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科學的時候，實驗室裏的專家們卻喪失了信念。我年輕的時候，大多數物理學家都毫不懷疑物理學原理真實地反映物體運動，是由物理學家的等式中的各種實體所組成。”

　　 這些話出自羅素之口。……近300年來，物理學定理被套上了決定論的鋼盔鐵甲，而海森堡卻有意無意地徹底推翻了決定論。在科學上，只要有一個不妥協的例外，就足以使一條定律無效。海森堡(的“測不准原理”)擊中了牛頓科學和建立其上的牛頓世界觀的要害。

　　 ……科學家們現在承認，某類特定的初始條件可能導致幾種不同的狀態。他們把早期的決定論定律與新型非決定論定律區別開來。根據後一個定律，每類初始條件的每個可能結果都被定以幾率，這就是最佳測量。……著名物理學家馬克斯

　　波恩概括了他的同事們在該項研究中遇到的挫折：“我們尋求堅實的基礎，但一無所獲。我們研究越深，宇宙就越活躍，一切都在四處奔散，劇烈振動。””

　　 “普利高津和他的同事們說，人們過去從經典物理學得到的那種安全感不過是一種幻覺而已。人們不可能像笛卡爾、培根、牛頓想像的那樣去了解自然。有種觀點認爲，人類可以脫離自然，發現自然的奧秘，並將其作爲“不變真理”而控製、改變自然世界。事實證明這種思想是錯誤的。首先，正如科學家尼爾斯

　　波爾所言，在自然秩序的展開過程中，我們不僅是觀衆，也是演員。不管我們作任何努力，我們終究不能脫離周圍世界；其二，由于我們正在經曆一個不斷變化的、不穩定的宇宙，那種經典物理學決定論的“不變真理”觀念已不能成立。普利高津說：“和那種把世界當作一部自動機的傳統觀點相反，我們又重新拾起了把世界當作一件藝術品的希臘模式。””

　　 “這種把世界看成是不斷衰亡、周而複始的曆史觀，深刻地影響了希臘人社會結構的觀念。柏拉圖與亞裏士多德都認爲變化最少的社會秩序才是盡善盡美的社會秩序。他們的世界觀裏根本沒有持續變化與增長這些概念。說到底，增長並不意味著給世界帶來更大的價值或秩序，而是適得其反。……古希臘人把更大的變化與增長同更大的衰亡與混亂聯系在一起。他們的理想就是把一個“變化”盡量少一些的世界傳給後代。”(原來西藏人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認知和實踐，早就有知音。今後如果還有人想用“經濟落後”、“發展停滯”這些言辭來鄙夷西藏，就應當好生讀讀這本書。——引者注)

　　 “然而我們必須強調熵定律只涉及物質世界。物質世界的萬物都是有限的，一切生命新陳代謝，最終歸于死亡。熵定律雖然統治著時空的橫向世界，但在縱向的超然精神世界裏，它就銷聲匿迹了。精神世界並不受熵定律的專製統治。精神世界是一個非物質範疇，它無際無涯。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的關系，就是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系：部分在無邊無際的整體中展開。熵定律製約著物質的時空世界，卻反過來又受著孕育著這一定律的原始精神力量的製約。”(把這話和亞瑟

　　愛丁頓爵士所說的“熵是時光之箭”聯系起來，可以爲理解偉大的智慧生命如何超越時空等“頑固地堅持著的幻覺”提供一種積極的思路。——引者注)

　　 “1977年，舒馬赫在美國講學時指出：我們時代的當務之急是，將來仍然是重興形而上學理論。這項崇高的工作將使我們澄清對下面問題的根深蒂固的認識：人是什麼？他從何處來？人生的目的是什麼？這些是關于人類生存的大問題，幾千年來一直吸引著人們。今天，在我們“早九晚五”的生活裏，這些問題早已被人冷落，而且，由于它們不符合牛頓世界觀爲世界作的巧妙、統一的解釋，而被視作是“近代科學出現之前”的事情。然而，往日的大問題注定要在向我們招手的將來的低熵世界裏卷土重來。人類在低熵能源環境中有著迥然不同的人生追求。”

　　 “體現在世界各大宗教中的前人智慧早就教導我們，人生的最終目的不是滿足一切物欲，而是達到同宇宙的超自然統一體合而爲一的解脫的體驗。人生的目的是尋找“解放我們的真理”，認識我們的本質，與把生活的一切生靈聯系在一起的絕對原則取得一致；還有，了解上帝。梵語的表達更爲簡練：TatTvamasi(那就是你)。在生存中理解這個道理，以這種超俗的實在指導我們的生活——這就是因信奉傳統智慧而産生的人類發展。”

　　 “所有傳統的智慧大師無一例外地信奉低熵生活的內在價值觀念。佛陀、耶稣、穆罕默德、以色列的先知們和印度大聖們都爲這種樸素的、自甘清貧的、公有的生活起到了表率作用。他們對全社會的教導表達了類似的價值觀念。”

　　 “過去15年裏，美國出現了大量東方宗教實驗活動。今天，50萬以上的美國人是佛教的信徒；有400至500萬人在練習冥想、瑜伽等發源于東方宗教的精神和身體活動。同時，美國也在經曆一場宏偉的福音派新教的複蘇……東方宗教的信徒們，特別是佛教徒們，早就懂得把能量流通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價值。冥想練習是爲著減慢能量耗費。一個人將維持人體生存所需的能量降低到最低限度後，他便到達了涅槃或真理的境界。東方宗教早就宣稱，不必要的個人能量耗費只會增加世界的混亂。根據東方教條，只有同周圍世界融爲一體，才能達到終極真理。這只有同自然的其他部分建立起統一的關系才能做到。(愛因斯坦：“這種宗教意識的來源，是在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作爲一個有意義的整體來經曆時得到的體驗。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種宗教。”——引者注)”

　　 ……

　　 不僅僅是降低技術含量和能量流通，該書顯然還把生命的感悟和解脫放到了重要位置上。這是進行徹底的反省所必然導致的結論。

　　 表達了類似思想傾向的書籍和言論，在當代西方社會並不少見。限于篇幅，我們就不過多引述了。不過，上面的文字已經可以幫助我們看到當代西方新興思潮的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對傳統的機械世界觀和科技迷信的反省和批判，二是生命意識的覺醒以及對東方傳統文化(特別是宗教文化)的推崇。雖然這方面的言論和觀點不盡完善、正確，但卻不容置疑地傳達出這樣一個信息：西洋文明一手遮天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此外，看看基督教人士對時代沖擊的反應和態度，對于我們肯定宗教的價值，特別是增強對佛教的信心，也很有幫助。

　　 從文藝複興以來，基督教就麻煩不斷。由于自身的問題以及距鬥爭漩渦更近，所以它遭受的沖擊也更大。但即便如此，基督教人士仍然沒有輕易屈服，而是十分頑強地展開了抗爭。到目前，已經湧現出新正統神學、新托馬斯主義、現實主義神學、曆史神學、普世神學、文化神學、改革派認識論等許多觀點和流派。

　　 “信仰與理性”是貫穿于宗教哲學史上的基本矛盾，也是所有宗教人士都必須面對的嚴肅問題，圍繞這個核心問題，許多基督教人士進行了深入論述。著名哲學家、心理學家威廉

　　詹姆斯(1842—1912)講道：“形而上學與宗教領域的真理在于，只有當我們有了關于實在的不可言說之感覺，並早已用于支持某個結論，有關同一結論的可言說之理由對我們才是有說服力的。實際上，到這時我們的直覺與理性才合作，才會形成一些偉大的世界性體系，像佛教體系和天主教哲學體系。我們出于沖動的信念在這裏永遠是揭示真理之原初質地的東西，而我們可用詞語明確表達的哲學，只不過是將信仰翻譯成了顯赫的公式。這種非理性的、直覺的信念是我們身上深層的東西，理性的論證則不過是外表的顯示。本能引路，理智只不過是跟隨。如果一個人像我引用的例證那樣，感覺到有個活生生的上帝，那麼，你的批判性論爭不管多麼前所未有過的高深，對轉變他的信念來說均屬徒勞。”

　　 普世神學的巨擘漢斯

　　昆指出，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思想家們曾一再宣告“宗教的終結”，並期待著用科學取代宗教。今天看來，這只是一種設想或推測，不僅沒有得到證實，而且其方法論基礎是對科學或理性的盲目信賴。他通過對“辯證神學”和“自然神學”的反省，特別是對康德哲學的反省，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漢斯認爲，康德哲學留下的啓發在于：拒絕讓純粹理性的矛盾或二律背反進入人的現實存在範圍，這就在信仰證實問題上超越了“純理性”，消除了強製性的論證形式，同時又保留了信仰的內容。但先驗地假定人身上存在著一種冷酷無情的道德法則或絕對命令，又顯得不無牽強，因爲證實信仰問題的出發點，實際應該是“作爲整體的人”。他強調，信仰之選擇是由一些根本問題引起的，像如何理解人和世界，如何理解現實的不確定性，如何認識現實之終極根據、依憑和目標等等。對于這些根本問題，當然可以采取懷疑論或不可知論的態度。但可以肯定，假如一個人不准備“承認上帝”及其信仰的實際結果，那他永遠不會獲得關于上帝的合理知識。也就是說，一個人只有完全面對現實，大膽獻身于終極之根據、依憑和目標，現實才會以其最終的深刻性展示出來；這時盡管還會存在種種不確定性或懷疑，可信仰者卻能從根本上達到並保持一種確定性或信賴，即體驗到信仰上帝的合理性，使之得到理性的證實。通過“外在的理性”不可能先在理性上強行證實上帝的存在，而與之相對的“固有的理性”是指，能證實信仰的那種理性本來就和“信賴上帝的大膽行爲”不可分，即屬于一種“實踐的認識”。在《我爲什麼還是個基督徒》(1986年)——該書顯然針對羅素的《爲什麼我不是基督教徒》(1957)——中，漢斯

　　昆講道：“除了這位上帝以外，再沒有別的上帝了！這位獨一無二的上帝是起先的也是末後的，是猶太人和基督徒所共同崇拜的，也是回教徒所祈求的安拉。這種事實對于大衛營協議及最近謀求中東和平的…

《第四章 不容亵渎的尊嚴 第叁節 學術研究的誤區(6)》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