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學識、道德都很好的出家人，領導們便以會他肯定能管好廟、搞好對外交流，其實不然，反而引起他既不能從事學術研究也管不好廟的結局。所以，發現人才、培養人才、用好人才是相互聯系的環節，則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
雖然人才的成長有其自身的內在因素與規律，但是作爲佛學院，有責任與義務加以引導與培養，所以在課程設置必須花很大的功夫。初級佛學院所能提供的便是一種基礎的訓練與基本的認識，還談不上一些專門教育。到了中級佛學院，就應該多多注意開設一些寺院管理、外事交流、教務等方面的課程，如清規與叢林製度、佛教經濟學、佛教史、佛教與現代社會、宗教政策等。四年製的高級佛學院，除了一般通才的教育以外，則側重于學術研究人才與弘法教學人才的培養，所以在前兩年開設必修課程，後兩年則多開一些選修課程，如佛教教育學、佛教心理學、佛教文獻學、佛教哲學、佛教邏輯學、演講與寫作技巧、梵文、巴利文、藏文、英語、日語等。其實，真正一位學術研究人才與教學人才，四年的學習遠遠不夠，所以叁年的研究生是必須的，在這叁年中加強本身專業的訓練，還要注意吸收國內外已有的成果，注重語言的學習與運用。
上面這些是我們對佛學院培養專門人才的一些設想，其實引起佛教界對專門人才的重視才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尤其是弘法教學人才與學術研究人才，這是我們目前佛教界最缺而且急需的人才。對于弘法教學人才的缺乏，佛教界是心理明白但又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狀態。全中國這麼大的地方、這麼多的寺院，這麼多的出家人，可是經常講經、舉行講座的道場有幾個呢？能夠上臺爲大衆說法的出家人有多少呢？我們的寺院整天忙于經忏佛事、旅遊接待等事務，很少舉辦講經弘法法會，這樣自然不利于弘法人才的培養。同時，佛教界由于自身的底氣不足，對海外的法師有種“外來和尚會念經”的偏好，大量複製一些海外法師的音帶、錄像帶等，可是對國內法師的弘法資料熟視無睹，無形中對國內年輕法師的成長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其實，扶持這些年輕法師的成長才是真正的弘法，是我們二十一世紀弘法事業發展的希望。
弘法是一種傳統佛教現代闡釋的過程，尤其體現佛法契理與契機的宗旨。契理就是要對傳統的佛法加以正確的理解，契機就是要適應現代社會的根機，所以要對社會與時代冷靜地觀察，能夠爲社會的發展提供一種清涼劑。所以，弘法人才要對佛法有深刻的信解，還要能通曉一定的世間學問，只有融通世間與出世間才能達到弘法的效果。自古以來，佛教的高僧大德無不是佛、儒、道兼通的大家，對世間學問都有很深的理解與造詣，連世間學者都自歎不如。但是，由于近代社會教育學科分科的精細，再加上出家人本身所受的社會教育的不足，佛教界很難湧現出世間佛法與世間學問兼通的大家。但是，目前佛教界普遍存在著忽視世間學問的傾向。其實，對于出家人來說，擁有深厚的世間學問基礎，對于理解佛法、弘揚佛法有著無比的重要作用。尤其在信息化的二十一世紀，如何用適應現代社會的根機而闡釋佛法，已經成爲至關重要的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環節，就是掌握相當的世間學問，如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知識，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契理契機地弘揚佛法。
佛教界自從八十年代開始興辦佛學院以來，已經經曆了二十年，但是在全國佛學院仍然存在著師資力量普遍缺乏的狀態，這對我們佛教教育的發展構成很大的困難。所以，我們在建設教師隊伍上應該花大力氣，將最優秀的學生留下來，給予專業上的繼續培養，同時還要加強教育學以及教育心理學的學習，使他真正成爲一名合格的老師。同時，佛教界應該建立教師晉升製，社會學校有等級晉升製度激烈年輕的教師繼續努力，而佛教界並沒有在待遇、稱號等方面給予相應的尊重。如果一位在家老師在佛學院任教，他有可能從講師、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並且在待遇方面發生一些相應的變化；而出家的法師則永遠享受“法師”稱號帶給他的“殊榮”，一生爲法師，其待遇則變化不大。這種情況會給出家法師一種什麼樣的心情？雖然出家人不需要這些東西，但是也體現在這方面的不平等，這樣怎麼能留住法師從事教育事業呢？所以，建立教師晉升製以激勵年輕法師從事教育事業，是在教師隊伍建設上的重要舉措。
如果說佛教界對弘法教學人才是一種心裏明白而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那麼對學術研究人才則有著雙重矛盾的心理，就是對出家人從事學術研究抱有否定的看法，但是又覺得學術研究有其價值與重要性。所以，佛學院雖然有培養學術研究人才的目標，但是並沒有開設必要的課程加以提倡與引導，于是造成了學術研究成爲社會學者專利的局面，這樣無形中抑製了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因此，要改變佛教界目前學術研究薄弱的狀態，必須厘清叁個觀點：第一，佛法的“義解”與學術研究的區別；第二，學術研究對佛教的價值；第叁，出家人從事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意義。
如果說佛教學術研究的曆史，可以追溯到印度的論師時代，而中國義學的興盛則說明中國佛教學術研究的優良傳統。從曆代僧傳的體例來說，“義解”排在“譯經”之後，“習禅”、“明律”之前，可見學術研究在中國佛教的地位及其重視程度。但是，近代佛教學術研究的發展受到歐美風氣的影響，采取文獻學、考據學、思想史、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方法，對佛教進行理性地分析。所以，佛法的“義解”與近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具有明顯的差異：第一，目標上的不同，學術研究主要偏重于思想理論體系的分析、曆史考證，以其本身作爲目標；而佛法的“義解”則是通過闡釋與探討而作爲修行實踐的指導，所以“義解”只是佛法修行的前階段，而最終是進行實踐修證的。第二，在思惟方式上的不同，學術研究是將佛法作爲一種對象進行客觀化的處理，只能是一種“同情地理解”，而且佛法本身有其不共世間的勝義谛，如佛菩薩的存在、淨土、神變等，無法用世間的方式研究其存在性及真實性；佛法的“義解”與佛法之間並無主客之分，“義解”是弘揚佛法的一種手段，能夠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佛法的共世間與不共世間。
雖然佛法的“義解”與學術研究有其差異性，但是學術研究作爲一種工具，只要能夠恰當認識學術的價值及其有限性，學術就能發揮其功能。所以，我們必須認識到佛法有其尊嚴的地方，學術有其尊重的地方。［11］學術研究利用各種先進的研究方法，通過對各種文獻的比較研究，不斷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資料，往往在佛法的理解上有其優越性。其次，通過學術研究，使佛教的思想體系與曆史發展脈絡更加清楚，無形中提高了人們對佛法的認識。最後，從事學術研究的社會學者本身是社會的菁英，對社會了解非常透徹，其思想觀點往往能夠補充僧界的不足；同時，他們作爲佛教界與社會溝通的橋梁，銷融轉化佛教的思想，向社會宣達佛教的看法。所以，加強佛教界與學術界的合作，對于推動佛教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目前佛教界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似乎有所意識，于是花很多錢將知名的教授、學者聚集在一起舉行研討會，或者培養一些研究生。但是，佛教界對本身出家人從事學術研究則看法不一。其實，出家人從事學術研究，有其本身的優越性，出家人對佛教的教義及儀軌方面非常熟悉，在修持方面有所體會，因此在這方面的研究會比社會學者具有優先性。同時，由于出家人身份的特殊性，其在學術研究上的成就，無疑對佛教地位的提高與改善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出家人以其自身的信仰與學識，通過與學術界的對話與交流，也能影響學術界對佛教的理解與看法。在全國這麼多的出家人中，總會有一些對學術研究抱有興趣，所以鼓勵與培養學術研究人才已經成爲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由于目前佛教界在培養學術研究人才力量上的不足，所以許多年輕的出家人紛紛出國留學攻讀學位，從八十年代以來，世界各地的大學裏已經出現了不少中國出家人的身影。另外，有極少數出家人進入國內大學繼續接受大學教育，這也是僧教育的一種開放式途徑。隨著佛教的發展，將有更多的出家人湧向大學，但是佛教界目前並沒有一種機製對這些人采取更好的措施，反而是任其放流，甚至還加以反對或排斥，這對改變人才流失的現象是非常不利的。雖然出家人進大學讀書，其動機與結果不一，或爲導正社會而取得認同，爭取社會的發言權；或以世間的學位爲自己爭取名利，以世俗法以有別于同道；或爲還俗開辟一條道路，等等。但是，作爲教育的一種方式，佛教界必須給予更多的關注與支持，因爲這些人的成長畢竟會影響到佛教。
四、後語：前進中的僧教育
作爲新時代的出家人，有幸得到七年的佛學院教育，這對一位僧青年來說，這是無比重要的一段時光。正因爲如此，對于佛學院，對于僧教育，有一種充滿報恩與期望的心情。
我們對于現實總是有許多不滿的地方，但是應該看到中國佛教在改革開放後二十年的偉大成就，而這些成就許多便是來自在僧教育上的成功。所以，無論是否曾受過佛學院教育的出家人，都應該有一種“知恩報恩”的心，而不是忿恨不滿，因爲我們的僧教育是正在前進中的事物。
佛法提供給我們每一位佛弟子是一種清淨的智慧。所以，對于僧教育我們應該有一種智慧的眼光，看清現實，改善提高。僧教育作爲全佛教界的共同事業，就需要我們每一位佛弟子去關注，去貢獻自己的智慧與力量。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職、在佛教界具有非常影響力的高德大德，更應該具有非凡的視野與心胸，將佛教教育事業提高到核心的地位。這不是整天說“第一是培養人才，第二是培養人才，第叁是培養人才”，而是真正將我們整個佛教界的的重心轉移到教育事業上來，少修一兩尊大佛，少建一兩個大廟，將真正的“大佛”塑造在每一位人的心中，將正法永駐人間。否則的話，“培養人才”可能是“第四”了。
從每一位出家人來說，尤其是年輕一位的出家人，我們是幸運的一代，我們恰逢中國佛教在隋唐之後的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所以，我們應該自慶，要自尊、自重、自信，盡管現實有多麼的不圓滿，但是我們有仍然許多希望，因爲我們年輕。正因爲我們是站在新世紀平臺上的年輕出家人，所以有種不可推脫的責任與義務，讓佛法在新世紀發揚光大。雖然我們所受的僧教育不是最好的，但是我們可以讓後來者受到更好的教育，將自己的身心奉獻給佛教，奉獻僧教育事業，“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薪火相繼，慧燈長明，佛法永住，世界和平。
2001／5／17 聖凱于南京大學哲學系
注 釋：
01、趙樸初〈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中國佛教協會編印《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四十周年紀念文集》，1993年，第7頁。
02、江燦騰先生將清代佛教衰敗的原因歸結爲這叁條原因，見《明清民國佛教思想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241頁。
03、“廟産興學”的經過，牧田谛亮先生的論文〈清末以來的廟産興學與佛教教團〉進行詳細的分析，收到《中國近世佛教史研究》，臺北華宇出版社，1985年，第341－382頁。
04、鄧子美《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版1996年第2次印刷，第288頁。
05、拙文〈佛教與心靈環保〉，《法音》2000年第5期，第6頁。
06、學誠法師〈漫談佛教人才建設〉對佛學院存在問題有詳細地敘述，《法音》1999年第10期，第8頁。
07、淨因法師〈從對傳統辦學指導思想之反思談佛教教育的未來〉，《法音》2000年第4期，第16頁。
08、拙文〈現代僧伽禅修教育刍議〉對禅修教育的重要性、原則、方法都有詳細的分析，臺灣《佛藏》第13期，1999年，第20－25頁。
09、界诠法師〈住持佛教其責在僧〉，《閩南佛學院學報》1997年第2期，第8頁。
10、這些培養目標都是來自各地佛學院的“招生簡章”，全國各地佛學院在今年幾乎都同時招生，這是佛教教育興盛的象征。
11、惠空法師〈僧伽良知與使命〉，臺灣《佛藏》第11期“首屆兩岸禅學研討會特刊系列二”，1999年，第17頁。
《二十一世紀僧教育構想》全文閱讀結束。