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常请他作翻译。我这回到壤塘时，健阳活佛去内地办事了，没碰上，有个三十来岁，曾在青海的汉语学校里读到高中毕业的喇嘛，就是前面说到的那个考证壤塘寺历史渊源的多尔吉，当了我的翻译官。
“你是今年来这儿出的家？”我问贺老师。
“是的。当我跟上师表示了自己的决心，想在这里出家修行，上师答应了，他说我有这个因缘，当我九五年头一次来壤塘时，他就知道我今后会来这儿出家。上师把我留下后，对我特别慈悲和照顾。这儿的喇嘛闭关，三年一期，每期有几十人上百人参加，为便于管理和指导，让他们集中在一起修学。他们集体修学的地方，不管怎么说，终年漆黑一片，生活条件卫生条件都比较差一些。上师让我在外面借一件屋子，一个人住，这样，各方面的条件都要好一些。上师还对我说，你虽然来这儿出了家，但你跟这儿土生土长的喇嘛毕竟不同，你的身体今后还会有违缘，我不要求你在这儿一呆三年，等你把觉囊派主要的法学会后，可以回家去依法修持，只要心静，烦恼就少，相信你在城市里修行照样可得成就。”
谈起觉囊派的修法，这位刚出家的政府官员很有他的一番见解。他说：“觉囊派规矩很严，它的密法，除了生起次第对在家者可以教一点，作为觉囊派精华的圆满次第，只传有缘的出家人，对不出家的，一律不传。我曾对他们提出来，这一点能否做点改革？后来，通过进一步的了解和自己的修学，我有点明白了。觉囊派的修法，有它的诀窍，有些东西，在家的人确是不大好学，你修得好好的，回家跟老婆睡一觉，好了，前功尽弃。”
“修三远离，从形式上看，不念咒不念佛，光打坐，好象把禅宗的那一套全拿过来了。但是，从自我修行来说，它比禅宗又更进了一步。从外部，它修气脉明点，从内部，它修佛性，去业障。一个有形，一个无形。真正根基好、下功夫精进修行的人，在三远离的不共加行阶段，就可修成。根基略差的人，若到这一步没达到要求，就象中学阶段基础不扎实，读大学比较吃力，它有补救的措施，这一步一步之间的衔接，非常科学，其目的是保证让你修有所成。比如，一开始修本尊(时轮金刚)时你没达到应有的程度，修三远离时，就会让你达到；如果修三远离时仍未达到，就会通过进一步加修六支瑜伽让你达到。如果你还是达不到，那怎么办？不要紧，最后它还有一个特殊的修法，可让你上去。当然，这种修法有一定的危险性，容易着魔，但在上师身边修，有上师的个别指导和加持，你最终可以修成得果。”
贺老师在这儿说的“三远离”，是觉囊派修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其意思是指身、口、意三者都要远离“戏论”，故称“三远离”。“戏论”，为藏传佛教中的一个专用名词，其大概意思是指的人们日常生活中已习已为常的习惯、习性等等。按觉囊派的规定，修持者一般要剃度出家，而且必须在上师指导下才可修，在此期间，从早到晚都在闭关房里，几乎断绝跟外界的一切往来。
“在这儿修的人，到一定的时候，都会有各种病症表现出来，包括过去生过的病，潜伏在身体里面的病，会跑出来。“贺老师接着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已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些地方气脉不通，练到一定的时候，要打通它，就会有各种症候出现，这类似中医说的“不通则痛，痛则不通。”密宗里将它称为“外魔”，所以，闭关到一定时候，上师会把医生找来，给每个人仔细检查身体，有病的开药吃药。这是很科学的。我回内地，有人问我，你信佛怎么还吃药啊？佛不是很灵的吗？提这种问题完全是对佛的无知。不可否认，有些时候，医药的作用，比你修持要来得快。人要完全靠修持来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必须修到一定阶段才行，从禅宗来讲，相当于三禅的阶段，这可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若真的把全部气脉明点都修通，那就可以脱胎换骨乃至返老还童了。”
贺老师认为，社会上为什么有些人把佛教视为迷信？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懂佛理，不知道佛法为何物。佛教决不只是烧个香磕个头，当然烧香磕头也有它一定的道理；修佛也决不只是修来世，它首先修今世；佛法也并非某些人以为全是虚无飘渺的东西，它有很多确确实实的存在。过去他读《米勒日巴传》，书中的很多描述理解不了，以为是少数民族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现在，结合上师的传法和自己的修行，我才弄懂了。”他笑着说，“米勒日巴修持到后来，他的神通可厉害了。你看，他想飞就能在天上飞嘛！那都是非常真实的事。今日的云登桑布上师，他的神通也很大，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很多都是不可思议的，但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当然，佛教不提倡显神通，上师也不喜欢讲神通。”
我第二次去拜访贺老师时，他的热水瓶里正好还有大半瓶开水，就用他自己的杯子给我沏了杯茶。
对茶叶的品第，我的鉴赏能力还不算太差，尽管水不太烫(海拔三四千米高原上刚烧开的水也达不到摄氏九十度)，茶叶的好坏还吃得出来。我惊讶地发现，这茶叶可不是一般的西湖龙井，绝对属于档次很高的上品，若放在茶叶铺里，大多数茶客都会被它的价格吓得不敢问津的。我说：“这茶叶很好。”
贺老师笑笑：“这是朋友送的，每年都有人送我不少茶叶，这茶叶还可以吧。”
岂止是还可以。我想。他在市政府搞商业工作时，他的生活水准，就象这茶叶一样，何止还可以，肯定是相当可以的吧。现在，居然跑到这青藏高原上的穷乡僻壤来出家了，那可是真正的天壤之别哪。
我跟这位昔日的政府官员，随便谈论起他的过去。
他的过去，应验了我一开始对他的印象，他过去确实搞过多年文艺工作，而且不是外行，怪不得他身上令人感受到一股艺术家的灵秀气。
六十年代，他在Ｗ市的一个文化馆里工作，辅导群众文艺和业余创作，自己也写过一些文艺作品，舞台文学、小说、诗歌、评论等等，都有所涉猎。群众文艺被他搞得如火如荼、热热闹闹，有几位经他辅导而步入文学之门的年轻人，在今天都称得上是享有盛名的专业作家、大报总编了。他在文革前夕写的一个剧本，被省里推举作为中南区的群文作品将参加全国现代革命京剧汇演，带队者乃赫赫有名的***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是也。不过，戏已排好，未等上演，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着陶铸被打倒，他写的这个剧本也被打成“黑剧本”，跟***、周扬的“文艺黑线”挂在一起挨批判，排演这出戏的Ｗ市京剧团导演因不堪忍受迫害而跳了长江大桥。
文革以后，Ｗ市文联几次要调他去担任一定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也许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他对文革中吃的苦头记忆犹新，不愿再吃文艺饭，最后没去，文联的几位领导都很为之惋惜。
因解放后父亲死得早，家境不佳，五十年代中期，他只读到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凭着他的才气和勤奋，一面工作一面自学，先拿到了函授大学中文系的毕业文凭，后来又读了师范夜大，还当过Ｗ大学中文系的旁听生，各科成绩优良，深得师长夸奖。文革以后，他转攻商业，刻苦研修经济理论，又拿到了经济学专业的大专文凭。
他有个哥哥在台湾，是大陆解放前夕跟老蒋过去的，有个姨父也去了海峡那一边，听说还在那里管点事。尽管哥哥和姨父去台时他年纪还小，分手后再无任何联系往来，但因着这层“海外关系”，解放后每次运动一来，他少不得要过一次筛子。文革后对外开放，“海外关系”不象过去那么可怕了，但他也从未想过要从“海外”得到点什么好处。
关于我跟他的谈话，他说只是随便谈谈，没想过要发表出去。你一定要写，随你吧。他现在把绝大部分时间都化在修行上，对世俗的名啊利啊，早已看得很淡很淡，真的，很淡很淡，没什么意思。
目前还没想到什么时候回Ｗ市去。今后？到时候听从上师的安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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