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是“高下失次”。
这一问题涉及到对净土教义的理解，可以说直接关系到净宗行人的根本，即往生的条件。按照魏译本来看，原本三辈往生都是要发菩提心的。魏译本《无量寿经》卷下说：
“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捨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於今世见无量寿佛，应发无上菩提之心，修行功德，愿生彼国。
佛语阿难：其中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多少修善。……
佛语阿难：其下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欲生彼国，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意，乃至十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31)
而王龙舒错误的会集为，中辈往生需要发菩提心，而下辈不需要发菩提心，上辈则不谈要不要发菩提心。王会本《大阿弥陀经》卷下“三辈往生分第四十三”说：
“佛言：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有志心欲生阿弥陀佛刹者，别为三辈。其上辈者，捨家弃欲而作沙门，心无贪慕，持守经戒。行六波罗蜜，修菩萨业。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是人则於梦中见佛及诸菩萨、声闻，其命欲终时，佛与圣众，悉来迎致。即於七宝水池莲华中化生，为不退转地菩萨，智慧威力，神通自在。所居七宝宫宇，在於空中，去佛所为近。是为上辈生者。其中等者，虽不能往作沙门、大修功德，常信受佛语，深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此佛，随方修善，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悬缯然灯，散华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其刹。命欲终时，佛亦现其身光明相好，与诸大众在其人前，即随往生，亦住不退转地。功德智慧，次於上等生者。其下辈生者，不能作诸功德，不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每日十声念佛，愿生其刹。命欲终时，亦梦见此佛，遂得往生。所居七宝宫宇，惟在於地，去佛所为远。功德智慧，又次於中辈生者。”(32)
从两本对照可以看出，王龙舒在发菩提心问题上错得的确太远。莲池大师仅仅指出了问题，但没有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对此，印光大师解释说：
“《无量寿经》中，有三辈。《观无量寿佛经》，有九品。下三品，皆造恶业之人，临终遇善知识开示念佛，而得往生者。王龙舒死执三辈即是九品，此是错误根本。故以下辈作下三品，其错大矣。故上辈不说发菩提心，中辈则有发菩提心，下辈则云不发菩提心。《无量寿经》三辈，通有发菩提心。在王居士意谓下辈罪业深重，何能发菩提心。不思下辈绝无一语云造业事，乃系善人，只可为九品中之中品。硬要将下辈作下品，违经失理，竟成任意改经，其过大矣。在彼意谓，佛定将一切众生摄尽。而不知只摄善类，不及恶类。彼既以善人为恶人，故云不发菩提心。死执下辈即是下品，故将善人认做恶人。不知九品之下三品，临终苦极，一闻佛名，其归命投诚，冀佛垂慈救援之心，其勇奋感激，比临刑望赦之心，深千万倍。虽未言及发菩提心，而其心念之切与诚，实具足菩提心矣。惜王氏不按本经文义，而据《观经》，硬诬蔑善人为恶人，竟以恶人为判断。王氏尚有此失，后人可妄充通家乎。既有无量寿经，何无事生事。王氏之误，莲池大师指出，尚未说其何以如此。今为说其所以，由於死执三辈即九品也。书此一以见会集之难。一以杜后人之妄。魏默深，更不必言矣。胆大心粗，不足为训。”
王龙舒致错的关键，就是把《无量寿经》所说的“三辈”错误地去配《观无量寿经》所说的“九品”，却不知道《无量寿经》“三辈”中的下辈，只相当於《观无量寿经》中的中三品，根本不能机械的理解为上辈就是上三品，中辈就是中三品，下辈就是下三品。会集的结果成了“违经失理，竟成任意改经，其过大矣。”所以印光大师一再告诫：“王氏尚有此失，后人可妄充通家乎。既有《无量寿经》，何无事生事！”
其二：魏承贯及其会集本
(一)魏承贯的生平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早年潜心阳明心学，后从当时的经学大师刘逢禄学《公羊春秋》，注重经世致用之学，曾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曾任江苏东台、兴化等县知县、高邮知州等。晚年退居杭州“寄僧舍”潜心佛学。《清史稿》有传。(33)魏源著作较多，著名的有《古微堂集》、《诗古微》、《书古微》、《老子本义》、《海国图志》等，但其佛学著作仅有《无量寿经》会集本及《阿弥陀经叙》、《观无量寿经叙》、《普贤行愿品叙》、《无量寿经会译叙》、《净土四经总叙》、《疏钞节要》(34)等。
魏源的学佛经历，据其子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称：
“戊子游浙江杭州，晤钱伊庵居士东甫，从闻释典，求出世之要，潜心禅理，博览经藏。延曦润、慈峰两法师，讲《楞严》、《法华》诸大乘。毕，回苏州，闻舟钲，有省。”(35)
道光戊子(道光八年)，即公元1828年，其时魏源35岁，正是他结交贺长龄、陶澍等“留意经济之学”的时候。(36)但这时的魏源，对学佛只是感兴趣而已，虽然号称“有省”，但其实并未作深入的学修。三年后，魏源遭父丧。於孝期之中，魏源研究的不是佛学，而是堪舆。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说：
“辛卯春，以春煦公病亟，乞假定省。七月，春煦公弃养，哀毁骨立，几弗胜丧。茹素三年，笑不见齿。乃究心堪舆之术，穷探极览，不远千里；以牛眠难骤遘，於壬辰冬暂厝於苏州城外之金姬墩。”(37)
壬辰为道光十二年，即公元1832年，魏源此时已39岁了。从魏耆所说“穷探极览，不远千里”可以看出，魏源对堪舆之术达到了沉迷的地步。牛眠吉穴最终找到没有，文献阙如，不敢妄测，但接着，魏源又投身盐法的改革，试行“票盐”制度去了。从这以后，魏源忙於任幕僚(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参加礼部会试(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参加殿试(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并“奉檄权扬州府东台县事”、办理母亲丧事(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奉檄权知扬州府兴化县事”(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尤其是出任高邮州知州(咸丰元年，公元1851)后，操办团练，参与军事，更是一刻不闲。只到咸丰四年(1854)避居兴化后，才得闲“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终日静坐，户不闻声”。(38)
魏源就是在这个时候汇刻《净土四经》的。他在所作《净土四经总叙》中认为，净土宗仅仅重视《阿弥陀经》，是有偏阙的。只有从《无量寿经》中了解法藏比丘“因地愿海之宏深，与果地之圆满”，从《观无量寿经》中了解“极乐世界之庄严，与九品往生之品级”，用《阿弥陀经》所开示之持名一法入手，最后以《普贤行愿品》为归宿。(39)魏源的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后来印光大师刊行《净土五经》，也正是从魏源这里受到的启发。对於《无量寿经》五种原译，魏源没有一本是满意的，所以自己“会译”了一本，时间也是在咸丰四年。到了咸丰六年(1856)的秋天，魏源游杭州，就干脆“寄僧舍，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客至亦不纳。即门生至戚，接二三语，更寂对若忘。”(40)到第二年三月，即在杭州去世，世寿六十四。
(二)魏承贯的会集理由
魏源在汇刻《净土四经》之时，最不满意的就是《无量寿经》的原译。他认为《无量寿经》自古不能列入丛林日课之中，原因就是缺少一个好的译本。他从比较五种原译本的阿弥陀佛大愿入手，阐明自己的观点说：
“夫天亲菩萨《无量寿偈》，已言二十四章，是西域古本如是；故汉、吴二译宗之，为二十四愿。自魏译敷衍加倍，重复沓冗，前后雷同。是以唐译省之，为四十六愿；宋译省之，为三十六愿；是古本不流通，今亦不流通也。”(41)
阿弥陀佛大愿究竟是二十四还是四十八，实在是无从判断的事情。而且，诸佛大愿，原本无量无边，所以《药师经》中，佛说药师琉璃光如来发十二大愿后，紧接着说，“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行菩萨道时，所发大愿，及彼佛土功德庄严，我若一劫，若一劫馀，说不能尽。”(42)又岂只一十二条！所以，译师只能根据梵本，该二十四就二十四，该四十八就四十八，该三十六就三十六，没有笨到一定要勉强捏合会通，弄得怪模怪样。而后之学人，喜欢二十四也好，喜欢四十八也好，都是自己的事情。魏源在阿弥陀佛大愿问题上所讲的几个观点，都有推敲的必要：
壹，魏译本(康僧铠译本)是不是“敷衍加倍，重复沓冗，前后雷同”？
我们将后汉译本、吴译本和魏译本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魏译本共有21愿的内容是后汉译本和吴译本都阙的，(43)其中包括最根本的第十八愿“十念必生愿”。说魏译本“敷衍加倍”，实在是不实之词。至於魏译本是不是“重复沓冗，前后雷同”，那就要看评判的标准了。有的大愿看似相同，其实有异。由於魏源笼统斥责，我们难明所指，自然不好妄加揣测。至於他自己的会集本是不是在大愿部分就完美无缺了？我们下面再谈。
贰， 唐译本(菩提流志译本)究竟是四十八愿还是四十六愿？
唐译本大愿绝大多数以“若我成佛”作开头，仅有四愿以“若我证得无上菩提”(44)、“若我证得无上觉时”(45)、“若我当成佛时”(46)作开头，每条大愿眉目十分清楚，不存在两愿或者数愿相混的情况。点数下来，唐译本清清楚楚就是四十八愿，并不是四十六愿。所以，说“是以唐译省之，为四十六愿”的话，是没有如何根据的。或者魏源当年所见，是什么不同於大藏经的珍本、秘本？
与魏源所说的相反，魏译本和唐译本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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