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科学的时候，实验室里的专家们却丧失了信念。我年轻的时候，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毫不怀疑物理学原理真实地反映物体运动，是由物理学家的等式中的各种实体所组成。”

　　 这些话出自罗素之口。……近300年来，物理学定理被套上了决定论的钢盔铁甲，而海森堡却有意无意地彻底推翻了决定论。在科学上，只要有一个不妥协的例外，就足以使一条定律无效。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击中了牛顿科学和建立其上的牛顿世界观的要害。

　　 ……科学家们现在承认，某类特定的初始条件可能导致几种不同的状态。他们把早期的决定论定律与新型非决定论定律区别开来。根据后一个定律，每类初始条件的每个可能结果都被定以几率，这就是最佳测量。……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

　　波恩概括了他的同事们在该项研究中遇到的挫折：“我们寻求坚实的基础，但一无所获。我们研究越深，宇宙就越活跃，一切都在四处奔散，剧烈振动。””

　　 “普利高津和他的同事们说，人们过去从经典物理学得到的那种安全感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人们不可能像笛卡尔、培根、牛顿想像的那样去了解自然。有种观点认为，人类可以脱离自然，发现自然的奥秘，并将其作为“不变真理”而控制、改变自然世界。事实证明这种思想是错误的。首先，正如科学家尼尔斯

　　波尔所言，在自然秩序的展开过程中，我们不仅是观众，也是演员。不管我们作任何努力，我们终究不能脱离周围世界；其二，由于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不断变化的、不稳定的宇宙，那种经典物理学决定论的“不变真理”观念已不能成立。普利高津说：“和那种把世界当作一部自动机的传统观点相反，我们又重新拾起了把世界当作一件艺术品的希腊模式。””

　　 “这种把世界看成是不断衰亡、周而复始的历史观，深刻地影响了希腊人社会结构的观念。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变化最少的社会秩序才是尽善尽美的社会秩序。他们的世界观里根本没有持续变化与增长这些概念。说到底，增长并不意味着给世界带来更大的价值或秩序，而是适得其反。……古希腊人把更大的变化与增长同更大的衰亡与混乱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理想就是把一个“变化”尽量少一些的世界传给后代。”(原来西藏人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认知和实践，早就有知音。今后如果还有人想用“经济落后”、“发展停滞”这些言辞来鄙夷西藏，就应当好生读读这本书。——引者注)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熵定律只涉及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的万物都是有限的，一切生命新陈代谢，最终归于死亡。熵定律虽然统治着时空的横向世界，但在纵向的超然精神世界里，它就销声匿迹了。精神世界并不受熵定律的专制统治。精神世界是一个非物质范畴，它无际无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关系，就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部分在无边无际的整体中展开。熵定律制约着物质的时空世界，却反过来又受着孕育着这一定律的原始精神力量的制约。”(把这话和亚瑟

　　爱丁顿爵士所说的“熵是时光之箭”联系起来，可以为理解伟大的智慧生命如何超越时空等“顽固地坚持着的幻觉”提供一种积极的思路。——引者注)

　　 “1977年，舒马赫在美国讲学时指出：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是，将来仍然是重兴形而上学理论。这项崇高的工作将使我们澄清对下面问题的根深蒂固的认识：人是什么？他从何处来？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是关于人类生存的大问题，几千年来一直吸引着人们。今天，在我们“早九晚五”的生活里，这些问题早已被人冷落，而且，由于它们不符合牛顿世界观为世界作的巧妙、统一的解释，而被视作是“近代科学出现之前”的事情。然而，往日的大问题注定要在向我们招手的将来的低熵世界里卷土重来。人类在低熵能源环境中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追求。”

　　 “体现在世界各大宗教中的前人智慧早就教导我们，人生的最终目的不是满足一切物欲，而是达到同宇宙的超自然统一体合而为一的解脱的体验。人生的目的是寻找“解放我们的真理”，认识我们的本质，与把生活的一切生灵联系在一起的绝对原则取得一致；还有，了解上帝。梵语的表达更为简练：TatTvamasi(那就是你)。在生存中理解这个道理，以这种超俗的实在指导我们的生活——这就是因信奉传统智慧而产生的人类发展。”

　　 “所有传统的智慧大师无一例外地信奉低熵生活的内在价值观念。佛陀、耶稣、穆罕默德、以色列的先知们和印度大圣们都为这种朴素的、自甘清贫的、公有的生活起到了表率作用。他们对全社会的教导表达了类似的价值观念。”

　　 “过去15年里，美国出现了大量东方宗教实验活动。今天，50万以上的美国人是佛教的信徒；有400至500万人在练习冥想、瑜伽等发源于东方宗教的精神和身体活动。同时，美国也在经历一场宏伟的福音派新教的复苏……东方宗教的信徒们，特别是佛教徒们，早就懂得把能量流通降低到最低限度的价值。冥想练习是为着减慢能量耗费。一个人将维持人体生存所需的能量降低到最低限度后，他便到达了涅槃或真理的境界。东方宗教早就宣称，不必要的个人能量耗费只会增加世界的混乱。根据东方教条，只有同周围世界融为一体，才能达到终极真理。这只有同自然的其他部分建立起统一的关系才能做到。(爱因斯坦：“这种宗教意识的来源，是在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时得到的体验。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引者注)”

　　 ……

　　 不仅仅是降低技术含量和能量流通，该书显然还把生命的感悟和解脱放到了重要位置上。这是进行彻底的反省所必然导致的结论。

　　 表达了类似思想倾向的书籍和言论，在当代西方社会并不少见。限于篇幅，我们就不过多引述了。不过，上面的文字已经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当代西方新兴思潮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对传统的机械世界观和科技迷信的反省和批判，二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推崇。虽然这方面的言论和观点不尽完善、正确，但却不容置疑地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西洋文明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此外，看看基督教人士对时代冲击的反应和态度，对于我们肯定宗教的价值，特别是增强对佛教的信心，也很有帮助。

　　 从文艺复兴以来，基督教就麻烦不断。由于自身的问题以及距斗争漩涡更近，所以它遭受的冲击也更大。但即便如此，基督教人士仍然没有轻易屈服，而是十分顽强地展开了抗争。到目前，已经涌现出新正统神学、新托马斯主义、现实主义神学、历史神学、普世神学、文化神学、改革派认识论等许多观点和流派。

　　 “信仰与理性”是贯穿于宗教哲学史上的基本矛盾，也是所有宗教人士都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许多基督教人士进行了深入论述。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

　　詹姆斯(1842—1912)讲道：“形而上学与宗教领域的真理在于，只有当我们有了关于实在的不可言说之感觉，并早已用于支持某个结论，有关同一结论的可言说之理由对我们才是有说服力的。实际上，到这时我们的直觉与理性才合作，才会形成一些伟大的世界性体系，像佛教体系和天主教哲学体系。我们出于冲动的信念在这里永远是揭示真理之原初质地的东西，而我们可用词语明确表达的哲学，只不过是将信仰翻译成了显赫的公式。这种非理性的、直觉的信念是我们身上深层的东西，理性的论证则不过是外表的显示。本能引路，理智只不过是跟随。如果一个人像我引用的例证那样，感觉到有个活生生的上帝，那么，你的批判性论争不管多么前所未有过的高深，对转变他的信念来说均属徒劳。”

　　 普世神学的巨擘汉斯

　　昆指出，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思想家们曾一再宣告“宗教的终结”，并期待着用科学取代宗教。今天看来，这只是一种设想或推测，不仅没有得到证实，而且其方法论基础是对科学或理性的盲目信赖。他通过对“辩证神学”和“自然神学”的反省，特别是对康德哲学的反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汉斯认为，康德哲学留下的启发在于：拒绝让纯粹理性的矛盾或二律背反进入人的现实存在范围，这就在信仰证实问题上超越了“纯理性”，消除了强制性的论证形式，同时又保留了信仰的内容。但先验地假定人身上存在着一种冷酷无情的道德法则或绝对命令，又显得不无牵强，因为证实信仰问题的出发点，实际应该是“作为整体的人”。他强调，信仰之选择是由一些根本问题引起的，像如何理解人和世界，如何理解现实的不确定性，如何认识现实之终极根据、依凭和目标等等。对于这些根本问题，当然可以采取怀疑论或不可知论的态度。但可以肯定，假如一个人不准备“承认上帝”及其信仰的实际结果，那他永远不会获得关于上帝的合理知识。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完全面对现实，大胆献身于终极之根据、依凭和目标，现实才会以其最终的深刻性展示出来；这时尽管还会存在种种不确定性或怀疑，可信仰者却能从根本上达到并保持一种确定性或信赖，即体验到信仰上帝的合理性，使之得到理性的证实。通过“外在的理性”不可能先在理性上强行证实上帝的存在，而与之相对的“固有的理性”是指，能证实信仰的那种理性本来就和“信赖上帝的大胆行为”不可分，即属于一种“实践的认识”。在《我为什么还是个基督徒》(1986年)——该书显然针对罗素的《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1957)——中，汉斯

　　昆讲道：“除了这位上帝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了！这位独一无二的上帝是起先的也是末后的，是犹太人和基督徒所共同崇拜的，也是回教徒所祈求的安拉。这种事实对于大卫营协议及最近谋求中东和平的…

《第四章 不容亵渎的尊严 第三节 学术研究的误区(6)》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