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学识、道德都很好的出家人，领导们便以会他肯定能管好庙、搞好对外交流，其实不然，反而引起他既不能从事学术研究也管不好庙的结局。所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用好人才是相互联系的环节，则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虽然人才的成长有其自身的内在因素与规律，但是作为佛学院，有责任与义务加以引导与培养，所以在课程设置必须花很大的功夫。初级佛学院所能提供的便是一种基础的训练与基本的认识，还谈不上一些专门教育。到了中级佛学院，就应该多多注意开设一些寺院管理、外事交流、教务等方面的课程，如清规与丛林制度、佛教经济学、佛教史、佛教与现代社会、宗教政策等。四年制的高级佛学院，除了一般通才的教育以外，则侧重于学术研究人才与弘法教学人才的培养，所以在前两年开设必修课程，后两年则多开一些选修课程，如佛教教育学、佛教心理学、佛教文献学、佛教哲学、佛教逻辑学、演讲与写作技巧、梵文、巴利文、藏文、英语、日语等。其实，真正一位学术研究人才与教学人才，四年的学习远远不够，所以三年的研究生是必须的，在这三年中加强本身专业的训练，还要注意吸收国内外已有的成果，注重语言的学习与运用。
上面这些是我们对佛学院培养专门人才的一些设想，其实引起佛教界对专门人才的重视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弘法教学人才与学术研究人才，这是我们目前佛教界最缺而且急需的人才。对于弘法教学人才的缺乏，佛教界是心理明白但又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状态。全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寺院，这么多的出家人，可是经常讲经、举行讲座的道场有几个呢？能够上台为大众说法的出家人有多少呢？我们的寺院整天忙于经忏佛事、旅游接待等事务，很少举办讲经弘法法会，这样自然不利于弘法人才的培养。同时，佛教界由于自身的底气不足，对海外的法师有种“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偏好，大量复制一些海外法师的音带、录像带等，可是对国内法师的弘法资料熟视无睹，无形中对国内年轻法师的成长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其实，扶持这些年轻法师的成长才是真正的弘法，是我们二十一世纪弘法事业发展的希望。
弘法是一种传统佛教现代阐释的过程，尤其体现佛法契理与契机的宗旨。契理就是要对传统的佛法加以正确的理解，契机就是要适应现代社会的根机，所以要对社会与时代冷静地观察，能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一种清凉剂。所以，弘法人才要对佛法有深刻的信解，还要能通晓一定的世间学问，只有融通世间与出世间才能达到弘法的效果。自古以来，佛教的高僧大德无不是佛、儒、道兼通的大家，对世间学问都有很深的理解与造诣，连世间学者都自叹不如。但是，由于近代社会教育学科分科的精细，再加上出家人本身所受的社会教育的不足，佛教界很难涌现出世间佛法与世间学问兼通的大家。但是，目前佛教界普遍存在着忽视世间学问的倾向。其实，对于出家人来说，拥有深厚的世间学问基础，对于理解佛法、弘扬佛法有着无比的重要作用。尤其在信息化的二十一世纪，如何用适应现代社会的根机而阐释佛法，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环节，就是掌握相当的世间学问，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契理契机地弘扬佛法。
佛教界自从八十年代开始兴办佛学院以来，已经经历了二十年，但是在全国佛学院仍然存在着师资力量普遍缺乏的状态，这对我们佛教教育的发展构成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在建设教师队伍上应该花大力气，将最优秀的学生留下来，给予专业上的继续培养，同时还要加强教育学以及教育心理学的学习，使他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师。同时，佛教界应该建立教师晋升制，社会学校有等级晋升制度激烈年轻的教师继续努力，而佛教界并没有在待遇、称号等方面给予相应的尊重。如果一位在家老师在佛学院任教，他有可能从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并且在待遇方面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而出家的法师则永远享受“法师”称号带给他的“殊荣”，一生为法师，其待遇则变化不大。这种情况会给出家法师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虽然出家人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也体现在这方面的不平等，这样怎么能留住法师从事教育事业呢？所以，建立教师晋升制以激励年轻法师从事教育事业，是在教师队伍建设上的重要举措。
如果说佛教界对弘法教学人才是一种心里明白而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那么对学术研究人才则有着双重矛盾的心理，就是对出家人从事学术研究抱有否定的看法，但是又觉得学术研究有其价值与重要性。所以，佛学院虽然有培养学术研究人才的目标，但是并没有开设必要的课程加以提倡与引导，于是造成了学术研究成为社会学者专利的局面，这样无形中抑制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要改变佛教界目前学术研究薄弱的状态，必须厘清三个观点：第一，佛法的“义解”与学术研究的区别；第二，学术研究对佛教的价值；第三，出家人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如果说佛教学术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印度的论师时代，而中国义学的兴盛则说明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从历代僧传的体例来说，“义解”排在“译经”之后，“习禅”、“明律”之前，可见学术研究在中国佛教的地位及其重视程度。但是，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受到欧美风气的影响，采取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所以，佛法的“义解”与近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具有明显的差异：第一，目标上的不同，学术研究主要偏重于思想理论体系的分析、历史考证，以其本身作为目标；而佛法的“义解”则是通过阐释与探讨而作为修行实践的指导，所以“义解”只是佛法修行的前阶段，而最终是进行实践修证的。第二，在思惟方式上的不同，学术研究是将佛法作为一种对象进行客观化的处理，只能是一种“同情地理解”，而且佛法本身有其不共世间的胜义谛，如佛菩萨的存在、净土、神变等，无法用世间的方式研究其存在性及真实性；佛法的“义解”与佛法之间并无主客之分，“义解”是弘扬佛法的一种手段，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佛法的共世间与不共世间。
虽然佛法的“义解”与学术研究有其差异性，但是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只要能够恰当认识学术的价值及其有限性，学术就能发挥其功能。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佛法有其尊严的地方，学术有其尊重的地方。［11］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往往在佛法的理解上有其优越性。其次，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无形中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认识。最后，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是社会的菁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销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宣达佛教的看法。所以，加强佛教界与学术界的合作，对于推动佛教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佛教界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似乎有所意识，于是花很多钱将知名的教授、学者聚集在一起举行研讨会，或者培养一些研究生。但是，佛教界对本身出家人从事学术研究则看法不一。其实，出家人从事学术研究，有其本身的优越性，出家人对佛教的教义及仪轨方面非常熟悉，在修持方面有所体会，因此在这方面的研究会比社会学者具有优先性。同时，由于出家人身份的特殊性，其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无疑对佛教地位的提高与改善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出家人以其自身的信仰与学识，通过与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也能影响学术界对佛教的理解与看法。在全国这么多的出家人中，总会有一些对学术研究抱有兴趣，所以鼓励与培养学术研究人才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由于目前佛教界在培养学术研究人才力量上的不足，所以许多年轻的出家人纷纷出国留学攻读学位，从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大学里已经出现了不少中国出家人的身影。另外，有极少数出家人进入国内大学继续接受大学教育，这也是僧教育的一种开放式途径。随着佛教的发展，将有更多的出家人涌向大学，但是佛教界目前并没有一种机制对这些人采取更好的措施，反而是任其放流，甚至还加以反对或排斥，这对改变人才流失的现象是非常不利的。虽然出家人进大学读书，其动机与结果不一，或为导正社会而取得认同，争取社会的发言权；或以世间的学位为自己争取名利，以世俗法以有别于同道；或为还俗开辟一条道路，等等。但是，作为教育的一种方式，佛教界必须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因为这些人的成长毕竟会影响到佛教。
四、后语：前进中的僧教育
作为新时代的出家人，有幸得到七年的佛学院教育，这对一位僧青年来说，这是无比重要的一段时光。正因为如此，对于佛学院，对于僧教育，有一种充满报恩与期望的心情。
我们对于现实总是有许多不满的地方，但是应该看到中国佛教在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伟大成就，而这些成就许多便是来自在僧教育上的成功。所以，无论是否曾受过佛学院教育的出家人，都应该有一种“知恩报恩”的心，而不是忿恨不满，因为我们的僧教育是正在前进中的事物。
佛法提供给我们每一位佛弟子是一种清净的智慧。所以，对于僧教育我们应该有一种智慧的眼光，看清现实，改善提高。僧教育作为全佛教界的共同事业，就需要我们每一位佛弟子去关注，去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职、在佛教界具有非常影响力的高德大德，更应该具有非凡的视野与心胸，将佛教教育事业提高到核心的地位。这不是整天说“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是培养人才”，而是真正将我们整个佛教界的的重心转移到教育事业上来，少修一两尊大佛，少建一两个大庙，将真正的“大佛”塑造在每一位人的心中，将正法永驻人间。否则的话，“培养人才”可能是“第四”了。
从每一位出家人来说，尤其是年轻一位的出家人，我们是幸运的一代，我们恰逢中国佛教在隋唐之后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所以，我们应该自庆，要自尊、自重、自信，尽管现实有多么的不圆满，但是我们有仍然许多希望，因为我们年轻。正因为我们是站在新世纪平台上的年轻出家人，所以有种不可推脱的责任与义务，让佛法在新世纪发扬光大。虽然我们所受的僧教育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可以让后来者受到更好的教育，将自己的身心奉献给佛教，奉献僧教育事业，“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薪火相继，慧灯长明，佛法永住，世界和平。
2001／5／17 圣凯于南京大学哲学系
注 释：
01、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中国佛教协会编印《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1993年，第7页。
02、江灿腾先生将清代佛教衰败的原因归结为这三条原因，见《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241页。
03、“庙产兴学”的经过，牧田谛亮先生的论文〈清末以来的庙产兴学与佛教教团〉进行详细的分析，收到《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年，第341－382页。
04、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1996年第2次印刷，第288页。
05、拙文〈佛教与心灵环保〉，《法音》2000年第5期，第6页。
06、学诚法师〈漫谈佛教人才建设〉对佛学院存在问题有详细地叙述，《法音》1999年第10期，第8页。
07、净因法师〈从对传统办学指导思想之反思谈佛教教育的未来〉，《法音》2000年第4期，第16页。
08、拙文〈现代僧伽禅修教育刍议〉对禅修教育的重要性、原则、方法都有详细的分析，台湾《佛藏》第13期，1999年，第20－25页。
09、界诠法师〈住持佛教其责在僧〉，《闽南佛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第8页。
10、这些培养目标都是来自各地佛学院的“招生简章”，全国各地佛学院在今年几乎都同时招生，这是佛教教育兴盛的象征。
11、惠空法师〈僧伽良知与使命〉，台湾《佛藏》第11期“首届两岸禅学研讨会特刊系列二”，1999年，第17页。
《二十一世纪僧教育构想》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