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人编造，并非从印度翻译而来”的借口。
从上面五点理由来看，印光大师对原译与会集的比较分析，是从整体、长远的角度看问题的。正是从这二点出发，所以印光大师对会集本的反对，不是对人，而是对事。也就是说，印光大师反对的是一切会集佛经的做法，而不是说某人不能会集，某人可以会集。印光大师对於会集本的意见，是完全具有普适性的。
古德译经，由於汉文水平不一，译文水平也不一，这是不争的事实。后出的译本，对前人译本中的问题有一些纠正，也是大可不必惊怪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各译之间的差异，很多并不完全都是翻译水平的问题，往往是底本不同所致。在古代，佛经的底本来源是多渠道的，早期的译经，底本多来自西域，和从印度传来的梵本并不完全相同。即如梁代真谛所传的《俱舍论》，和后来玄奘所传《俱舍论》就有很大差异，有些地方甚至根本就不能会通。究其原因，还是传承不同，底本不同所致，并没有谁是谁非的问题。《无量寿经》的各种译本差异也是如此。在没有核对每种译本依据的底本之前，我们认为谁是谁非，都是没有根据的推测。最典型的例证，就是《阿弥陀经》中“六方证诚”的问题，鸠摩罗什译本是东、南、西、北、下、上等六方诸佛，同证念佛往生之确实。而玄奘译本则多了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变成了“十方证诚”。一般人都认为是鸠摩罗什因中国人喜欢简易，故而作了删节，玄奘所译乃是具足的本子。可是，从现存的梵文本来看，偏偏不是十方，而是六方。(62)那么，到底谁是谁非？能不能据鸠摩罗什译本和现存的梵本来论定乃是玄奘杜撰了另外四方佛证诚的内容？答案只有一个，绝对不能。因为玄奘当年依据的是什么梵本，我们无从获得，那么，我们就不能毫无依据地臆测！所以，印光大师一再强调“翻译经论，皆非聊尔从事。”一再强调过去译经都是经过很多有学有修的大德印证过的，一再强调“岂敢随自心裁，传布佛经。”如果不从整体的观念去看待译本差异，师心自用地批评古译，只能证明自己的胆大与无知。
而且，从佛教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有了一部佛经的会集本，就一定会有第二部佛经的会集本。《阿弥陀经》已经有了夏莲居的会集本，即是明证。那么，谁又能保证不会出现第三部、第四部、第N部佛经的会集本？谁也不可能将“会集”申请专利，又有谁能只许某些人会集而不许其他人会集？那么，印光大师所担忧的开妄改经之端和授辟佛者以柄，当然不是杞人忧天。长此以往，佛经可能面目全非。
印光大师在反对会集本的同时，也肯定了会集本的作用：
“然此经此论(案：指王耕心《弥陀衷论》)，若真修上士观之，亦有大益。以但取其益，而不染其弊。若下士观之，则未得其益，先受其损。以徒效其改经斥古之愆，不法其直捷专精之行耳。观机设教，对证发药。教不契机，与药不对证等耳。敢以一二可取，而遂普令流通，以贻下士之罪愆乎。”
印光大师认为，会集本对上等根基的“真修上士”是有益的，因为会集本“直捷专精”，上士能自己知道取其长、去其短，不会为其流弊所染。但是，如果是下士，由於不知取捨，则会“未得其益，先受其损”。但是，现在的会集本不是向上士弘传而是向下士推广，那么，教契不契机？药对不对证？“敢以一二可取，而遂普令流通，以贻下士之罪愆”，实在不能不令人警惕。
(二)会集佛经源自慧业文人的增上慢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会集佛经，一直是“个人行为”。这种个人行为，反映出会集者对佛教的见地和态度。从王龙舒和魏源在会集佛经时留下的“心路历程”来看，折射出的是慧业文人自以为是的增上慢，甚至是印光大师所说的“改经斥古”的不健康心理。王龙舒在其《大阿弥陀经序》中称：
“又其文或失於太繁，而使人厌观。或失於太严，而丧其本真。或其文适中，而其意则失之。”(63)
又说：
“又有其文碎杂而失统，错乱而不伦者，则用其意以修其辞，删其重以畅其义。其或可疑者，则阙焉而不敢取。若此之类，皆欲订正圣言，发明本旨。使不惑於四种之异，而知其指归也。”(64)
到了魏源，不满意的已经不是译文质量了，对佛所说经文，也往往肆意讥弹甚至诋毁。比如，在五十三佛问题上，魏源在分析各本差异后说：
“且过去古佛，数不胜数。既非经谊所关，故今阙之。”(65)
佛说经时怎么会说些罗罗嗦嗦无关紧要的内容？与阿弥陀佛同样是“万德洪名”的其他佛号，是不是毫无道理的罗列，一定要删而后快？对这一段经文，隋／吉藏在《无量寿经义疏》中道破了佛的密意所在：
“就明缘中，先列过去佛，次正出世自在王佛，藉於此佛闻法，发菩提心，修行成佛，故须由藉。明其缘而不直举世王，而出前五十三佛者，为存两义。一示如来皆照久远之事。二明众人同值多佛出世，然法藏一人能超越而发心修行，以成佛道。明得悟者，宜以局时人。”(66)
原来，佛说五十三佛名，一为说明佛有宿命通，能知道过去极为久远的事情，表佛之大智。二为说明过去众人与法藏比丘一样，都值遇很多佛(多达五十三尊)出世，但仅有法藏比丘一人发心而最终成佛，以此来警策世人，表佛之大悲。这一点对我们的修行同样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说“既非经谊所关”，只能证明自己在佛法上的无知。
《无量寿经》中，释尊称“无量寿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诸佛光明所不能及。”故而有“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炎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这十二种名称。(67)也因此，阿弥陀佛也被称为“十二光佛”。对此，魏源宣称：“无量光下，各本尚有十二种光明佛号，皆摄於“无量”之中，今节去以省重复。”(68)
《无量寿经》后汉本、吴译本和魏译本都有“五恶五痛五烧”一大段文字，隋／吉藏解释说：“佛语弥勒吾语汝等以下，总举三毒之过，敕离过修善。五恶者，一杀、二盗、三邪淫、四妄语、五饮酒。损五戒善，故名恶也。五痛五烧，明其苦果。由恶故烧，由烧故痛。何故但明此五？由世人喜造，故遍彰也。”(69)对此，魏源则宣称：“至此下汉吴魏译，皆有佛告弥勒，劝进往生，及五痛五烧数千言。繁冗复沓，不类佛语。唐宋二译皆无之，今从后二译。”(70)唐宋二译何以没有“五痛五烧”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毕竟另外三本均有，凭什么认定这不是“佛语”？这样的话，已经不是“胆大”，而是谤佛谤法了！
其他如说西方极乐世界中的宝树，“各译皆将每树根柯枝叶花果，与七宝展转互配，演成七段，过於繁悉，无关佛法。”(71)说佛与弥勒问答“胎生”问题的一段话，“且佛与弥勒问答语气，亦太浅近，故不从之。”(72)认为佛说五痛之文当如他删节的那样，其他译本是“后人展转附益，故失其真。”(73)凡此种种，实在举不胜举。这样的话居然出自“菩萨戒优婆塞”之口，真是令人惊诧莫名！
从上面所举之例，不难看出为什么印光大师对魏会本评价那么低了！在三种会集本中，这个本子应该说是最差的一个。黄子超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静平等觉经初印原序》中对魏会本的评价是：“文字简洁，远过龙舒，而率增乖舛之弊，仍复不免。”(74)“率增乖舛”四字考语，真可谓一语中的。黄念祖虽然也指出了魏会本的三大问题，但却坚称魏会本：“其所会集远超王本。王荫福居士赞之为本经八种之冠，亦非过誉。”(75)是不是超过王会本，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原不好强求统一到印光大师的观点之下。但是，一个有着“率增乖舛(随意杜撰经文、违背经义)”问题的会集本，怎么会比仅有差异而没有错误的原译本还好、而成为“本经八种之冠”、竟然还不是“过誉”？这样的是非评判标准，实在令人费解！
(三)个人的修行境界不能代表具足正见
不能否认，王龙舒也好，魏源也好，个人在佛法上是有修持的。魏源的修行达到什么境界，由於阙少文献资料，难知其详。而王龙舒的修行证量，则是大家公认的。前面引王龙舒之传记有云：“一夕厉声念佛，久之，忽曰：“佛来接我也。”屹然立化。”在往生的居士中，能如王龙舒一样站立往生的实在不多。甚至距王龙舒往生近140年后，有人刊刻《龙舒净土文》，刻到第四卷时还感得舍利二颗。(76)是不是说能站立往生就表示他的见地无差、正见具足了呢？当然不是，王龙舒会集本的问题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是不是说会集出的本子有问题，会集者就一定不能往生西方了呢？当然也不是，与王龙舒同时代人的记载也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对这一矛盾，明代就有人提出。莲池大师在《竹窗三笔》“龙舒往生”条中对此回答说：
“或问：居士临终立化，其往生之祥，昭灼如是，而所辑《大阿弥陀经》不免抄前著后，抄后著前，此一失也。又宋景濂谓居士於《金刚经》不用昭明三十二分，无论矣，亦不依天亲、无著所定，而另为品第，此二失也。似於《观经》“读诵大乘”往生正因未协，而立化者何？答：此虽有过，然其平日念佛求生至真至笃，自利利他，功德非细，小疵不足掩其大善。尚有带业往生者，何疑於龙舒？或其品位不能与上上流，则未可知矣。”(77)
莲池大师的解释，可谓切中要害。《观经》所明，五逆十恶尚且可以悔过得生，何况平时能专修净业的人。所以，“证得念佛三昧”也好，烧得出舍利也好，烧不坏念珠也好，都只能证明其修行有证境有感应，而不能证明其见地完全正确、会集本一丝无误。修行与见地的关系，本来如鸟两翼、如车二轮，缺一不可。见地是对修行的指导，修行是对见地的实践，彼此是不能相互取代的。对此，台湾的法藏法师在《无量寿经会集…
《论印光大师评“会集本”》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