲。照这种观念发展下去,佛教的未来可谓不堪设想!

   在当年日本731部队的眼里,那些被用来做实验的人,大概就和动物没多大差别吧!由此,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到人们面前:如果完全从人的个体或集体利益出发,那么人和动物、人和魔鬼之间,还会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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